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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世之事变，原因非一，其最大之一因，则欧美之发明机械也。自西历1769年[1]苏格兰人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关，而世界之变更即肇于是。1807年[2]美人富尔登（Robert Fulton）发明汽船，1825年[3]英人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汽车，1837年[4]美人摩尔斯（H. B. Morse）发明电报，皆若与吾国邈不相涉也。而其后鸦片之战，天津、北京联军之役，胥此等机械成之。咸、同之交，吾国深识之士，知世局既变，吾国不可墨守故技而不之变，故以仿制机械为立国之要图，而五千年闭关自守之国，乃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
仿造机械，始于曾国藩，
《曾文正公奏议》同治七年《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造成一小轮，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清稗类钞》：“无锡徐寿，专究格物致知之学。曾文正公檄委创机器局于安庆。同治丙寅三月，造成木质轮船一艘，长五十余尺，每小时能行二十余里，文正锡名‘黄鹄’。”
李鸿章继之，创建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
《李文忠公奏稿》同治四年八月《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御史陈廷经奏：夷情叵测，恃有战舰机器之精利，逞其贪纵。然彼机巧之器，非不可以购求学习，以成中国之长技。请于广东等处海口设局，行取西洋工匠，置造船炮等语，与臣所筹议不谋而合。兹经收买上海虹口地方洋人机器铁厂一座，改为江南制造总局。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目前未能兼及，仍以制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
《曾文正公奏议·轮船工竣并陈机器局情形疏》：“同治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六年四月，奏请拨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仰蒙允准。于是拨款渐裕，购料渐多，苏松太道应宝时及冯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讨论，期于必成。从前上海洋厂自制轮船，其汽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炉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七月初旬，第一号告竣，命名曰‘惠吉’轮船。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江宁。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又曰：“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诸多不便，六月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5]，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汽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
《江南制造局记》：“同治四年创办之初，厂中机器均未全备。先就原有机器推广，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用以铸造枪炮炸弹。六年始造轮船。十三年仿制黑色火药。光绪四年仿造九磅子、四十磅子前膛快炮。五年更造前膛四十八磅、八十磅各种开花实心弹。七年造筒式一百磅药、碰电、热铁浮雷及生铁沉雷。十年造林明敦中针枪。十一年停造轮船，专修理南北洋各省兵轮船只。十六年仿造新式全钢后膛快炮。十七年改造快利新枪，试炼钢料，又造各种新式后膛快炮，及五十二吨、四十七吨大炮。十九年仿制栗色火药。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三十年添造铜元，旋归江宁合办。三十一年将船坞及轮船锅炉机器三厂，划归海军商厂办理。”
