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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见教，深为欢迎。惜本副刊限于篇幅，又非史学专刊，不能备录尊函，仅摘其要于右（愿于此附告读者，凡与本刊有所讨论文字，愈简要愈佳）。
所质各点，具答如次：
前评中所举各证据，其要旨在推翻顾君九州观念起源于战国之说。来示中论证据效力之强弱一节，似于作者之意犹未深瞭。作者非据《商颂》、齐钟辄信汤时已奄有九州，谓至迟春秋中叶已有九州之观念耳。就此点而论，则《商颂》、齐钟可“完全依以作证”。譬如今谓某有力者已奄有二十二省，此言或属虚妄，然使今时无二十二省之观念，则决不能作此语。有时虽小说中言亦可为坚强之史证，即此理也。
来示所谓“实际的划分”与“假设的划分”未有定义，不知其差别何在，岂所谓实际的划分即某州为某处，有地可指，而假设的划分即泛指天下而言耶？若然，则后一假设实不当取，其故如下。
第一，三九虚数之说并非普遍之原则。若然，则历史上不许有三九之真数，有是理乎？且三九之用为虚数，只限于不可明定之数目或不可确知数目之事。若国境之划分，人所共悉，何取虚设？例如孟子言“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岂得以其数为九，遂虚之乎？
第二，战国时之九州，即如顾君所示者，亦并非泛言天下之虚数，乃有地可指者。作者非谓执战国时之情形便可断定春秋时之情形，然吾人须知：（1）《禹贡》中明示九州之名称与疆域；《禹贡》所记虽非实事，然吾人不能证明其必为战国以后人伪作。（2）即假定《禹贡》为战国人伪作，谓九州之名称与疆域始见于现存战国之书籍，然吾人不能遂断定战国以前无九州之名称与疆域也。（3）吾人更须注意史事之连续；谓九州在春秋时犹为泛指天下之虚数，至战国而忽变为有所指之地名，与谓其始终一贯，二者之可能性孰大，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至前评中所指《左传》哀公四年之文，原为旁佐，非据为典要，来示所言极当。
以上答复尊说竟。承附询二刊物出售之处，兹录于后。
（一）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行处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出版部。
（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年报》即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行处上海黄浦滩别发洋行，英名Kelly and Walsh，Lty.
附：
关于“九州”之讨论
颉刚按，自本刊将《秦汉统一之由来及战国时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登出以后，承张荫麟先生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中驳诘。苦于事冗，无法作答。嗣承友人陈彬龢先生来函，将本年三月十九日《大公报》剪寄，悉有于鹤年先生读张先生文后，讨论九州问题，《文学副刊》又答复之，讨论加密，至为欣快。因将此两文转载于此。关于此问题，颉刚有无数话要说，只是时间不许我，非常怅恨。一俟有暇，当即草长文也。十七年四月廿七日记。
颉刚又案，于先生一文为《文学副刊》所删节，甚为可惜。希望于先生把原稿寄给我们，再在本刊上登一次。《文学副刊》非史学专刊，希望以后张先生和于先生的讨论文字，统统寄给我们发表。
于鹤年君致《大公报·文学副刊》函（节录）
大报《文学副刊》第八期《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一文，对于顾颉刚君之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之说有所批评，殊为史学研究上有兴趣之事。文中之所驳议，间有鄙意未敢十分赞同者。
顾君谓，“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驳议以为，“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并举齐侯镈钟及《商颂》《左传》《国语》之文六项以为之证。吾人所应注意者，顾君主张九州乃“一种假设”，而驳议中所谓“九州之划分”为实际的划分，抑为假设的划分，未曾显言。如为后者，以下不佞所言自成辞费；如为前者，则不得惮烦而不讨论之也。
立说贵有证据，而证据之本身亦应考查其效力之强弱。齐侯镈钟及《商颂》皆所谓歌功颂德之文字，以夸张为其特色者也。使其所述尽属事实，则“在帝所”“受天命”“古帝命武汤”云云，岂非不可思议之奇迹欤？其表面所示不能完全依以作证，不待言矣。至于文中所举六证，充其量亦仅能证明战国时代以前曾有九州之传说而已，绝不足以积极的证明战国时代以前确有划分明白（所谓明白，不必如今日地图之所示）之九州之存在也。盖果有划分明白之九州，则必有其名称与疆域。若能如此证明（虽不必完全，即仅有一部分亦可），吾人亦何尝不欲欣然接受。奈所能知者只为纪功之钟铭与“美盛德”之乐歌中之“九州”与“九有”二空洞名辞（《左传》与《国语》之文，因原作者不坚持，故不论），别无更为详明之证据。纵愿为积极的承认，岂不畏武断之讥乎？
“咸有九州”“奄有九有”“九有有截”之九州、九有，与“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之四海，依文辞的解释，有相似的意义。四海乃古人对于世界界限之虚拟，假设四方皆有大海，为世界之界限；因此假设，遂称四海所围绕之土地为四海之内，或即曰四海：此理之或然者也。至于九州、九有之意义，不佞以为或亦如是。古人对于数量之表示极不明确。古书言三、言九、言百、言千、言万之处甚多，而实际不必恰如所言，汪容甫《释三九》之文可参观也。吾人若就四海之例以解说九州、九有，谓九州、九有与四海之意无殊，皆泛指天下而言（其所以为九者乃因四方四隅加中央共成为九之故），谓“咸有九州”“奄有九有”即为“肇域彼四海”，在文义上亦不为费解。（“九有有截”，虽朱熹集传释为“天下截然归商矣”，与“四海未假”之意相似，然不十分符合。）凡此，皆不佞个人妄见臆测，不敢以为必然，应俟他日详考之。
原文曾引《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按应作致）九州之戎”一条，实不能称为证据。盖九州之戎乃戎之一种，九州乃其别称，与所欲证之九州毫无关系。必欲强释此九州即彼九州，惟有假设九州之戎彼时虽居阴地，而其前固曾散处九州，因此以所居故地为其称号，名曰九州之戎。是或亦事实上所能有者，然如何以证其必如此哉？
原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
注释
[1] 本函和于鹤年原函首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期，1928年3月19日；后以“关于‘九州’之讨论”为题，转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并附有顾颉刚之按语。今据后者录入，于鹤年函和顾氏按语列于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