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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与汉学 清初之倡汉学者不诋宋儒 方东树汉学商兑 宋学之流变 宋学之派别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陈氏《郑学篇》引王西庄云：“学者若能识得康成深处，方知程、朱义理之学，汉儒已见及。程、朱研精义理，仍即汉儒意趣，两家本一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以为：“昔之道学家，罕有知汉儒见及义理之学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汉儒意趣者。”而此篇则引朱子《论语训蒙口义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语孟集义序》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遍举《文集》、《语类》之发此义者，以明朱子之守《注疏》，治训诂，由训诂以通义理。然朱子《答黄直卿书》：“为学直是先要立其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义，令其宽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陈氏乃申论之曰：“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也。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事物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矣。至专意于其近者，则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此则承汉学极炽之后，而为补偏救弊之谈，陈氏生平宗旨所在，而东塾读书之眼，学者不可不知。所谓“专意于其近者”，即在人伦日用之间。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71]之方也已。”《中庸》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之谓近，亦此之谓“立其本”也。
陈氏之指，在融通汉宋。然在清乾隆以前，未尝有标揭汉学以诋宋儒者。太原阎若璩百诗，甘泉江藩郑堂撰《汉学师承记》，尝揭举之为汉学开山之祖者也。然若璩以《古文尚书疏证》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伪，《朱子语录》已发其覆，特证佐未具，俟若璩出而蒐集，加以论定焉尔。若璩作《毛朱诗说》，右《集传》而左毛序，此其于汉学殆不仅有骑墙之见而已。至济阳张尔岐稷若、婺源江永慎修二人，则又笃信朱子，彰彰可考者也。张尔岐之《仪礼郑注句读》，江永之《礼经纲目》，咸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法，而江氏《近思录集注》尤理学之圭臬，张氏且尝以有明甲申之变，由于秉国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有以致之，语著《蒿庵闲话》，何尝以汉学标举乎？吴县惠周惕元龙，子士奇天牧及孙栋定宇，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论者拟之汉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亦何尝以汉学标举乎？休宁戴震东原为皖派开山，其学本出江永，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牴牾，采朱子说以撰《毛郑诗考正》，则亦未尝故立崖岸。金坛段玉裁若膺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称：“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氏以精研《说文》之人，而推朱子《小学》以崇之汉人小学之上，何尝标揭汉学以诋宋儒乎？江藩为惠定宇再传弟子，其师吴下余萧客古农，执贽于惠氏。辩生末学，始标揭汉学以撰《师承记》，门户角张。段氏外孙仁和龚自珍璱人即不谓然，诒笺诤曰：“大著读讫，其曰《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夺。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饤饾，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者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人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峙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圜，无一切语弊矣。”江藩不从，其乡人焦循理堂亦有异议。桐城方东树植之遂作《汉学商兑》，以为反唇之论，是为汉宋之争所由始也。
