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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了一代名臣的曾氏家族，是中国六大世家之一，曾氏先祖曾子是孔子最有建树的门生之一。曾国藩是这位宗圣的70世孙，而他的直系祖辈则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但因隶属曾氏宗族，所以曾家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为承继先祖的学士遗风，曾家让子孙读书应考，以保不辱没书香门第的名声。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读书也算勤勉，却屡试不中，考到最后，终于和自己的大儿子在同一年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科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降生在这个贫寒之家，据说他出生时伴有异兆。他4岁开始读书，8岁前已读过五经，并开始学写文章。5年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与欧阳氏定亲，等两人年长些便可完婚。
1826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府试，名列第7。1832年，他参加院试，虽说成绩尚好，却还是落榜了。1833年，他和父亲都考中了秀才，到这一年为止，他的父亲已经考了17次了。次年，曾国藩赴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并于同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然而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会试，均未考中。1836年，他借了些盘缠，开始游历江浙。身为举人，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满足。游历途中，他看到一套书，认为极好，便用借来的100两银子将这套书买了下来。他带着这套书回到家乡，仔细研读了1年多，准备第3次赶考。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山东嘉祥县）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838年初，又苦读了一年的曾国藩动身赴京。那时他手头已十分拮据，只得借了32吊钱作为盘缠，到京城时已经花得只剩3吊了。那时候，从他的家乡到京城，可谓长路漫漫，水路陆路加起来要走上一个月，一般来说，这段路40两银子是少不了的。这一次，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随后又通过了殿试。6月23日，他进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终于可以入朝为官了，他效忠清朝的生涯就此开始。不过他的应考生涯却还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内还有选拔考试，以确定不同的等级。曾国藩回乡小住几日后就返回了京城。他工作勤勉，在翰林院内步步升迁，同时在京城担任一些较低的职位。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过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时常吟诗作赋，畅所欲言。曾国藩俸禄不多，常常入不敷出，详情我们并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1842年间他租住的宅子每月的租金是15吊钱。他把自己的所得慷慨地与家人分享，或是资助京城里贫困的湖南老乡。他时间充裕，正好用来埋头苦读，因此官运倒也亨通。1843年，翰詹大考在圆明园举行，考试由道光帝亲自主持。参考的翰林共有123位，曾国藩的成绩排名第6，位列2等，于是，他得以在翰林院内升任较高的职务。在家书中，曾国藩告诉父母，在清朝，得此荣耀的湖南人里，他是第3个。
同一年，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和次年，他又获得了加衔，并在宫中担任职务。加官晋爵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就连他在成都任考官时所得的1000两银子的酬金，也全部被用来资助穷亲戚了。1842年一整年，他的开销高达600两白银，其他年份应该也差不多。在四川任职期间，最让曾国藩厌烦的就是交际，他常常抱怨，除了当考官，还有不少应酬，四川湖南两省前来向他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举子来向他借钱，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都需要婉言款待；此外请酒拜客也是常有的事。此前很久，曾国藩就曾表示自己十分反感京城的应酬活动，但那时他还比较自由，不愿参与的他可以不参与，并且可以只结交那些能帮助自己修身处世的人，而不必为了沽名钓誉而去攀附权贵。然而成都应酬频繁，还不能推辞，再加上蜀地天热，他又身体不适，因此更觉得烦不胜烦。
△现存法国的圆明园写真画。
1847年，曾国藩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考，通过这次考试，他成功进入了内阁。自清朝建国以来，除了曾国藩外，整个湖南省没有任何人能在37岁时就进入内阁，放眼全国，近年来能在10年之内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也只有区区2人。他还被授予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皇太后和道光帝先后崩逝，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为丧仪奔忙，并因此受到朝廷赏赐，上下三代共享此殊荣。
曾国藩很快从礼部调任，六部之中，每个部的侍郎他都担任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朝廷接到消息后，问罪于乌兰泰和赛尚阿，命曾国藩与刑部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二人。曾国藩认为军务关系重大，奏请朝廷严惩，却被咸丰帝驳回，或许是因为当时优秀将领奇缺，皇帝事从权宜才做此决定。但这件事说明，这个日后将重整军队、平定叛乱的人，在性格上有其刚直的一面。
