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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之入中国也久矣。在唐为景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僧景净）：“三一妙身、旡元真主、阿罗诃，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玄龄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大帝，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天宝三载，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皇帝于灵武等郡重立景寺。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
《金石录补》（叶奕苞）：“右碑下及东西三面，皆列彼国字式。字皆左转，弗能译也。此即天主教始入中国。自唐迄今，其教遍天下矣。”
《来斋金石志》（林侗）：“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卜葬幼子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1]
《景教考》（钱大昕）：“万历间，长安民锄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习西学者，相矜谓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国。”
在宋为一赐乐业教，
《开封重建清真寺记》：“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二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宗隆兴元年癸未，列辙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大明太祖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俺平徒、艾端、李贵、李节、李升、李纲、艾敬、周安、李荣、李良、李智、张浩等，正经晓熟，劝人为善，呼为满喇。……弘治二年，清真后人宁夏金瑛、祥符金礼并立。”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赐乐业，或翻以色列（Israel），犹太民族也。清真寺与回教寺同名，乃犹太教而非回教。道经，《摩西五经》也。……七十姓，或疑为十七姓之讹，因碑中所列适十七姓。而教众之知名者，又无在十七姓之外也。……咸丰初，有教士购得开封犹太人谱牒一本，中有希伯来名，亦有汉名。弘治碑谓李、俺、艾等姓进西洋布于宋，俺都剌始建寺者，必谱牒所传，故能言之凿凿。当其始至，尚沿犹太民族，历元迄明，乃改汉姓。”
在元为也里可温教，
《元史·世祖纪》：“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泰定纪》：“泰定元年二月，宣谕也里可温各如其教具戒。”《世祖纪》：“至元十九年九月，杨庭璧招抚海外南番，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
《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化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至顺镇江志校勘记》（刘文淇）曰：“此志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云。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面也，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
《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洪钧）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2]
是皆在中国书籍碑版，信而可征者。外史载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国者尤多，
《正教奉褒》（黄伯禄）：“定宗时，宗室廷臣多有奉教者，定宗之母昭慈太后信教甚诚，殿前建有圣堂，每值教中礼期，昭慈太后暨奉教王公大臣，诣堂瞻礼。教士柏朗嘉宾[3]回西朝觐教宗，太后赐狐皮缎袍以壮行色。宪宗六年[4]，法兰西国王类思，遣教士罗柏鲁[5]奉国书东来通问，赍赠锦帱一顶，帱上彩绣教中圣像。罗柏鲁驻京敷教，释氏群起攻讦。帝令僧徒与教士各述其过，互相辩驳，派大臣监之，僧理穷辞遁。……世祖至元八年[6]，遣使臣赍礼物，遄往西国觐教宗，请派教士东来传教。伟立尔、莫尼各老等，奉派同使臣来华，构堂传教。至元十三年[7]，复遣大臣赴西国谒觐教宗。至元二十七年，若望高未诺[8]等奉派来华，抵京，帝礼之加厚。京内有大堂三座，一与宫殿毗连。……成宗朝，西国教士踵至。大德十一年，教宗敕授若望高未诺为北京大主教，隶属各省主教七员，士庶感化入教者三万余人。”
《清朝全史》（稻叶君山）：“十三世纪末，佛兰结司哥会（Franciscan）教士伊大利人若望高未诺，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经印度来支那，得世祖忽必烈许可，建加特力克（Catholic）教堂四所于北京。受洗者达六千人，学希腊、罗马语者达百五十人。”
然其教在中国无大关系，仅如摩尼、祆教等，得一部分之信从耳。景教经文传入中国，虽有译本，亦未传播，
《敦煌石室秘宝》载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末附诸经名曰：《敬礼常明皇乐经》《宣元至本经》《志元安乐经》《天宝藏经》《多惠圣王经》《阿思瞿利容经》《浑元经》《通真经》《宝明经》《传化经》《罄遗经》《原灵经》《述略经》《三际经》《征诘经》《宁思经》《宣义经》《师利海经》《宝路法王经》《删河律经》《艺利月思经》《宁耶颋经》《仪则律经》《毗遏启经》《三威赞经》《牟世法王经》《伊利耶经》《遏弗林经》《报信法王经》《弥施诃自在天地经》《四门经》《启真经》《摩萨吉斯经》《慈利波经》《乌沙那经》。跋曰：“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三十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徵宣译奏言。复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9]