方东树生乾嘉汉学极盛之日，撰为《汉学商兑》上中下三卷，其指在申宋学以诎汉学，急言极论，殚见洽闻。词笔既明快，足以达其所见；考据尤详该，足以证其不诬。汉学家每以考据傲宋学之不逮，而东树即以考据发汉学之覆。晰而不枝，核而能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开后来陈东塾、朱无邪一派。博学明辨，未可以文章之士而少之也。其书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议论，各为辨正。而综其指要，大端有六：一曰宋儒明义理之不废训诂。昔宋周公谨有言曰：“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渊深精诣。盖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人之微，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朱氏而始无余蕴，必若是而后可言道学也已。”而汉学家议论，乃以宋儒废《注疏》，使学者空言穷理，启后学荒经蔑古空疏之陋。然此可以讥陆、王，而非所论于朱子。朱子教人为学，谆谆于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释名物，学者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而所为《四书集注》，唯重发明义理者，以训诂名物，《注疏》已详，不复为解。故曰：“邢昺《论语疏》集汉、魏诸儒之说，其于章句训诂之际详矣。学者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又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然或徒诵其言以为高，而不知深求其意，遂致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陋者。”又曰：“自秦、汉以来，儒者不知反己潜心，而以记览诵说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为忧。然亦未尝遂以束书不观，坐谈空妙，为可侥幸于有闻也。”又曰：“或遗弃事物，脱略章句，而相与驰于虚旷杳渺之中。”又曰：“其有志于己者，又直以为可以取足于心而无事外求也，是以堕于佛老空虚之邪见，而义理之正，法度之详，有不察也。”此指陆子。又引《说文》解《易·恒卦》；又于《大有》用享，以为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处不理会，却费无限辞说牵补，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据此，朱子教人读书平实如此，可知朱子非废训诂名物不讲，如汉学诸人所訾谤也。又诸汉学家皆讥义理为凿空，亦是诐辞。须知孔子系《易传》及子夏、子贡、孟子、《礼记》、《大学》、《中庸》诸篇及《孝经》等，凡引《诗》、《书》，皆不拘求训诂，即汉儒如费直、匡衡亦然，不独程子也。然而朱子训诂诸经，一字一句无不根极典谟，每谓：“摆落传注，须是二程先生，方始开得此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气象。”特不如汉学家之泛引驳杂耳。一曰汉学言训诂之必衷义理。戴东原尝言：“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又言：“吾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字义名物制度，无由通其语言文字”云云。若是，则与朱子固为一家之学矣。顾所以斥朱儒者，则曰：“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经。”昔程子受学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经”，则程、朱固未尝舍六经而为学也。且所谓求于六经者，何也？非谓求其道，求其理，求其心耶？戴氏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于六经者，仅在于形声训诂名物制度之末。譬如良农舂谷，尽取精凿以去，贫子不知，方持糠秕以傲之，何以异于是？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直从性道说起，此程、朱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如颜子问仁，问为邦，此时自不待与之言小学事矣。子夏固谓草木有区别，是也。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夫谓义理即在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如荀悦《申鉴》云：“文有磨灭者，音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措定。后世相仿，弥以滋伪。”朱国桢《涌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不见其二，哄然纠驳，未免为古人所笑。”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如以“箕子”为“荄滋”，“枯杨”为“姑阳”，“蕃庶”为“蕃遮”。数百千条，迂晦难通。何义门云：“但通其训诂而不辨义理，汉儒之说，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实有时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宋儒义理，原未尝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正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师师相传，如朱子《诗集传》训多用毛、郑，何遽能废之也。汉学之人，主张门户，专执《说文》、《尔雅》小学字书，穿凿坚僻，不顾文义之安，正坐斥义理之学，不穷理故也。考汉学诸公，大抵不识文义，故于义理多失。盖古人义理，往往即于语气见之，此文章妙旨，最精之说，汉学不解也。如臧氏琳说《孟子》“夫子之设科也”，“子”为“予”字之误。不知此句若作孟子自道，则不特文势弛缓不属，令人索然，且似孟子自承认门人为窃，大儒取友，乃收召无赖小人，污辱门墙，害义甚矣。汉儒之说，所以有不可从者，此类是也。按赵氏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又《章旨》云“虽独窃屦，非己所绝”，是殆直作孟子自认也。又据唐《石经》谓《诗》“萧萧马鸣”当作“肃肃”，因引《毛传》为证。