同时南京、天津亦设立机器局，
《续纂江宁府志》：“机器制造总局，在南门外扫帚巷东首，同治四年兴工，五年七月告竣。”《李文忠公奏稿·奏报机器局经费折》：“天津机器局，自同治六年四月开局，前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创办。”
《津门杂记》：“机器局，制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以机器制造洋枪炮架等物，兼制小大轮船；一在城东八里直沽东北，人称东局，专制火药及各种军械水雷。水师电报各学堂并附于东机器局。”
福建则设立船政局，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马江船坞之历史》：“船政之设，在同治五年。湘乡左宗棠总制闽浙，实创是局，相地之宜，以马尾为最。议既定，宗棠移督陕甘，举侯官沈葆桢以代。聘订法员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并法员匠数十人以为导。同治八年，第一号万年青轮船告成。十二年，华匠徒于制造之技渐能悟会，遂于是年遣散洋员匠回国。计九年之间，成大小兵商轮船十五号，洋人所经理全成者十二号，余三号则皆华人完全成之。后此续制各船，截至光绪三十三年，共成船四十号。”
虽多以制造船械为主，偏重于海、陆军之用，然始意未尝不为生利计也。
《李文忠公奏稿·置办铁厂机器折》：“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其时学者如徐寿、华蘅芳及寿子建寅等，皆殚心研究，具有成效。
《清稗类钞》：“文正设江南制造局，令雪村[6]总理局务。时百事草创，雪村于制造船枪炮弹等事，多所发明。建寅字仲虎，寿之仲子也，从寿精研理化制造之学。寿与华蘅芳谋造黄鹄轮船时，苦无法程，日夕凝思，仲虎累出奇思以佐之，黄鹄遂成，旋于上海制造局助成惠吉、操江、测海、澄庆、驭远等船。光绪庚子春，在汉阳药厂，配合棉质无烟药轰毙。”
光绪初，山东设立机器局，建寅实主其事。
《光绪政要》：“光绪元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设机器局，咨调徐建寅来东商办，就省城外泺口地方买民地设局，先造子药，次造枪炮。”
朝鲜之变法，且遣人至天津学造机械焉。（《李文忠公奏稿》光绪六年《妥筹朝鲜制器练兵折》具载其事。）
通商之始，各国轮船麕至，吾国航业之利，几尽为所夺，于是议者思倡行商船，
《李文忠公奏稿》同治十一年《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叠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置造洋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经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试办。”
同治十一年，始设局招股，购置轮船。
《李文忠公奏稿·试办轮船招商折》：“购集坚捷轮船三只。”“光绪元年《轮船招商请奖折》计有自置轮船并承领闽厂轮船八号，现又添招股分，向英国续购两号，分往南北洋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处贸易。”
《邮传部第一次统计表》：“该局资本，先后拨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处官款，计一百九十万八千两，自光绪六年起，分期缴还。迄今并无官款，惟商股四百万两。”
光绪二年，收买美国旗昌公司船只，其业始盛。
《邮传部第一次统计表》：“光绪二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拨浙江等省官款，买并旗昌公司，增大小轮船十八号，而外洋船舶尽力排挤。李文忠于光绪三年二月，奏明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统归商船经理，并请苏浙海运漕米，分四五成，拨给该局承运，以顾商本，免为外人倾轧。赖此扶助，局基益坚定矣。”