一赐乐业教经仅藏于寺，其数更不迨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弘治碑言正经一部五十三卷，当是《摩西五经》。五经者，《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也。明天顺以前，开封本寺，只得道经一部。天顺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往宁波取经一部，宁波赵应又赍来一部。正德间，维扬金溥又请来一部。正德以后，其教浸盛，百年之间，道经由四部增至一十三部。据贝教士所见，有一卷字大而清晰，其字体半似比国安怀士城之希伯来文圣经，半似1531年[10]在波兰韦敦堡所印之希伯来、迦勒底语辞典。其字下端无点，上端则有多点，今已有十部为欧美人所购去。……康熙碑称寺中有方经、散经数十册，大别言之，则教律、教规礼仪祈祷文书，及犹太年表日历节令，开封犹太民族谱牒之属。正经、散经均用羊革书写，为上古式，两端有轴，上下有柄，以便卷舒。方经则用厚纸编订，如今书本式。”
中国耶教之盛，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
《东邦近世史》：“西1517年[11]，德国神学教习马丁路德，草其意见九十五条，张于威敦堡教堂。嗣后欧洲各国反抗罗马教皇，至酿改革宗教之大乱。教皇权势日衰，西班牙人路拉（Loyala）崛起，欲自内部改良旧教，而组织耶稣会。西1540年[12]受教皇认可，益大事运动，不惟侵略新教盛行之北欧诸国，且传基督教于五十年前所发见之各地。而其传教东洋也，以西1541年为嚆矢。其徒赛维儿（Xavier）自里斯本起程，翌年五月六日至印度卧亚，专尽力于振兴东洋耶稣会之事业。1577年[13]，卧亚遂为大僧正之任地。”
由印度满剌加而渐及于中国。
《东邦近世史》：“赛维儿以1552年[14]自卧亚赴支那，既抵满剌加，使节被留，乃单身赴支那，死于澳门西南三十里之三灶岛。”
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从者众。
《明史·外国传》：“大都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耶稣教。耶稣生于如德亚（Judea），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赐葬西郊外。……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著声中土者，更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华民、方济、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亚国人；玉函，热而玛尼国人；庞迪我，依西把尼亚国人；阳玛诺，波而都瓦尔国人，皆欧罗巴洲之国也。”
至明之季年，奉教者达数千人。
《正教奉褒》：“统计明季奉教者，有数千人。其中宗室百有十四人，内官四十，显宦四，贡士十，举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启、少京兆杨廷筠、太仆卿李之藻、大学士叶益藩、左参议瞿汝说、忠宣公瞿式耜，为奉教中尤著者。”
比明之亡，永历太妃且致书罗马教皇及耶稣会总统，祈保其国中兴，书曰：
《永历太妃致耶稣会总统书》：“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情事，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永历太妃遣使于罗马教皇考》（高劳）：“顺治五年，即桂王由榔称号永历之二年，提督李成栋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由榔由桂林移居肇庆。其太监庞天寿，以天主教理陈说于太妃[15]。太妃王氏，湖广人，故明桂王常瀛之继室，由榔之嫡母也。太妃既奉天主教，今由榔生母马氏及妃王氏皆入教，受洗礼于司铎瞿纱微。由榔亦于祭台前行跪叩礼，以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是年由榔生子慈烜，亦受洗。太妃乃遣使至澳门，求司铎行弥撒大祭。太妃以大蟠龙银香炉二对、镂花银瓶二对、镂花银烛奴二对，献于祭台上，另赠三银瓶于耶稣会三会长。遂于阳历十月三十一日，举大礼弥撒。礼毕，澳门葡总督设盛筵款使者，并赠火枪百枝以佐其行。顺治七年，即永历四年，清兵克韶州，由榔奔梧州，太妃欲遣使至罗马见教皇，为明祈福。司礼太监庞天寿愿奉使，以其年老任重，不许。天寿遂荐神父卜弥格充使，赍书二通，一为太妃肃教皇笺，一为太妃致耶稣会总统书。卜弥格至澳门，以事留一年，始西渡。至印度卧亚上陆，西行，经波斯、西里亚等国，入地中海。二年后始至意大利之威尼斯，及至罗马，适新教皇亚立山第七即位，验明使节，乃蒙召见。复书，即由卜弥格携回。到中国时，约在顺治十二三年之间。然卜弥格奉使后，未数月，而由榔已由梧州奔南宁，太妃亦于次年卒于田州。复书达否，不可知矣。卜弥格所赍太妃肃教皇笺、致耶稣会总统书及庞天寿奉教皇书，今均存罗马耶稣会藏书楼内。”[16]
而清廷亦尊崇教士，至予以汉人之封职。
《清朝全史》：“睿亲王之占领北京也，欲举城而充满、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内，汉民一律退出。汤若望呈书于睿亲王，宣武门内之圣堂邸第，及阜城门外之茔域，得以保存。顺治帝赏汤若望以钦崇天道之匾额。顺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衔。八年，叙通议大夫，父、祖父则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则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晋叙光禄大夫，祖先三代则追赐一品封典。相传世祖对彼之隆遇，逾于恒格。召对不呼其名，用玛法[17]之满语代之，得随意出入内廷。盖满人与西人皆以夷种见薄于中国，遂鉴于汉人之偏见，力持公平之态度，夺汉人之官爵，加于西夷之首，而汤若望等亦借此以为正教发达之捷径焉。”
康熙中，各省信耶教者，至达十数万人焉。
《清朝全史》：“十七世纪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当其最盛之时，属于教会之教堂，广东有七所，江南有百余所。1663年[18]十二省信徒达十二万人，六省信徒其数未详，然亦决非少数。1696年[19]在北京受洗者六百三十人。”
教士之入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上明神宗疏》（利玛窦）：“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用是辞离本国，航海而来，时历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缘音译未通，有同喑哑，僦居学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
