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

萨孟武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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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梁山泊诸好汉之中,有大将风度的,似只有林冲一人。林冲的武艺高强,我们可以不必再说,至于林冲的才识过人,我们只看他火并了王伦之后,就请晁盖坐第一把交椅,吴用坐第二把交椅,公孙胜坐第三把交椅,以为“鼎分三足,缺一不可”(《水浒传》第十九回)。到了晁盖中箭而死,山寨无人主持,最初出来与吴用、公孙胜商量,其次又引率诸位首领,公推宋江为临时领袖的,也是林冲(《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处处从大局着想,不是胸有经纶济世之才,哪里能够做到。至于关胜,虽然施耐庵也极力描写其人格,他“低低说了一句”,就活捉了张顺,再“低低说了一句”,又活捉了阮小七(《水浒传》第六十三回),但是写来写去,总不及林冲厉害,卒被呼延灼欺骗,活捉上山(《水浒传》第六十三回),然而上山之后,他的地位竟在林冲之上(《水浒传》第七十回),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理由,若必强求其理由,大约因为关胜姓关,而林冲只姓林吧。试问姓关的人何以有这样的特权?看过《三国志演义》的人大约知道关云长的义气吧。中国的下层阶级最重义气,因此,也最崇拜关云长。梁山泊是下层阶级所组织的团体,而关胜则为关云长的嫡派子孙(第六十二回,在第六十三回,戴宗回山报告,只称关菩萨,而不敢称关羽),他们为了崇拜关云长,所以不能不提高关胜的地位,使其在公孙胜之下,林冲之上。要之,关胜的地位所以比林冲高,乃由于门第关系。

    关羽有此地位,真是吾人意想不到的事。据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乃任气用事之人,即如陆逊所言:“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吴志·卷十三·陆逊传》),不能用外交手段,东和孙权。“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蜀志·卷六·关羽传》)。到了羽围樊城,擒得于禁等,又因孙权之不出兵来助,复“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耶。’权闻之,知其轻己”(《蜀志·卷六·关羽传》注引《典略》)。卒至孙权联合曹操,而刘备便失去了荆州,不知何故,施耐庵的《三国演义》竟然大捧关羽,而今后人以小说所写的为真实的事。

    梁山泊乃是革命团体,革命团体本来不应该讲门第。试看刘邦吧!他的部下,除了张良之外,萧何、曹参由小吏出身;陈平家贫,只能代人料理丧事,先往后归,糊其一口;韩信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彭越屈身于盗匪;黥布由囚徒出身;樊哙由屠狗出身;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只做里监门吏(均见《史记》各本传)。然而刘邦利用他们,卒能得到天下。同时,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怎样用人?据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即刘邦用人,不重门第,项羽用人,只知亲戚,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应该的。

    中国社会一面是平等的社会,同时又是不平等的社会,秦汉以前,政在贵族,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然据《史记》所说,舜不是历山的一介农民,而是帝颛顼的六世孙,即尧的族玄孙(《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禹父已做大官,而禹又是帝颛顼的孙,即尧的族弟,舜的族高祖(《史记·卷二·夏本纪》)。即他们让来让去,只让给自己的血族,至于“百姓”、“黎民”绝对不能一跃而登天子的宝座。夏的天下为殷所得,殷的天下为周所得,然而殷的先祖名契,为帝喾的庶子,即尧的异母弟(《史记·卷三·殷本纪》),周的先祖名弃,为帝喾的嫡子,也是尧的异母弟(《史记·卷四·周本纪》),他们打来打去,而天下也不过归于同一血统的人。换言之,舜之继尧,禹之继舜,无异于孝宗继高宗而帝宋,汤之伐夏,武之伐殷,无异于成祖伐建文而帝明。即不管怎样禅让或讨伐,而天下则均归于一家所得。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政治愈益明显,列国卿相均出身于贵族。秦汉以后,封建既废,而始皇又徙诸郡豪杰于咸阳,汉高祖更徙齐诸田、楚昭、屈、景于关中,于是贵族之势渐衰,终而沦与庶姓为伍。但是汉代传祚颇长,勋臣外戚为数不少,金、张、许、史、马、邓、阎、窦诸勋戚,金绍相继,赫奕一时,所以旧贵族虽然失势,而新门第又复产生。袁绍四世三公,已为当时人望所系,而孔融更以千余年前,孔子问礼于老聃,对于李膺,自称为“我是李君通家子弟”。一方社会尊重门第,同时人们又以过去的谱牒自夸。降至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由陈群建议,设置九品中正之制,而州郡中正均以著姓士族为之,于是他们遂“计官品以定品第,天下唯以居位为贵”。晋兴,乃沿魏制,从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刘毅谓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确是当时实情。永嘉大乱,人民奔迸流移,士族一部分渡江,一部分残留北方。南方在孙吴时代,士族已有势力,而如葛洪所言,“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晋武平吴,又承认他们的固有权利,不加压制。同时渡江之士复带其部曲与宾客同行,晋代公卿多有家兵,司徒王浑归第,有家兵千余人(《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苏峻南渡,亦带其部曲以从(《晋书·卷一百·苏峻传》)。所以在乔迁之中,仍保存其社会的地位。他们一方建立政权,这有恃于王谢二家之力者甚大。王家建立南方的政权,淝水之役,谢家战败北寇,维持南方的政权,所以王谢二家便成为江南贵族的领袖。到了南北朝,南朝易代四次,而王谢二家在政治上均有势力,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其在北朝,后魏起自阴山,本来没有姓族,到了入主中原,欲把游牧经济改变为农业经济,即部落组织改造为国家组织,不能不采用中华的文物制度,于是遂同五胡一样,从当时强宗大族所建筑的坞堡之中,学习了中华的生产方法,又组织了与这个生产方法相适应的国家。当时北方豪族之受重任者,在太祖道武帝时代,有清河崔玄伯,拓跋氏改国号曰魏,即从玄伯之议。而“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时代,崔玄伯之子浩亦秉朝政,凡“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世祖尝“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其后,浩分别氏族高低太过急进,而为代北武人所反对,遂借修史之名,而遭灭族之祸。而范阳卢玄则以儒雅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赵郡李孝伯亦受知于世祖,“恭宗曾启世祖,广征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此外如京兆韦阆,京兆杜铨,河东裴骏均被征辟(《魏书》卷四十五各本传)。到了高祖孝文帝时代,陇西李冲创三长之制。终佐孝文,成就太和之治,“任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史臣曰)。而华阴杨播一家,“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卷五十八·杨椿传》)。所以史臣才说,“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史臣曰)。此不过略举数姓言之。强宗大族因是后魏的宗师,后魏不能不任用他们而尊重其门第,甚至把自己的种族也向士族门第转化。而如唐代柳冲所说:“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于是北朝遂和南朝一样,士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成为特权阶级。