迄今数十年，招商局船凡三十一艘，载重六万六千余吨，资本八百四十万，为吾国航业公司之巨擘。其内河商轮，亦年有增设。民国五年，统计各省内河商轮，凡一千零七十七艘，载重七万余吨。较之咸、同以前，航行江海专恃帆船者，其敏钝霄壤矣。然外人在华之航业，实远过于吾国。民国五年夏季江海关进出之航海汽船，凡一千八百三十余艘，三百一十七万余吨。日本船，七百二十八艘，一百二十二万余吨；英国船，五百四十九艘，一百零七万余吨；中国船则仅有四百一十九艘，五十三万余吨，是则相形而见绌者也。欧战以来，各国商船缺乏，制造亦有所不及，美国航务部乃向吾国船厂定造四艘，其大者至一万四千余吨，制造家诧为未有焉。
《东方杂志》十七卷十二号：“战时，美国航务部因商船缺乏，特向我国上海江南造船厂定造商船四艘，其最大者为官府号，计重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吨，排水量一万吨，速率每小时十海里半，于民国九年六月三日下水，美国公使克兰夫人行命名典礼，计中国所建商船，以此船最大矣。”
次于船舶者为电机，同治十三年，日本觊觎台湾，沈葆桢奏请设立电报，以利军备，事寝不行。光绪五年，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线以达天津，极言其便。翌年，遂试设南北两洋电线。
《李文忠公奏稿》光绪六年《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内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同治十三年，日本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初由官办，光绪八年，改归商办，陆续展设水陆各线，遍及南北各省，以逮新疆、蒙古，综计线路十余万里。光绪二十八年，清廷议收电报为国有，嗣因商情不协，允各股商悉仍其旧[7]，而为商股官办之局。
《邮传部第一次统计表》：“南北洋电报既成，由盛宣怀招集商股，于八年三月起，接归商办。自时厥后，行之二十年，历办无异。二十八年改归官办，特设电政大臣以督之。三十九年设立邮传部，归部直辖。中国新政完全属于中国主权，无外人权力羼杂其中者，惟电报一事耳。”
旧传江慎修能为传声机，而其法不传，
《清稗类钞》：“江慎修永尝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全。慎修乾隆壬午年卒，则其法发明之时，尚在留声机电话之前也。”
通商以后，海上始有电话机，
《淞南梦影录》：“上海之有德律风，始于壬午季夏。其法，沿途竖立木杆，上系铅线，线条与电报无异，惟其中机括不同。传递之法，只须向线端传语，无异一室晤言。”“其初有英人皮晓浦，在租界试行，分设南北二局，嗣以经费不敷，不久遂废。癸未春，经天主教司铎能慕谷重设，由徐家汇达英、法各界。闻此法由欧人名德律风者所创，故即以其名名之。”
光绪末年，各省竞设电话局。
《邮传部第一次统计表》：“上海电话局，系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分开办。”“太原电话局，系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分开办。”“北京、天津、广东、奉天、河南各地电话局，表不载创办年月。”
民国初年，设京津长途电话，近又议设宁沪长途电话，传达消息，日捷于前矣。
电之为用极广，电报、电话之外，电灯、电车之属，皆兴于光绪中。
《清稗类钞》：“电灯始于光绪中叶，创办者为西人德里。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将遭电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当道患其滋事，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其禁乃开。”“沪上通行电车，始于光绪戊申。”“上海电车乃西人所经营，华人虽亦投资，而实权皆为彼所握。初开时，华人虑或触电，多望而却步，西人广为招徕，不及一年，其营业日益发达。”
始自上海，继则及于各地，电气事业，殆有方兴未艾之势。然自外人观之，则其程度较日本犹远逊焉。
《最近支那经济》[8]（善生承助）：“据最近调查，支那电气事业经营之现在数，凡八十有七，其所在地，则支那本部二十二，满洲二十五。”“依其性质分类，则业电气供给等八十，制造电气机械者三，供给电力与电气铁道合并经营者四。”“支那本部开设电气铁道之市街，仅上海三，香港、天津各一，北京则屡议敷设而未成[9]。其大连、抚顺之电气铁路，则日本满铁会社之所经营也。”“支那全体动力用之电力，使用高现仅三万三千马力，比之日本北海道之三万五千马力，尚有不迨。又电灯全部之烛力，亦不过百三十七万五千烛光，比之日本东京市电气局与东京电灯株式会社所有设备之百九十万烛光，亦远不及云。”