《大西利先生行迹》（艾儒略）：“其居端州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编，无不尽畅其意义。”“姑苏瞿太素，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之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于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学称，崇奉释氏，多有从之者，一日与诸公论道，多扬释氏，抑孔、孟。时刘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学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驾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
《清朝全史》：“明末清初时代，宣教师不独富于殉教之精神，且审察支那之风俗习惯。自将支那所嘲笑为蛮夷风之洋装，易而为中国士人之服装，起居饮食，全与支那人同，向支那人并自称为支那人[20]。且恐社会攻击基督教，思有以辩护之，遂自受支那士人之教育，肄习其言语文字。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士人社会，则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盖彼等特所注意者也。”“当时之宣教师，除直接反背教旨、违逆圣训外，务为保全支那人固有之信仰习惯，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许可。然当未许可以前，几经踌躇，几经学者士人上下议论，卒以支那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祐聪明利禄而然。祭祀祖先，则出于亲爱之义、孝思之念，所谓报本反始之礼，而非以求福祐。谓立祖先牌，非谓祖先之魂在上，不过子孙追远，稍抒如在之怀。至于郊天之典礼，非祀苍苍有形之天，乃敬天地万物之原，此孔子所谓郊祀之礼，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师等知支那人之祖先崇拜，无论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义，故遂予以许可也。”
其所译述之经籍，虽未能如释氏之学之深博，而历算、格致之学，实足以开近世之风气。他所著书，如《七克》等，词旨渊粹，颇似儒家之言（庞迪我著《七克》，分伏傲、解贪、坊淫、熄忿、释饕、平妒、策怠七篇）。非若后世之教士，凶犷粗鄙，与中国文教大相径庭也。故自万历以来，虽迭经排斥，
《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与侍郎沈、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天主教煽惑群众，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令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
而为之辩护者，且谓其独合于儒家。
《正教奉褒》：“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恶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先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愤嫉，是以谤害中伤，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辨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
其后罗马教皇严禁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仪式，始与中国礼教抵触，而遭清廷之禁止焉。
《清朝全史》：“1704年[21]，罗马教皇克列门第十，使安吉阿其何教长次鲁囊为代表，至北京，予以教书，谓对于基督教之神，不许用天之称号，对于支那之基督教信徒，严禁祖先崇拜之仪式。康熙帝为详细说明支那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鲁囊讫未发表教皇之教书，仅以己之名义摘要公布，排斥帝对于神学之意见，凡不从教皇教令者即行退去。于是帝命捕之，遣送于澳门，使葡萄牙人监视之。次鲁囊遂于1710年[22]死于狱中。1742年[23]教皇伯纳其克特第十四，发表教书，不从教皇教书之宣教师，处以破门之罚。由是支那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仪式。于是后之宣教师问题遂生非常之影响。清国以罗马教皇擅干涉国内事，以其命令行于国内，则为侵害国家之独立，故于1707年[24]，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内务部印票之宣教师，概令退去澳门；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1717年[25]，依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内地，违者决不得归本国云。此后百数十年间，清廷政府对于基督教徒之态度，非无宽严之别，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也。”
* * *
[1] 按此碑今已移至西安城中文庙碑林内，颇漫灭。
[2] 陈垣曰：唐景教为聂斯托尔派（Nestorian），非罗马派，近今东西学者久有定评。也里可温者，元时基督教之通称也，其所以混称之由，则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学说之微，或在仪文之末，均为教外人所不辨。
[3] 日尔曼国人。
[4] 宋理宗宝祐四年。
[5] 法兰西国人。
[6] 宋度宗咸淳七年。
[7] 宋端宗景炎元年。
[8] 意大利国人。
[9] 罗振玉曰：景教古经，传世绝少。数年前，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于开封回民家得犹太教羊皮古经，乃如德亚文，已寄罗马教皇许。今此赞首尾完好，复附景教经目三十种，足资彼教之考证。
[10] 明嘉靖十年。
[11] 明正德十二年。
[12] 嘉靖十九年。
[13] 明万历五年。
[14] 嘉靖三十一年。
[15] 太妃之称，本《通鉴辑览》。
[16] 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五号。
[17] 贵叟之意。
[18] 清康熙二年。
[19] 康熙三十五年。
[20] 此殆指若辈改姓名而言。
[21] 康熙四十三年。
[22] 康熙四十九年。
[23] 乾隆七年。
[24] 康熙四十六年。
[25] 康熙五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