    隋文肇兴,开皇年间废除九品中正之制,借以打击强宗大族。但隋文起自关西,他自己又是关西豪族之一,所以除南朝豪族之外,北朝豪族尤其关西豪族并未曾受到致命的毁伤。炀帝即位,又置进士科以取士(《旧唐书·卷一百十九·杨绾传》)。于是东汉举士专用考试之制又复兴了。唯因隋代举士颇重词藻,“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籍唯是风云之状”。以此取士,何能得到英才,何况“隋文帝开皇七年制,工商不得入仕”,则工商不得参加考试,而有资格参加考试者则为城里的殷户及乡村的富农。

    隋亡,唐兴,李渊陇西人,其系统也是属于关西,他常以家世自夸。太宗即位,虽然压迫山东豪族。但是数百年来,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社会上的名望固非政治力一蹴就可以推翻的。所以朝廷虽然压迫,而当时大臣,例如魏徵、房玄龄、李犹愿意与他们通婚。高宗时,李义府又加以压迫。这样,山东世族的地位稍稍降低。但是唐代并不是完全反对门阀观念的。“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太宗就是要用冠冕以作门阀高低的标准。高宗时代的姓氏录可以说是太宗思想的实现。唐代既然不欲推翻世族,最多不过欲用新世族以代替旧世族,所以当时人士尚有门阀观念,而山东世族的名望依然存在。例如:“李彭年慕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门”(《旧唐书·卷九十·李怀远传》)。而且唐代虽用考试之制以取士,但考者必须填明三代履历,三代不清白的,不得应考。科目既沿隋之制,限于文章辞赋,而资格又须填明三代,那么,草莽英雄哪里能够置身于朝廷之上?人们在政治上所要求的,乃是宦路公开,任谁都可利用自己的才干,取得相当的地位,现在上层阶级乃用种种方法,独占朝廷的官职,那么,才智的士为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然不免“辍耕太息”,恶用其才了。阮小五说:“我弟兄三个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能识我们的。”(《水浒传》第十四回)这句话不是阮小五个人的话,乃是普天下不得志的人的话。朝廷既不能用,他们当然“三月无君,惶惶如也”,别求一个领袖。领袖找着了之后,他们“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阮小七的话,见《水浒传》第十四回),把全身热血给识货人,也是当然的。

    五代大乱,当时上自天子,下至方镇,半出强盗,半为朱邪种族。至宋,衣冠旧族,族谱罕存。因之一般人民就不能以谱牒自夸,门阀政治完全绝迹,继之而发生者则为纯粹的官僚政治,不过考试仍重辞赋,所以豪杰之士不长于雕虫小技者亦无法跻身仕界,最多不过为吏而已。宋江不失为一个识货的人,梁山泊诸好汉愿意为他拼命,是应该的。但是宋江把关胜放在林冲之上,则宋江尚不免有门第观念。革命的团体须用革命的手段,任用革命的人物,不但不宜讲门第,并且不宜讲资格,讲经验。萧何、曹参不过一位小吏,有什么资格?韩信未拜大将以前,在楚为郎中,在汉为连敖,有什么经验?知其才而重用之,一面可使他们死心服从,同时又可使他们发挥才干。若必一一试验,一一观察,待他积了经验之后,而后重用,则有才的人何能久待,将学韩信的奔亡。不敢奔亡的人,则只是碌碌庸才而已。碌碌庸才有什么经验?他们的经验,充其量,不过吹牛拍马而已。宋江看重门第,这是宋江不及刘邦的地方,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宋江终为绿林草寇,不是没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