无论开成《石经》最劣，不足信据，而杜子美在前已用“萧萧”，非石刻作“肃”，后人妄改加“艸”也。即谓木版在大历之世，而子美读已如此，可知非后人刓改也。《毛传》言不讙哗，正形容得是时出师气象，及诗人措语之妙，言但耳闻马鸣，目见旆旌，肃然不闻人声，故不以讙哗双释二句。若肃专属马。则此传正当在马鸣一句，下旆旌是无知物，非有血气，岂亦可以不讙哗诂之乎？要之，此诗连下文皆有肃意，正不必独于马用本义，故朱子移《毛传》“不讙哗”于“徒御不惊”之下，而于下节“有闻无声”，亦以至肃解之也。刘勰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随物宛转；属采附声，与心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态，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由勰此论，则肃肃状马声甚拙，不及萧萧字远甚，非但失义，并失情景之妙。臧氏谓萧凉萧条，并入近人辞气。不知风雨潇潇，亦非近人诗也。潇，《说文》水名。若诗人以状风雨声，则亦萧凉意。又如段氏玉裁说《左传》“人尽夫也”当为“天”字之说。不知此句紧对上文父与夫句作答，又以见其母为机速妇人，一时相绐，仓卒情事，不暇顾理，口角如绘之妙。若作“天”字，则是其母正告以三纲之义，分义至重，安得人尽云云而方教之以背其天乎？语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而卤莽著书，真所谓痴符也。古人言各有当，汉学家每执一以解之，其意主于破宋人之说，其辞务博辨广征，案往旧造说以詟人而夺之，而遂不顾叛道离经矣。又陈见桃据《尔雅》切、磋、琢、磨四者，各为治器之名，非有浅深，朱子释为磋精于切，磨密于琢，殆强经以就己说云云。按《毛传》虽本《尔雅》，作四事解。然《尔雅》本以释《诗》。训诂之体，未暇释意。武公作《诗》，子贡赋《诗》，不据《尔雅》。况《毛传》云：“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之琢磨也。”亦本《大学》传作二义，不析切与琢、磋与磨分言者。古人无此行文法，故贵以意逆志也。朱子释之，至明而确，事理昭然，正合子贡之意。陈氏不谙文义，又不知说经与训诂体例不同，又昧于事物之理而妄讥之，谬矣。汉学说经，所讥于唐宋诸儒，谓经字曰讹、经义不合者，数百十条，大抵断截小文，媟黩微辞，皆若此类。虽非闳旨所关，而疑似乱真，姑举此数条以见例，学者推类以尽其余可也。至戴氏之讥程子曰：“《中庸》开卷说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岂知程子此语，正用康成《乐记》注“理即性也”语。戴氏极诋程、朱，固奉康成为宗主矣，何又失检《礼》注，漫肆诋诃？若夫性即是理，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众贤小儒所能见及。考证、文章，皆欲为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偏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戴氏后犹知悔之，其称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既而曰：“义理即文章、考核之源，义理复何源哉！吾前言过矣。”及其临终则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此与王弇洲临殁服膺震川同为回光返照，盖其天姿聪明本绝人，平日特为风力阴识所鼓，不能自克，临殁之际，风力阴识之妄渐退，而孤明炯焉。乃焦循作《申戴》，又从而为之辞也。汉学惠、戴开山，惠栋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而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一曰穷理必以明心。戴震禁言理，诋程、朱不当别言有理具于心，而其先黄震、顾炎武禁言心，以理流行于天地古今，特具于心，而不当以心为主，皆边见邪见，非正知见也。孟子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古今神圣一切智愚动作云为，皆心之用也。今为学欲明圣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当于尧、舜、禹之意否邪？《黄氏日钞》说《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语云：“此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执其中耳。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岂为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而直谓心即是道。蔡九峰作《书传》，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指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矣。”唐虞之世，未有禅病。今以梁以后禅学，豫代古帝防之，动欲改避经文，抑何可笑。汉学之徒，益推而极之，以为《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经》，直证以为出于《道藏》，而快朱子传心之说，见斥于其徒。愚以为此二语，既为《荀子》所引，下文又曰：“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则荀子视此二语亦不轻矣。夫所恶于禅学即心是道者，谓其专事明心，断知见，绝义理，用心如墙壁，以侥幸于一旦之洒然证悟。若夫圣人之教，兢业以持心，又精择明善以要于执中，尚有何病。盖单提危微二语，虽警惕提撕，意犹引而不发，至合下精一执中，则所以区处下手功夫至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犹妄议之，可谓昧矣。