为官数年，曾国藩一直想回家探亲，但一来他囊中羞涩，二来他也不愿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虽说家里有人入京来探望过他，他的弟弟曾国荃还在京城与他住了一些时日，但他还是想回趟乡下，见见亲友，图几天清净。1852年7月，他终于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江西主考官，还给了他60天的探亲假期。然而从京城赶赴江西的途中，他却接到了噩耗，他的母亲已于7月28日去世。于是根据当时的习俗，曾国藩应放弃官职，回乡丁忧。于是他改道前往湖南，决定回家为母亲守丧27个月。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太平军正攻打长沙，且已僵持了一段时日。于是他绕道而行，从湘阴上岸，取道宁乡，于10月6日抵达老家。在他丁忧期间，太平军撤离长沙，沿江而下往江宁去了。
我们应该还记得，到此时为止，朝廷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取得的。而当时已被革职的赛尚阿是第一个意识乡勇的重要性，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勇军的人。长沙一役，江忠源率2000乡勇迎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他规模相当的军队。太平军撤离后不久，湘地便盗匪蜂起，湖南巡抚对此乱局已才穷智尽，无力应付。除了江忠源率领的2000勇军，罗泽南和王鑫手下还有1000多民兵。江忠源在宝庆成功镇压了一次土匪叛乱，此后人们便把剿匪的希望寄托在乡勇身上。曾国藩本人对这些民兵的价值也十分首肯，认为他们足以维护村县的秩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太平天国洗脑，抛弃了儒学传统的太平军，他并不确定乡勇能否应付。
年底，湖南巡抚接到谕令，命他传咸丰帝旨意给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令其帮同从湖南乡民中招募民兵，并主办团练。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但他不想受命，认为自己应在籍守制直至期满。然而国难当头，他又当临危受命，守制之事是暂可放在一旁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清朝贵族们的阻挠，而他恰恰又必须向他们求助。他自己认为，一旦接受谕令，成功的把握只有二成，失败的可能性倒有八成。好在他还听得进劝说。有几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朋友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就在此时，武昌陷落、大局动荡的消息传来，也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月26日，曾国藩动身去见湖南巡抚。他想先用新军镇压当地土匪，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事关紧急，曾国藩很快便走马上任。1月31日，他向朝廷呈递了奏折，陈说自己的计划。他见湖南受太平军威胁，防御兵力又很弱，便提出在长沙建大营，本省所有的州县设立募勇处。已加入乡勇，接受过训练的民兵可直接入伍，送往长沙集训，然后再派驻省内各地镇压盗匪。但是，就在这同一份奏疏中，他再次请咸丰帝恩准他回乡丁忧直至期满。
罗泽南率领他手下3个营的勇军来到长沙，成了曾国藩所组建的新军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遵守。曾国藩对军纪严明与否一向非常看重，因此，他制定的制度非常严格，他不希望看到新军变得和朝廷军队一样散漫。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国虞率1万多叛军在浏阳起义，但被江忠源的楚勇一举击溃，曾国藩的新军士气因此高涨。
很快，让新军小试牛刀的机会来了。3月1日，长沙接到消息，太平军在耒阳和常宁会师，嘉禾也受到威胁。800名楚勇和湘勇被派去镇压，结果他们在衡山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太平军。
可想而知，朝廷军队的将领们对新军必然有所抵触，而需要给新军拨款维持其正常开销的文官们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这支军队对于朝廷的价值不言而喻。3月12日，湖南总督和巡抚接到谕令，要求他们设立征募点，继续招兵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并确保储备充足以维持正常开销。
但是曾国藩很快遇到了新的难题。太平军进攻后没多久，各地都出现了盗匪，急需民兵保卫乡里免遭抢掠，然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成百成千的民兵被招募去外省打仗，百姓当然会对征兵怀有敌意。盗匪们在各个村县横行霸道，如果不将其剿灭，就很难说服乡勇官兵们放着湖南不管，而跑去管别的地方。
△湘军水师。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另一方面的压力，朝廷一直在催他加紧练兵，然后将派这些人去对付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军已经对清政府存亡构成威胁。曾国藩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置地方于不顾，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他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3月24日，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称先剿灭湖南盗匪才是明智之举，且势在必行。当时各地会党众多，天地会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或在湖南以太平军的名义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有不少名称古怪的会党。这些社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帮派，他们躲进深山，成为亡命之徒，湘东南和湘西南地区尤为严重。官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帮派的存在，但他们不敢镇压，因为这些帮派长期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变得很难对付了。各个帮会的目的有所不同，有些是为宗教信仰，有些是为兄弟结拜，还有些纯粹是为了做强盗。
