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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先生：
得到来信，知道前不久在“文艺”上我那篇谈“差不多”的文章 (12) 所提起的一点意见，已很有了些反响。对于一件事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原是很自然的。尊意拟把它汇集一下，刊载出来，作为一种讨论，询问我有什么意见补充。对于这种讨论我并无何等意见，尤其是照时下风气，在讨论文中常发现“你是汉奸”“你是混蛋”一类名词情形下，我是更无意见可言的。我写那篇文章只说明我个人对当前情况一点所见所信。我的希望，我的目的，在本文末尾就说得明明白白，并不如你所加按语要引起一种观念不同两不接头的讨论的。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这样子来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文学作品还许可我们对它保留一点希望，以为它会成为多数人的经典，可能成为多数新人的一种经典，似乎也只有经过这样子反省来从事写作的作家，方能够完成这种经典。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我的对象是一些同我一样有诚心写作，而又感于自己成绩不佳，且明白失败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点，坦然承认必须虚心努力的作者。这种作者在当前不是没有的。至于那种自信心极强，有机会印了几个单行本创作集，就以为对于文学已经作过很大贡献的，那是用不着我来说话，提出个什么“基本信条”，只要书业中人作广告时为介绍“这是中国伟大作家”，就很够了。倘若因为我在文章中对他们不提提，像是疏忽了他们，抹杀了他们，因而十分不平，便由于这种情绪，引起一些极可笑的谩骂，这个你知道，去我写那文章的意思已离得太远，更无从讨论了。
我说的“差不多”一个名词，自然很伤了一些作家的心。尤其是在这种年头，有些人拿了一支笔在手上，就天真烂熳的以为只有他是在“爱国”，而又保有“真理”，他是预言家，是全个身心浸透了对人类同情，所有作品都得照普通广告上常见的措词得到读者反应的。他在趋向上要表示与“多数”一致，在写作方式上又最忌讳与人一致的矛盾中（也就是思想上他要从差不多中讨好，文章上又要从反差不多中见好的矛盾），我这句话不是打中了他的胸膛，就是触着了他的背脊，不受用是当然的。但其实倒是这些人自信心不大坚强，或明知自己也空空洞洞，一点点成就还是“头脑”和“老板”凑和的，心虚而内恧，所以对我提到的一个名词便感到愤恼或痛苦，不然就不至于如此了。
我认为“一切伟大作品都得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的‘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习气离远，不亟亟自见”。这点意见和当前一般人说来，的确是如你那按语所说有些“孤单”的。我明白这点孤单。这孤单即或对当前“作家”无意义，至少对某一些人也许还有用处，就是给那些对创作真有信心，真有野心，自甘寂寞埋头努力的无名之士，一点“空谷足音”的感觉。我相信到处都有这种无名之士。他们在生长，在各地各种生活里慢慢的生长，而且毫无可疑，所谓真正伟大的作品，是要由他们手上产生的。他们当前的沉默，便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未来。他们的努力，也许与“作家”“文坛”“集会”“论战”都仿佛无关，然而作品却将与“真理”和“艺术”更近，成绩将成为历史之一环。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也越多。
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支笔，不幸这支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消，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
为读者设想，读者是更需要各方面作品来教育或娱乐的。若文学作品真如某种人的妄想，以为只要在一个作品上说“我是真理，信我就可得救”，所有读者当真信从真理一律得救，文学与社会关系简单到如此，那也就好办多了。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却有它的限度，它既受历史上那一大堆文学遗产所控制，又被人人赖以为生的各种职业所牵制。易言之，就是大部分读者的文学观，是建设在一切现存的文学作品上面，某种新的理想要从文学输入，那个作品必然得达到一个较高作品的水平才会发生效果。大部分读者的人生观又是建设在当前贴身事业上，任何未来的理想主义，一涉及变更他们当前生活时，照例绝不会即刻抛下他的固有事业而去追求理想的。读者如此，作者却只是几个长远寄托生活于大都市中的人物，书本知识和人事知识皆异常薄弱，惟各以便利机缘成为作家，露面于老板与读者之间，知自爱的还肯老老实实努力于作品制作，具政客手腕活泼跳脱的，却老在想法从一个口号或一种运动上企图伟大。砂上建屋，瘠地种树，求作品能笼罩一切，对读者能有多大作用，当然是不可能。
我说的自由发展，不特是解放抽象的观念上的拘束，也是打破事实上的少数作家的市场独占，不特是为作者，同时也正是注意到读者。
在文坛联合的问题上，有点文章可作我对于这种见解的说明：
联合实具有解放的意义，因为既联合了，既在一个广大范围中联合了，至少从此以后一般刊物中，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必再读一些属于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会再见到左翼的“双包案”，更不用使许多青年学生，把兴趣集中到观战一件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坛消息。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正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容易为少数人嘲讽，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的。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但是我们只要一想想，除了学生以外，支持这个社会的中坚分子还有多少人，便是学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实验室的，在工场里的，以及先前是学生，现在已离开学校，在种种事业上直接参加这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边地僻县服务的人），工作之余，还有不有一点需要，从一本书上得到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得到一点忘却寂寞与疲劳的安慰，得到一点向上的兴奋，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大众知识》第三期）
我说的“事实”，因此也许就比一些人谈的“理想”似乎显得平凡。不过一个作家当他提笔写他的大作时，他固然需要理想，且不妨驰骋妄想，但提笔以前无论如何他总得明白事实，承认事实。目前许多作家，要别人了解他或崇拜他的情绪特别浓厚，自己却无多大兴味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也就是要人类对他同情太切，他却对人类根本缺少同情）。作品之无从伟大，是必然的。自己若存心用文字写一本好好的小书，先得去好好的读一读那本包含万有用人类行为写成的大书。这点希望对已成名的作家，也许以为近于嘲讽，对未露面的准作家，或者是种诤友的忠告。
专此敬复，并颂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