近年海陆军多用无线电机，
《世界年鉴》：“北京南苑、天津、保定陆军用无线电，乙巳年设立。北京、南京海军用无线电，辛亥年设立。”
且拟设西安至喀什噶尔之无线电。
据《东方杂志》，民国七年交通部与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订立合同，政府为设西安、喀什噶尔间安全之通信，拟购买并建设三台无线电报机器，向该公司订购马可尼弧光最新式无线电报机三台。
上海交通大学亦设无线电机，以供试验而通消息，异时无线电信当代有线者而日兴矣。
按民国十三年北京《交通日报》载中国境内无线电台，为中国自办者凡十三所：即北京、张家口、武昌、吴淞、福州、广州、崇明、上海、南苑、保定、天津、烟台、大沽等处，又为外国所经营者凡二十处：计日本八、法国五、美国四、英国二、俄国一，大抵皆在使馆及领事馆、兵营中。
光绪二年，英商自上海租界造铁路达吴淞，行驶火车，是为外人侵我路权之始。两江总督沈葆桢购其路而毁之，盖其时舆论，不仅以为损失主权，且于铁路火车，特具一深恶痛绝之意，故不惜重资以求消毁其萌蘖也。
《中国铁路史》（袁德宣）：“同治五年七月，英怡和洋行创设上海江湾间铁路。光绪二年，上海江湾间铁路延长至吴淞口，长三十里，名淞沪铁路。时风气未开，国人视为异物，两江总督沈葆桢以银二十八万五千两购回淞沪铁道，毁拆弃诸河。”
其后以外患日亟，思造铁路以助军用。
《光绪政要》光绪六年《刘铭传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俄自欧洲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铁路以达珲春，不出十年，祸将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要道，南路宜开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条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惟工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
而开平煤矿之铁路，遂为全国铁路之嚆矢。
《中国铁路史》：“光绪四年，美国留学生唐景声，请于直督李鸿章，创办唐山开平煤矿，聘英人全达为技师长，筑铁路以便运输，初用马车，继改用小机关车。光绪十二年改筑，轨广四尺八寸半，为中国铁路轨道定例。”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奏办芦汉铁路，
《光绪东华录》：“张之洞奏：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在清化镇以南，荥泽口以上，作桥以渡黄河，自河以南，则由许、郑、信阳驿路以抵汉口。”
虽定议而未实行。总计甲午以前，中国铁路仅成榆关内外七百零五里。
《中国铁路史》：“光绪十三年，直督李鸿章募集股本，敷设由天津经大沽至滦州之古冶线，长三百十一里，谓之商路。光绪十六年，又延长古冶至关外之中后线，长三百九十四里，谓之官线，共长七百零五里。”
中日战后，朝野上下，始知筑造铁路为不容缓之事，遂设铁路总公司于上海，先造芦汉干路，次及苏、沪、粤、汉等，
《光绪政要》：“光绪二十年，直督王文韶、鄂督张之洞会陈芦汉铁路办法，并保津海关道盛宣怀督办，宣怀请设铁路总公司，先造芦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等处，亦准公司次第展造。”
于是借款购料，一切仰给于外人，而各国争我路权者麕起。
《约章大全》：“光绪二十三年《芦汉铁路商订比国借款合同》第一条：除总公司已有成本银一千三百万外，并准总公司向比国银行工厂合股公司借款四百五十万金镑。二十四年续订《比国借款详细合同章程》第二十五款：全路所需材料，除汉阳各厂所能造者先尽购办外，皆归比公司承办。”《中国铁路史》：“时各国铁路政策怀抱已久，一闻募外债之议，无不踊跃争先。首请者为美公司，次为英、德两公司，惟比利时公司以轻便条约，商定于政府。”“比利时者，受俄、法之指使而来者也。俄、法势力潜伏于比公司之下，比营之，即俄、法营之也。英闻之，恐碍其扬子江一带势力，遂扼榆营铁路监督权，遮断东清铁路，弗与京汉联络。德闻之，又与英协商握津镇铁路敷设权，沿运河，出扬子江，以与京汉颉颃。”