这些为祸一方的组织近来又有新的力量注入，因为当时有许多逃兵没钱回家，又不能重回军营，只能到处流窜。长年存在的流民问题和贫困问题在那段时间极度恶化，导致流浪人口激增。对付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倾全军之力去平息一个县的动乱，直到这个县恢复秩序，整个部队再转移到另一个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恢复安宁，军队也才能放心离开。针对盗匪流窜的问题，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所犯案情情节的轻重来判定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出的要彻底清剿盗匪的想法，咸丰帝给了肯定的答复。违法作乱者之中，一部分在案发当地就被惩处，另外很大的一部分都通过曾国藩的审案局被绳之以法。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时候江忠源和他的部队正在赶往南昌的途中，他要赶去增援，把太平军挡在湖南的大门之外。行军途中，江忠源抽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歼灭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集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之力，造出数百战船，并从广东和福建调数千人来驾驶。这几个长江沿岸的省份平定后，便可攻打江宁、扬州和镇江，从而迅速剿灭太平军。江忠源的提议很好，因为如果先前长江水师具备足够兵力，太平军是不可能到得了江宁的，况且当时水道完全在朝廷军队掌控之下，水路必然畅通无阻。但曾国藩对这个建议没作出什么回应，因为当时他兴办团练必须求快，而新建水师会耽误时间。
然而，虽未答复江忠源，但曾国藩还是仔细权衡了他的建议。采纳建议确实会耽误时间，但如果这个建议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就算耽搁也无妨，毕竟前期准备不充分，结局只会一败涂地。况且就算只组建陆军，要等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将湖南的叛军盗匪驱逐出去，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组建一支小型的水师也要不了太久。江忠源在了解了太平军的实力后，又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能从水路来去自由，朝廷军就不可能一直占着先机，所以，组建水师势在必行。
第一个方案是从海路把广东的大型战舰调到长江，同时将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东梧州沿内河调往长江，中间会经过短距离的陆地运输，到湘江再重新走水路，最终与大型战舰汇合。曾国藩和湖南巡抚曾共同将这个方案上奏咸丰帝。
皇帝还没发表意见，麻烦就出现了，新军和官军起了冲突，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8月17日，湘军与提督手下的部队发生斗殴，曾国藩责罚了这些民兵，但在9月6日，两个部队间又发生了第2次冲突，这一次，曾国藩请提督按军法处置，提督并没有照做，而两天之后，涉事的官军部队袭击了塔齐布，要不是躲到了屋后的草丛里，他几乎性命难保。官军一把火烧了塔齐布的住所，竟然还转过头来袭击曾国藩。巡抚听到消息后，车轿都来不及让人准备，便直接跑着去了现场，经他一番劝说，官军这才收手。
此事发生之前，曾国藩就想过要到别处去训练湘军，袭击事件一出，他干脆将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把大营迁到了衡州，又将新军派往湖南东部和南部边界各镇，既可对付盗匪，又可防止太平军从江西入侵湖南。
9月15日，曾国藩上书解释迁营缘由。他说因为盗匪肆虐，新军必须去维护治安，因此他把新军调离长沙，派往受盗匪骚扰的地区。此外，太平军还有可能从江西向湖南进军，路线有4条————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平江，平江与江西北部战略重镇义宁相邻；第二条路线是通过茶陵、攸县，这两个县可连接江西吉安；第三条路线取道瑞州，从地处湖南中部的浏阳进入；第四条路线经袁州和萍乡到达醴陵。曾国藩没有派兵去平江，因为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其他几个地点都已派兵把守，以他手上有限的兵力精心布防，而衡州大营则可运筹帷幄。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参官军和朝廷将领一本，有人说这是他宽宏大量，但反对他的人说这是他谨小慎微。
太平军迅速向北方和长江上游方向扩张，江西湖北已被收入囊中。咸丰帝的谕令一道接着一道，催曾国藩赶紧出手。接了几道谕令后，曾国藩呈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上去，说自己打算组建水师，已经从广东调了几艘战舰过来，衡州也正赶造能够装载千斤火炮的战船。皇帝在朱批中答复道，安徽陷落，太平军正溯江而上，因此责令曾国藩加紧出兵，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只好又拟了一道奏折，逐条陈明无法加紧发兵的理由，共有5条。其一，永兴境内有匪徒，广东通往湖北的道路阻梗，眼下只有83门火炮运达。另外，战船新造和改造自动工之日起不过80天左右，需等到新年过后尚可完工。其二，安徽、湖北告急，朝廷一则要他沿江东下援皖，二则要他驱逐楚地太平军，既要行军又要克复，他很难做到两全。不过他已经派江忠源、江忠濬和另一名将领率3000勇军前往增援，以济燃眉。其三，他已同湖南巡抚及江忠源等人商议，可否汇数省份之力合防，以守湖北。武汉三镇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能扼住通往四川、广东和北方的要道。太平军穿过安徽，占据黄州、巴河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武昌。控制住了武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通往江宁的水路，因此，相比增援安徽，守住武昌才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先合湘鄂之兵共同防守，阻止太平军再度攻克武昌；随后再逐一清剿下游几处要地的太平军，若能进一步与皖赣形成合防，则终可肃清太平军。这是他与江忠源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共同商议的策略。其四，湖南盗匪肆虐，在东南部的衡州、郴州、永州和桂阳尤其猖獗，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江西的盗匪窜入茶陵和安仁。常宁、嘉禾、蓝山和永兴也遭其抢掠，已派军队前去攻剿。现下船炮尚未齐备，盗匪之乱尚未平息，这种关头，他如何能撤回勇军，赴鄂皖增援？其五，如需出兵，必先解决粮饷问题。湖南藩库已无力支持，军队出省之前，这一难题亟待解决。