或又谓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为欲心。不知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谓道心也，然固不可谓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无欲也。故又尝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人心也。若谓人皆无欲心，则《记》所称“易慢之心”，“非僻之心”，果何心也？试令夫人自扪其心，果皆仁而无欲乎？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堕于人欲之危，是以圣人既自择而守之以执其中，又推以为教于天下万世。千言万语，欲使同归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觉悟以返于人，则赖有此四言之教，相传不刊，以为迷途之宝炬慧灯，所以历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坠，此所谓传心者也。尝试论之，以为禅家即心是道，与阳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边，所以差失作病痛，正为少精一为执中耳。初学之士，欲审善恶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几。懋修之儒，欲误认道心堕禅之失，全在精一执中之学。黄氏乃畏病而不识病源，转欲去其药，浸假而并欲去其躯体，轻于立论，真妄庸也。顾亭林乃益推衍黄氏之意曰：“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独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家国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其辞甚辨。但如顾氏所云“心者，所以统宗此理，圣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传以执中，使无不合于理”，是顾氏不能舍心以言理。又云：“圣贤之学，自一心达之家国之用，无非至理，历千载而无间。”是顾氏已自明言圣人以其心统具此理以传于千载。夫理具于心，无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许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于米，不必言禾，此不为童昏之见耶？考朱子作《记疑》一卷，中有论传心一条，实为宋明之季诸儒所宗，今录以正黄氏、顾氏之辨为不得其理。其辞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焉，是乃所谓传心者也。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则又何传之有？”按此言传心非传圣人之道，固为大谬，黄氏、顾氏又以第传圣人之道而不当言心，益为鹘突。孟子论见知闻知，又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耶？则后圣心之所知，即前圣心之所传也。大抵考证家用心尚粗疏，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会有禅学、心学之歧为其借口。此中是非杂糅，如油着面，本不易明。黄氏、顾氏以言心为堕禅，论虽灭裂，犹实有其害。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直是乱道。不知禅之失，正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正在不许求心穷理。才一求心穷理，便非禅。故其说曰：“汝他日做得一把茅盖屋，止成得一个知解宗徒。”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又曰：“不涉思议。”又曰：“心无所住。”又曰：“将心用心，却成大错。”夹山三桨，汾洲正闹，皆切切严禁用心，以理为障，以断知见为宗，离想为宗。六祖五宗相传秘密皆如此。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趣耶？惟圣人吾儒之学，无不求心穷理，而禅家则切禁求心穷理，其事正相反。汉学者标训诂名物为宗，无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则一借禅以诬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执中，致知穷理，正是破禅。又不知己之禁不许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正与禅同病。而又或居身行己，湛溺忿欲，卑惑苟妄，且为禅之所呵弃，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堕禅之病为堕禅，颠倒迷谬，悖者以不悖为悖，究之儒、禅两边皆不曾用功，徒取门面字样，纸上文句，耳食程、朱辟禅绪论，反以噬之，混以诬之。世俗不学无闻者众，惊闻其说，不辨涯涘，因附和之以为信然云尔。一曰《说文》非可证经，语详《小学篇》；一曰宋儒以力行为实事求是，汉学以考证为实事求是，所以号于天下一也，而归趣大异。朱子曰：“圣贤说性命，皆是就实事上。言尽性，便是尽得三纲五常之道。言养性，便是养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贯之，非虚语也。”陆子曰：“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又曰：“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实事。”又曰：“千虚不博一实。吾生平学问无他，只是一实。”又曰：“古人皆是明实理，做实事。”