光绪二十九年，商部奏定铁路简章，以奖励华商、抑制洋股为主。各省绅民，乃议自办铁路，潮汕、滇川、常辰、江西、江苏、福建、浙江、安徽分省自筑之路，同时均见于奏报，而粤汉、京汉亦次第借款赎回。然各省自办铁路，多鲜实力，其成者，仅潮汕、新宁、沪浙数路，而其材料机器，仍须购之国外，无完全自办之路也。辛亥革命，起于铁路国有之议，而民国成立以后，商办铁路次第收为国有，盖民力不充，仍不能不资外力也。
铁路附设之学校，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为最著。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交通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创始于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原由津榆铁路筹资设立，民国元年，改为唐山铁路学校。三年，改名为工艺专门学校，其学科专以铁路工程为主。”
而制造厂亦以唐山为巨。
《铁路协会报·京奉路线始末记》：“唐山有极大极完备之工厂，工人约三千名。该厂从前或装配车辆，或建造客货车及装配机车，现在该厂能自行建造机车及车辆，但特别之部分仍须购自外洋。沟邦子地方有一修理车辆厂，从前机车均向英国北方机车公司购买，其余或向美国之保鲁敦或比国购买，然该厂近年亦能制造机车。”
据民国三年京奉铁路报告，唐山厂自造机平转车、盘车、顶湾梁汽机、起重机等，并代道清、京张、吉长各路造车辆、汽筒、锅炉等凡数千具，是则机械工学进步之征也。
吾国采矿，多恃人工，其用机械开采化炼，亦自同、光间始。
《李文忠公奏议》光绪七年《直境开办矿务折》：“从前江西之乐平及山西、湖南等省，皆以土法开采煤、铁等矿，近来如台湾之基隆、湖北之荆门、安徽之池州，经营煤矿，渐用洋法。然或因创办伊始，或因经费未敷，尚难骤得大效。光绪元年，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饬候选道唐廷枢驰往察勘。唐廷枢勘得滦州所属，距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山南旧煤穴甚多。光绪四年，钻地探试，深六十丈，得有高烟煤六层，计所得之煤，足供六十年之用。旋于五年购办机器，按西法开提煤贯风抽水，水井开深六十丈。就所得之煤论之，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
开平之煤，漠河之金，
《光绪政要》：“光绪十二年黑龙江将军恭镗招集商股开办漠河金厂。”
大冶之铁，萍乡之煤，
《汉冶萍公司纪略》：“光绪十六年，张文襄公督鄂，创办汉阳铁厂，采炼大冶之铁。大冶铁矿，据英伦钢铁会史戴德化验之报告，为世界不多觏之佳矿。就浮面之铁测算，年采一百万吨，足供百年。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接办，于萍乡发现一大煤田，其面积长三十里、宽十里。技师赖伦言，每年采取百万吨，可继五百余年。”
《中国工艺沿革史略》：“汉阳铁政局，为中国最大之制铁所，其铁路在湖北武昌大冶县属之铁山铺，其坑之重要者，在下陆雌雄狮子山、铁山等处。其地产铁，自古有名。光绪十六年，两湖总督张之洞，派德国技师至大冶县采矿。十八年，乃创立汉阳铁政局，一切机械，均由比利时购入。本年始开始制炼。初以管理非人，财政困难，改聘比国人为管理，至二十二年，乃让于盛宣怀。盛氏大招股本，改为股本公司，现今之汉冶萍煤铁矿厂有限公司，即是物也。其矿石之种类：一为磁铁矿及赤铁矿床，二为褐铁床。光绪二十八年，每月磁铁矿产二千七百吨，褐铁矿六百吨。其产出矿石，除供给汉阳铁厂外，每年尚有千余万吨，输出于日本之八幡制铁所。其制成铁料，自光绪二十六年，与日本有输出之特约，每年不下六万余吨。”
为世所艳称。而山西、河南之煤、铁，四川、云南之铜、锡，湖南之锑，延长之石油，亦相继而以西法开采。
《约章大全》光绪二十五年《总署奏湘省严禁私运锑沙折》：“湘省各属所在多锑，足供制造机器之用，因招粤商大成公司来湘，就近提炼。”“光绪二十八年，豫抚锡良奏开河南矿务，并派豫丰公司总办。光绪二十九年，晋抚赵尔巽奏请山西矿务先尽丰公司办理。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奏兴复云南旧矿，均可考见各省矿产之历史。”
《中华矿产调查记》（赖继光）：“四川彭县磺铜矿，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归矿政局拨款开采。”