从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个性冷静沉着，没有充分准备绝不发兵，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贸然出兵，难免会重蹈江忠源兵败身死的覆辙，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他善于洞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危局当前，朝廷高官乃至皇帝的阁臣们纷纷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而曾国藩却总是不乱方寸。他似乎总比身边的人看得更加长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最终的胜利才是关键，眼下诸事未善，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是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的。他不仅世事洞明，而且极有耐心，因此他能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的那一天；此外，他还知人善任，能找到合适的人为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曾国藩，咸丰帝几度失去耐心，几道谕令可谓气势汹汹，但作为九五之尊，他竟从未对自己的这位臣子失去信任，这一点相当难得，毕竟曾国藩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冬天，曾国藩与自己的同僚发生了一些争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叫王錱的人，他提出要组建一支军队作为长沙的防守力量，湖南巡抚和布政使都已同意，让他招募3000人马。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曾国藩觉得人数和准备都不够。此前，在派兵增援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就产生过分歧。后来，在1854年春，王錱的部队和一部分太平军交手，歼敌30人，这一战最后被上报为一次大捷。原先的联衔奏稿曾国藩看过，也同意拜发。但是在呈递给朝廷的最终奏稿中，左宗棠做了一些增删，将王錱的战果拔高，上报为大捷。这个举动激怒了曾国藩，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此为后话。
曾国藩在衡州时，湖南巡抚派罗泽南率两个营的兵力去剿匪，部队1月5日经过衡州时，曾国藩与罗泽南见面，并商定了新军的组建规则和指挥原则。新军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的兵力是500人，另有180人负责其他各类事务。每个营可分为4个哨，每个哨又可分为8个队（护卫的一个哨只有6个队）。整套规则非常详尽，成为湘勇组建的基础。
为了加快军队组建，曾国藩在湘潭也设立了造船厂，与衡州原有的船厂一起赶造战舰。战舰一共有三种，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每艘小船上都安装了火炮。此外还另造了不少舢板和更小的船。
2月底，筹备工作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终于向咸丰帝上疏，决定尽早出兵湖北。奏疏中提到，他的舰队包括一艘大型拖罟型的大型战舰，其余船只共360艘，四种类型，都可用作炮艇：
1.快蟹40艘，各载桨橹手36人，其余船员6人
2.长龙50艘，各载桨橹手20人，其余船员6人
3.舢板160艘，各载10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快蟹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橹，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4.改装渔船120艘，人员与舢板相同
除船员外，每艘船还配有炮手。
水师的招募工作不太好做，因为只有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能适应内河航行，普通村民都不习惯水上风浪，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望而却步。不过最后曾国藩还是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力，并从广西调了船炮手过来训练新军。到出发前夕，新军部队的兵力已达到5000人，共10个营，一半兵力乘快蟹前进，作为攻击力量，另一半乘长龙，作为储备力量。两批人马以不同的旗帜区分，进攻军队的旗帜是单一颜色，而储备部队的旗帜是多种颜色混杂的。这支舰队的将领由褚汝航担任。
陆军兵力也有5000人，塔齐布担任将领。但陆军每营人数不等，并不都是500人。
出征新军的总人数，算上所有将士、工匠、侍从和杂役，共有17000人。武器弹药、军需粮草有专门的辎重船运送，共有大米12000石，木炭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
新军每月开支原先的预估是80000两白银，后经调整，减了10000两，即便如此，仅靠地方上的常规税赋是满足不了这个开支的。曾国藩奏请咸丰帝指派专门官员在湖南、江西和四川为新军筹集军费。此外，他还请朝廷发给他4000本空白的官凭，实衔虚衔都有，他通过卖官凭在三省筹集到了大笔饷银。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筹不到军饷，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曾国藩的新军必然会陷入绝境，所以采取非常手段，实在是迫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