又曰：“做得功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说闲话。所指人病，即是实病。”袁絜斋燮言：“尝见象山读《康诰》，有所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据此，则是宋儒穷理尽性而所以反求之六经，其实如此。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辞，牢不可破。以愚论：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一曰宋儒穷理，汉学言礼。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讲理，晚年讲礼，诚有见于理必出于礼也。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矣。然则《三礼注疏》，学者不可不读。”其说盖本顾亭林。亭林在关中论学曰：“诸君，关学之余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教颜子博文约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某年过五十，始知不学礼无以立。”然亭林论率履之礼，阮氏主注疏训诂名物之礼。亭林[72]以孔门执礼约礼，斥明儒心学纵恣之失；阮氏以注疏名物制度，砭宋儒格物穷理之学。宗旨各有在也。不知礼是四端五常之一，理则万事万物咸成。所谓“礼者理也，官于天也”，“礼者，天理之节文”，天叙天敕云云，皆是就体一端，言其出于天理，非谓天理尽于礼之一端，而万事万物之理，举不必穷也。周子言理曰：“礼者，是就四德分布者言，非以一体尽四德之理也。”盖分言之，则理属礼；合论之，仁义智信皆是理。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子夏曰礼后，则是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今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又所以称礼者，惟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益失其本矣。至其援朱子晚年修《礼经》诸说，此乃诬朱子中年言理、晚始悔而返之于礼者，与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其事恰相反，而其用意之私，为说之巧，伎俩则适相同。斯其辨核汉宋之学，剖析疑似之际，箴废起疾，议论凿凿。自来汉学家深疾其言，而无有针锋相对以为驳难者，岂不以言有据依，洞中肯会，阴实无可措辞，阳为不足重轻，姑以为不值一辨，而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云尔。
陈氏引黄梨洲云：“自周元公以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而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宋元学案》卷十六。而推论之，以为：“朱子又益之以读书之说，而曰：‘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盖三变而愈平愈实，愈无弊矣。”此可作《理学宗传》一则提要读。
朱子之学，极高明而道中庸，道问学以尊德性。而在当日，别出朱子以自名家者，不出两派：有尊德性而不道问学者，象山是也；有崇事功而耻言尊德性者，永嘉、永康是也。朱子《答敬夫论中庸章句书》云：“大率摆落章句，谈说玄妙，惯了心性。”《答吴伯丰书》云：“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答陈安卿书》云：“不可一向如此向无形处追寻。”《答许顺之书》云：“不要说得太高，妙无形影，非惟教他人理会不得，自家亦理会不得。”此朱子之所以殊象山也。陈同甫亮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方且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此永康、永嘉之所为讥朱学也。亦论朱学者所不可不知。
朱一新与陈氏同时，而为《无邪堂答问》五卷，表章朱子，商兑汉学，则尤与陈氏若合符契，而有足以相发者。其论以为汉学家喜称师法，而不许宋学之言宗旨；喜言训诂，而不许宋学之言心性；喜谭考据，而不许宋学之明义理；喜议礼，而不许宋学之说理，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古者多言礼而少言理，以礼乐之事，童而习之，有迹象之可循。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阙，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古人制礼之精意，何莫不由天理而来，故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礼·乐记》语。礼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后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喻，则不得不举礼之精意言之。汉学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惟其即博文，即约礼，故无后世过高之弊与泛滥之失。朱子教人读书，而读书必归于穷理，读书穷理即博文约礼，语虽殊而意则一。于二陆之直指本心者，则虑其过高而失下学上达之旨；于东莱之多治史学者，则虑其泛滥而贻玩物丧志之讥。至明季及乾、嘉以来，而其言无一不验，故择术不可不慎，程、朱所以为圣学正宗者，此也。宋学书甚多，先择其要者读之。《近思录》为《四子书》之阶梯。《朱子语类》、《文集》，精博无匹，学者最宜致力。《性理大全》，近人束诸高阁。不知宋五子书，布帛菽粟！