《中国工艺沿革史略》：“光绪三十二年，有湖南洪某者，服官陕西，颇识新学，请之当道，筹资千余万，购买机器，并聘日本技师，在延长开采石油。凡凿四井，内二井出油甚旺，陕西省城各机关所有灯油，皆此矿所出，因此延安石油渐为世人所注意。”
其沿铁道之矿，为外人攫取，若抚顺、淄川各地之煤，更无论矣。
清代货币，兼用铜、银，铜曰制钱，银曰元宝。而广东与外人互市，多用墨西哥银元。光绪十六年，张之洞督粤，设银元局，自铸银币，其后各省亦相继仿铸。
《约章大全》光绪三十二年《财政处奏顿圜法折》：“中国铸造银圆，始于广东，嗣后湖北、江南、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陆续购机制造。”
而铜元之制，亦倡于广东，福建继之。辛丑以后，各省竞铸铜元，制钱之用遂微。光绪三十一年，户部设造币厂于天津，兼铸铜、银各币，民国因之，虽未能统一中国钱币，而其规制特宏焉。
《财政月刊·天津造币总厂报告书》：“北洋银圆局，踵机器局而成立。总厂既建，购机美厂，不足，调于宁、鄂各省。民国肇兴，鲁、豫、闽各省旧设铜圆局，相继停办，其机械亦先后运致，动机改用电力，以期利用。”
甲午以前，官办局厂之用机械者虽多，而商民之创办公司、经营制造者，尚未大盛。自《中日条约》明订装运机器进口，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之条，于是土货益为洋货所制，而商民始知自奋，
《约章大全·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
纺织、印刷、酿造、陶瓷、纸革、茶糖、淀粉、玻璃、肥皂、火柴之类，靡不购机设厂，竞师西法。以民国三年农商统计表观之，各省工厂用原动力者，凡三百五十九厂；蒸汽机三百五十七具，电机三百三十二具，其他机关四百七十六具。虽较之他国尚属幼稚，而二十年间，由手工而日趋于机械工业，是实文化之一大进步也。
机械工业之兴，不过数十年耳，论者谓其历史可分为四时期。
《支那之工业》（东亚同文会编纂）曰：“自支那固有之工场进一步而洋式机械工业之发生者，同治初年，即距今约五十年以前之事也[10]。尔来经几多之变迁，渐次举支那工业界革命之实，以及今日。试回顾其历史，可分为下之时期：（一）官督商办时代[11]，（二）外人企业时代[12]，（三）利权收回时代[13]，（四）国货维持时代[14]。”
其变迁盖亦多矣。顾自欧战以来，西人鉴于机械工业之害，乃转以吾国之工业未开发为幸，盖机械工业之害，在以人为机械，较之手工之时代，其违反人道殊甚。
《杨端六记罗素未开发国之工业演说文》：“所痛恨于工业主义者，乃以其逼迫老幼男女，使之违反其本性，从事于不自然的不自发的人为的生活。果使工业发达至极，则人类将不复见有青草之地，新雨之后，不复嗅得泥土之气。惟促处于数尺之地方，四围嚣而尘上，不得不竭一日多数时间之力，以营单一无趣之机械工作。妇女则大率不得不于工厂中谋生，舍其子女，求他人顾。儿童苟不入工厂，则留作学校之中，十分督责其功课，聪颖子弟，受害尤大。凡此违反本性之生活，足使从事工业之人民，日为社会所轻蔑，而激动杀人战争之事，将不绝于人间矣。”
然以经济竞争之所驱迫，目前之状况，仍不能不随欧、美之轨辙以进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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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乾隆三十四年。
[2] 嘉庆十二年。
[3] 道光五年。
[4] 道光十七年。
[5] 据《墨余录》，机器局基广二百余亩，盖同治七年以后逐渐扩充者。
[6] 徐寿字。
[7] 其时官商股本合计二百二十万元。
[8] 大正六年出版。
[9] 按北京已于民国十三年开行电车。
[10] 是书大正六年出版。
[11] 此时代为洋式工业萌芽期，自同治初年至光绪二十年，约三十年间。
[12] 此时代自日清媾和条约缔结后，至商部设立，约九年间。
[13] 自光绪二十九年至民国元年，约八年间。即支那因日露战争之影响，奋然自觉，以奖励实业振兴工艺为目的，频行官制之改废，法令之制定，一方则民间利权收回热爆发。对于外人既得之权利，苟有隙可乘，无不思收回其权利，而自当其经营。此等企业热之勃兴，以光绪三十年为最旺盛。
[14] 自民国元年至现在国民运动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