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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交，士习之坏，前已言之。然其间亦未尝无殊尤卓绝之士，不为科举利禄所惑，而以道德经济、气节学术为士倡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皆以明之遗民，为清之大儒。其思想议论，皆有影响于后世。而世之论者，或多其反对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学，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诸子之盛者。实则清初诸儒之所诣，远非乾、嘉间人所可及。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其风气实截然为二，不可并为一谈也。
诸儒之学，其功夫皆在博学，
《梨洲先生神道碑》（全祖望）：“忠端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
《亭林先生神道表》：“于书无所不窥……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以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二曲先生窆石文》：“家无书，俱从人借之，其自经史之集，以至二氏之书，无不观。然非以资博览，其所自得，不滞于训故文义，旷然见其会通。……年四十以前，尝著《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诸书，以及象数之学，无不有述。其学极博，既而以为近于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示人。”
《颜氏学记》（戴望）：“先生幼读书，二三过不忘。年二十余，好陆、王书，未几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帅门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堂上琴竽弓矢筹管森列。……先生自幼学兵法、技击、驰射、阴阳、象纬，无不精。”
《王先生夫之传》（余廷灿）：“自明统绝祀，先生著书凡四十年，其学深博无涯涘。”
而学必见之躬行。
《梨洲先生神道碑》：“公晚年益好聚书，所抄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当事之豫于听讲者，即曰：‘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
《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二曲先生窆石文》：“其论学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尝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穷理为宗旨，或以先立乎大为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复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随处体认，或以止修，愚则以悔过自新为宗旨。盖下愚之与圣人，本无以异，但气质蔽之，物欲诱之，积而为过，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尽。夫尽，则吾之本原已复，复则圣矣；曷言乎日新，复其本原之谓也！悔过者，不于其身，于其心，则必于其念之动者求之，故《易》曰‘知几其神’。……其论朱、陆二家之学曰：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
《颜氏学记》：“先生之学，确守圣门旧章，与后儒新说别者，大致有三：其一，谓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而六艺不外一礼，犹四德之该乎仁。礼必习行而后见，非专恃书册诵读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订。著书立说，乃圣贤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为儒，举圣人参赞化育经纶天地之实事，一归于章句，而徒以读书纂注为功乎！”
《船山遗书·俟解》（王夫之）：“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恃。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经也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丧。如玩《七月》之诗，则且沉溺于妇子生计米盐布帛之中；玩《东山》之诗，则且淫泆于室家嚅唲寒温拊摩之内。《春秋传》此类尤众，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志之大者，则博可弗畔，而礼无不在矣。”
盖诸儒之学虽不必同，而其以读书讲学为立身行己之基则一。其专务读书，不知治身者，且以玩物丧志讥之，不似乾、嘉间人不顾行检但事博涉也。亭林反对明人之空谈最力，
《日知录》：“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将死，云：‘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然其言博学于文，必兼行己有耻言之，非谓反对空谈即不讲品节也。观其《与人书》，注重在人心风俗。
《亭林文集·与人书九》：“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千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
《日知录》中《世风》一卷，尤反复言之，甚至谓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
《日知录》：“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此则清初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诸儒之教，有见于人之本原，不随流俗为转移者，而不图其以反对空谈，使后之学者但骛于语言文字之末也。
清初汉族诸儒，皆反对清室。不得已而姑认满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之兴。故船山有《黄书》，亭林有《郡县论》，皆极注意于法制。而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则并专制之君主亦极力反对，不徒为种族所囿也。
《明夷待访录·原君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阻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习斋、二曲，皆以用世为的。
《颜氏学记》：“尝曰：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道与治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先生之学，以事物为归，而生平未尝以空言立教。”“议书院规模，建正厅三间，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榜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榜曰武备，课黄帝及太公、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水陆诸战法并射御技艺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主静持教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比举业，皆北向，以应时制，且渐引之也。北空二斋，左处傧介，右宿来学，门外左房六间，榻行宾；右厦六间，容车骑。东为更衣亭，西为步马射圃。堂东北隅为仓库厨灶，西北隅积柴炭。”