性理中如《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探性道之原，抉阴阳之秘，浅人自不解，乃以空虚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说，发明其义，研穷秒忽，足以羽翼六经。诸儒之言，精实渊深，岂容一毫粗心浮气于其间耶？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朱子言：“考证别是一种工夫，某向来不曾做此。”自谦之词。今读《语类》，随举一事，无不通贯，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斯其文初无饾饤之习，莫非经籍之光。宋五子尚已。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之学，所以高出东汉也。西汉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则多明大义，然精微要眇之说，宋儒固亦甚多。其言心言性，乃大义之所从出，微言之所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何限。古书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即宋儒所云义理之性也。有以才质言者，即宋儒所云气质之性也。疏家每不甚分析，然此不足为孔、贾病，彼时常解如此。性命道德之说，至宋儒始精。宋儒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学术者，心术之见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圣贤无不于此致慎焉。《论语》一书多言仁，仁即圣门之宗旨。《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义，仁义、性善即孟子之宗旨。其他诸子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后有宗旨，故学虽极博，必有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在耳。夫乐之旨在和，礼之旨在敬。《礼记》开卷即言敬，《大小戴》之所述者，莫不以是为宗，此礼经之大义。汉儒谓之大义，宋儒谓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于六经大义者，不可以之为宗旨。六经大义，心之所同然者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义理之学，宋儒以之为教，孔、孟曷尝不以为教？汉学家惟恶言理，故与宋儒为仇。理义之悦我心，犹芻豢之悦我口，岂苦人以所难哉？先王本理以制礼，以禁慝也。有礼斯有乐，以导和也。古乐既亡，礼亦为文饰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屡以从容乐易导之。今读其遗书，以理为教，实多以礼为教。而戴东原则曰“程、朱凭在己之意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且谓“圣人以体民情、遂民欲为得理”。见《东原文集》、《孟子字义疏证》。夫程、朱正恐人之误于意见，故有穷理之功，东原乃谓其认意见为理。汉学家略涉宋学藩篱，而以之攻宋儒，首推戴东原。乾、嘉诸儒，东原与钱竹汀并推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其言名物制度历算音韵，固足津逮来学。至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语多支离，谬不胜究。大率以人欲为性之本然，当顺而导之，不当逆而制之，此惟圣人所欲不逾矩者乃可，岂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欲遂其欲，而不以义理为闲，将人皆纵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几于率兽而食人乎？欲本兼善恶言，宋儒曷尝谓欲有恶而无善。特理欲对言，则理为善而欲为恶，故《乐记》言天理人欲，《易》言惩忿窒欲，《论语》言克伐怨欲，经典中此类甚多，东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达以为说。不知《说文》欲训贪欲，《论语·宪问章》马注同。贪之为义，恶多而善少。东原精研训诂，岂独不明乎此？古书凡言欲者，皆有善有恶。程、朱语录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纵，故专举恶者，乌可以辞害意？惠定宇为汉学大宗，东原等群相应和。惠氏经学虽深，未免寡识，其言庞杂无绪，未得汉儒家法。《九经古义》摭拾前人弃置不用之说，其所推衍，亦罕精要，与臧氏庸《拜经日记》略同。《史通·补注篇》谓刘昭注《汉书》，如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渣，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惠、臧之书，殆亦类此。然而惠、臧尚无恶于朱子。国初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则李文贞，在下则陆桴亭，皆非占毕与空疏可比。桴亭学问淹贯，于宋儒中兼取东莱、永嘉之长。《思辨》一录，言经济甚多，而不为迂远难行之论，天文、舆地、律吕、礼乐、河漕、兵制、农田、水利，无不究心，而一归于儒术，盖朱子为学之方，本自如此。天算、音韵、律吕之学，桴亭虽不及文贞之深，而操履纯懿尤过之。陆清献论学之正，律己之严，致用之纯实，固不待言，至研穷义理，剖毫析芒，则诸儒皆不能逮。其学专宗程、朱，即濂溪、明道亦不甚取，盖有鉴于明末心学流弊，故辨别至严。此乃其时为之，后人不得以是为疑也。张杨园宗旨纯正，践履甚粹，《经正》、《备忘》诸录，多自得之言，集中与何商隐、屠子高、沈德孚诸书，议论皆透辟，惟精博稍不逮二陆。