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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无历史，佛书亦不以纪年为要，故佛之时世，言人人殊。
《魏书·释老志》：“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说之备矣。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释氏稽古略》（释赞宁）：“稽夫如来之生也，当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当昭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灭度也，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1]《东洋史要》：“佛教祖师名瞿昙悉达多，一作乔答摩悉达，或号为释迦牟尼，中印度迦维卫国[2]王子也。生于周灵王之十五年，约与孔子、老聃同时。释迦见人类不能离生、老、病、死四者之苦，遂出家入山，求解脱法。新辟一宗教，力反婆罗门所为，唱说平等主义，抉差别种姓之藩篱，谓一切众生，不问其所自出，但能杜绝邪欲，脱离世网，即皆可以于未来受无量福。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入般涅槃。”
吾国固有之佛字，惟以仿佛为义，非以称释迦也。
《说文》：“佛，仿佛也。从人，弗声。”
后世附会之说，谓孔子时已知西方有佛。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见孔子，问：三王五帝圣者欤？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其言固不足为据。即谓西汉获休屠王祭天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
《魏书·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3]。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亦不足为佛教入中国之证。
《休屠王金人考》（日本羽溪了谛）[4]：“霍去病获金人时，当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时代（公元前二七二至前二三二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始有雕刻。至公元前一、二世纪制作之石垣石门，均无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后者只表佛足之形。缘其时学者，以为佛之形像，神圣不可亵渎也。其后至犍陀罗美术，始有佛像之制作，实当公元后一、二世纪顷。故知公元前一世纪，无所谓金身佛像也。”
佛教之入中国，盖在西汉之末，东汉之初。
《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世或谓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始得佛经，说亦未确。
《释氏稽古略》：“佛教流通东土之始，永平七年，帝梦金人，长大，顶有白光，飞至殿庭。旦问群臣，太学闻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时，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长一丈六尺，而黄金色，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书》异记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邻境月氏国，遇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奉佛经像来震旦，遂同东还。”[5]
《魏书·释老志》：“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遣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盖蔡愔等永平十年始还，
《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宋程辉）：“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帝梦金人，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访佛法，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回洛阳。”
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已祠浮屠。
《后汉书·楚王英传》：“永平八年，英奉黄缣白纨赎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足知佛法之来，决非始于愔等。惟译经造寺，始此时耳。
《魏书·释老志》：“愔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高僧传》（释慧皎）：“摄摩腾，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经。冒涉流沙，至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竺法兰，亦中天竺人。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摄、竺东来，既受优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来。
《高僧传》：“安清，字世高，安息国太子也。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要经，改梵为汉，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6]“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月支人。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竺佛朔，天竺沙门，亦汉灵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安玄，安息国人，亦以汉灵之末，游贾雒阳。以功号曰骑都尉，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出家。笃志好学，明解《三藏》。”“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来游汉境，桓、灵之世，有支谶[7]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翻译佛典，凡数百部：
《开元释教录》（释智昇）：“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献帝延康元年，缁素一十二人，所出经律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二百九十二部，计三百九十五卷。”
然汉、魏之际，其教犹未盛行，虽桓帝祠浮图，历见史传，
《后汉书·桓帝纪》：“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又《襄楷传》：楷谏桓帝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
《释氏稽古略》称桓帝永兴二年，“帝铸黄金浮图、老子像，覆以百宝盖，宫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银作佛像，自此而始也”。
其视佛教，殆与道家言相等，未能区别其异同。当时惟听西域人出家，禁汉人效之。
《高僧传》：“石虎时，著作郎王度，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是汉时视佛教，正如清代之视耶教，禁止内地人民之信奉。其后流传渐广，始不以种族而分宗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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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引《正宗记》语。
[2] 今印度哥尔克波尔附近。
[3] 此吾国祭祀神鬼，以烧香为礼之始。
[4] 见《史林》第三卷第四号。
[5] 永平十年至京。
[6] 《释道安经录》：“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凡三十余部经。”
[7] 即支娄迦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