《二曲集·体用全学》（李颙）：“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俄顷之间，胜败分焉，非可以漫尝试也。今学者无志于当世，固无论矣；即有志当世，往往于兵机多不致意，以为兵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异日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自《大学衍义》至《历代名臣奏议》等书，皆适用之书也。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律令最为知今之要，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夫岂无谓云然乎？”“《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备要》等书，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赵括能读父书，究竟何补实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岂古板书生所能办乎！”
《答王天如书》（李颙）：“今时非同古时，今人不比古人。须明古今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语治平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若惧蹈诵《诗三百》之失，而谓至诚自能动物，体立自然用行，则空疏杜撰，犹无星之戥，无寸之尺，临时应物，又安能中窍中会，动协机宜乎？兹以吕新吾《谕士说》一篇寄览，亦足以知空躯壳饿肚肠，究无补于实用分毫也。”
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徒以清代专任满人及胥吏为治，虽时复征聘诸儒，仅欲以名位羁之，使不己畔，亦无实行其学之志，故其学不昌。惟亭林之讲音韵、考金石，于世道无与，其学派转盛于东南焉。
与黄、顾、颜、李诸儒相望者，有陆世仪、张履祥、孙奇逢、陈瑚、张尔岐、刘献廷等，皆以博学笃志、砥节励俗，为当时所宗仰。
《陆先生世仪传》（全祖望）：“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大医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药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录》所述，上自周、汉诸儒，以迄于今，仰而象纬律历，下而礼乐政事异同，旁及异端，其所疏证剖析，盖数百万言，无不粹且醇。”
《张杨园先生事略》（李元度）：“先生尝曰：‘学者舍稼穑，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廉耻立，礼让兴，而世道可以复古矣。’故其所补农书，皆得之身试者。”
《孙征君传》（方苞）：“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国朝定鼎，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
《陈先生瑚传》（王鎏）：“二十一，补诸生，馆陆桴亭家。两人忧天下多故，乃讲求天文、地理、兵农、礼乐之书，旁及奇门六壬之术。时复弯弓横槊、弄刀舞剑，将以为用世具也……顺治乙酉，大兵渡江，奉父迁徙无常。丁亥，与诸子讲学，著《莲社约法》，教以人伦，相戒以不妄言、不讦私、不谋利、不作无益。又以端心术、广气类、崇俭素、均劳逸，为蔚村讲规，以孝弟、力田、行善，为蔚村三约。又有《五柳堂学规》，曰德行，曰经学，曰治事，曰文艺。其小学之规曰习礼，曰受书，曰作课，曰讲书，曰歌诗。盖先生知道不行，而随处为世道人心之计，故立教周详如此。”
《张处士尔岐墓表》（钱载）：“先生之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故，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其答论学书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学于天下，不必多所著述，当以笃志力行为先。’盖暗然君子之自得者也。”
《刘处士献廷墓表》（王源）：“尝谓学者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处士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涘。”
《刘继庄传》（全祖望）：“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其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囊括浩博，学者骤见而或未能通也。”
而李塨、王源，尤颜学中之铮铮者。
《颜氏学记·恕谷编》（戴望）：“先生年二十余，为诸生。既承习斋教，自治甚严，仿习斋为日谱，记身心言行得失，不为文饰。而于田赋郊社禘祫宗庙诸礼，及诸史志所载经世诸务，与古帝王治绩可为法者，考校甚备，录其语曰《瘳忘编》……三藩平后，四方名士竞集京师，共为学会，先生与焉。因历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学术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极河洛图书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农、礼乐之措置。诸公悚听，相顾谓曰：乾坤赖此不毁也。”又《或庵编》：“先生于侪辈中，独与刘处士献廷善，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恕谷为极言颜先生明亲之道，遂令恕谷往博野，执贽颜先生门。著《平书》十卷，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备，七曰财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罚，十曰礼乐。”
虽二人皆为清之举人，非诸儒之为明遗民比，然亦不仕清室。
《颜氏学记》：“李塨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举于乡。”“王源中式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或劝更应礼部试，谢曰：吾寄焉，为谋生计，使无诟厉已耳。”
视其他之试鸿博者为不同矣。要之，清代学术与宋、明异者，有一要点，即宋、明诸儒专讲为人之道，而清代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1]。惟明末清初之学者，则兼讲为人与读书，矫明人之空疏，而济之以实学。凡诸魁杰皆欲以其学大有造于世，故其风气与明异，亦与清异。其后文网日密，士无敢谈法制、经济，惟可讲求古书，尽萃其才力聪明于校勘训诂，虽归本于清初诸儒，实非诸儒之本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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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指乾嘉学派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