顾亭林敦尚风节，与孙夏峰同，论学颇重事功，略与永嘉相近，生平史学深于经学，而刚介之节，得诸孟子者尤多。其书沾溉艺林，为功甚大，但持论间有粗疏偏激处，读者亦不可不知。后来汉学家重其书，但取其能考订耳。此则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特是校雠之学，则汉学家阐扬亭林之考订，若于此独有偏胜。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陵跨前人。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王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子者经之绪余，周秦诸子文字训诂，又多与经相出入，故王氏并治之。其订《国策》、《史》、《汉》，亦用此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病。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来汉唐诸儒龂龂考订之本，不已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尚不失慎重之意。若其徒则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多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大抵为此学者，于己甚劳，而为人则甚忠，竭毕生之精力，皆以供后人之取携，为惠大矣。故此学终古不废，亦不可不从事其间，第以此为登峰造极之事，遽欲以傲宋儒，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朱氏《答问》，数年数过，其学汉宋兼权，六通四辟，闳通精实，兼而有之，卓荦为桀，以汉学治宋学，以宋学通汉学，足与陈氏此《记》相发，通方而不为拘虚，蔚成风气，以结逊清儒之局。而近见梁任公为《清代学术概论》，乃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多见其不知类也。故以卒于篇。
注解：
[1] 据世界书局一九三三年版校印。
[2] 元，原作“玄”，今改正。
[3] 谓，原作“为”，据《荀子》改。
[4] 子贡，原作“子夏”，据《礼记》改。
[5] 立，原作“五”，据《孝经》改。
[6] 耦，原作“偶”，据《左传》改。
[7] 汉，原作“郑”，今改正。
[8] 谊，原作“义”，据《汉书·儒林传》改。
[9] 释，原作“说”，今改正。
[10] 药，原作“乐”，今改正。
[11] 以后望，原作“望以后”，据《太平御览》改。
[12] 甲，原作“音”，据《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改。
[13] 八，原作“人”，据《尚书注疏》改。
[14] 元，原作“源”，今改正。
[15] “少”字原缺，据文意补。
[16] 楚辞下原有“问”字。
[17] 故，原作“诂”，据《经典释文》改。
[18] 侐，原作“恤”，据《诗经》改。
[19] “名”字原缺，据《四库提要》“吕氏家塾读诗记”条补。
[20] 裁，原作“栽”，据《四库提要》改。
[21] 后汉书，原作“汉书”，据文意补，此当指《后汉书·郑玄传》。
[22] 编，原作“篇”，据陈奂《诗毛氏传疏》改正。
[23] 义，原作“则”，今改正。
[24] 符，原作“附”，据《周礼正义》序改。
[25] 化，原作“代”，据《周礼汉读考》序改。
[26] “外”字原缺，据《周礼正义》序补。
[27] 囟，原作“胸”，据《周礼正义》序改。
[28] 褚，原作“诸”，今改正。
[29] 经，原作“记”，据文意改。
[30] 法，原作“德”，据《荀子》改。子贡问贵玉贱珉见《法行篇》，《荀子》无《德行篇》。
[31] 义，原作“仪”，下“燕仪”同，据《礼记》改。
[32] 之子，原作“子之”，据《东塾读书记》卷九改。
[33] “约”字据《史记》补。
[34] 辞下原有“也”字，据《史记》删。
[35] “实”字原缺，据《汉书》补。
[36] 失，原作“说”，据《礼记·经解》改。
[37] 既，原作“即”，据《无邪堂答问》改。
[38] 天，原作“夫”，据《无邪堂答问》改。
[39] 儒，原作“传”，据《无邪堂答问》改。
[40] 原文作“廿一史考异”，今改正。
[41] 各就，原作“就各”，据《廿二史劄记》卷一改。
[42] 玮，原作“袆”，据《后汉书·来历传》改。
[43] 闱，原作“阐”，据《后汉书·来历传》改。
[44] 志，原作“记”，今改正。
[45] 氏，原作“民”，据《魏书·官氏志》改。
[46] “士”字原缺，据文意补。
[47] 帙，原误作“轶”。
[48] 据《中国丛书综录》，万斯同《历代史表》有五十三卷、五十九卷两种版本，《补历代史表》十四卷。
[49] 二，原作“一”，今改正。
[50] 年字原缺，据《竹书纪年》补。
[51] 祠，原作“词”，据《竹书纪年》改。
[52] 各字原缺，据《六书音均表》卷二补。
[53] 布，原作“币”，据《汉书·翼奉传》改。
[54] 改，原作“政”，据《汉书》注改。
[55] 器，原作“纪”，据《礼记·礼运》改。
[56] 及，原作“反”，据《史记集解》改。
[57] 复，原作“覆”，据《论文杂记》改。
[58] 志，原作“制”，今改正。
[59] 物字原缺，据《论文杂记》补。
[60] 古字原缺，据《论文杂记》补。
[61] 一，原作“亦”，据《唐诗品汇》卷二十四改。
[62] 稹，原作“杨”，据文意改。
[63] 原作“蕃”，今改正。
[64] “让”字原缺，据《汉书·楚元王传》补。
[65] 梦，原作“蒙”，据《西京杂记》卷二改。
[66] 第三十五下原衍“实性三十六”五字，据《深察名号》删。
[67] 之，原作“子”，据《十七史商榷》卷六改。
[68] 说，原作“就”，据《汉书·艺文志》改。
[69] 湖，原作“胡”，今改正。
[70] 祫，原误作“给”，今改正。
[71] 仁，原作“人”，据《论语·雍也》改。
[72] 亭林下原有“礼”字，据文意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