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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有特应研究者：一、不用清真寺旧名，而改为尊崇道经寺；二、撰者左唐，是否一赐乐业人；三、书丹者之高涝，何以讹为高拷；四、此碑与维扬人，极有关系。
寺何以名清真？《弘治碑》解释之，谓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碑末并称为清真后人，一若与回教无别者。此碑则力避清真之说，全碑不独无清真二字，且于尊崇道经四字，言之再四。计全碑九百余字，尊崇二字凡六见，道字凡二十三见，经字凡十五见。元时此寺名“古刹清真寺”，明初呈请重建之公牍，犹用此名，观《弘治碑》可见。此碑叙述此寺源流，至此亦削去清真二字不用，而单称为古刹，其排斥清真二字，至为明显。盖是时回教寺亦已名清真寺，故左唐特易为尊崇道经寺，以自别于回教也。
左唐，弘治丙辰进士，左为十七姓之一，江都又为一赐乐业族散居之地，《记》末又有“俾我后人”之言，其叙述道经传授源流，历举阿无罗汉以后宗派，比《弘治碑》加详而无误，则唐之为一赐乐业苗裔，殆无疑义。唐后为广东参政，嘉靖《维扬志》有传，称唐署司篆，性廉介，吏无所容奸，恨欲挠之，以出纳事陷唐，唐忿而病，拊膺曰：平生砥砺名节，顾乃蒙垢若此！遂不食死。粤人伦以训为志墓，直书其冤。撰碑时为四川参议，乾、嘉《四川通志》，均作“左居”，传写误也。左唐之文，与金钟之文，雅俗迥异。
篆额之徐昂，亦当时名士，与唐同里同岁进士。正德二年三月，宦官刘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五十余人，昂时为给事中，与主事王守仁，即五十人中之一，皆海内号称忠直者也。昂衔称前吏科给事中，正其罢官家居之时。嘉靖初恤录旧臣，起昂为广东参议，见康熙《扬州志》。十七姓无徐氏，昂盖非一赐乐业人也。
书丹之高洘，原碑洘字，今尚明晰可辨。惟正德以前进士题名录，并无高洘其人，只弘治乙丑有高淓。余恐刻本有讹，尝亲至国子监，证之《题名碑》，“高淓江都军籍”数字，幸尚完全无缺。《明史·刘瑾传》，有给事中高淓，颇致贬词，谓其劾父高铨以媚瑾。然康熙《扬州志》，则又盛称之，谓正德初瑾罗织大臣，逮铨下狱，淓伏阙请以身代，事得雪，仕至南京光禄寺少卿。以其时代爵里考之，则高洘之为高淓，断然是一非二。顾淓、洘二字，形虽相近，然系书丹者姓名，无论自书非自书，何至混用，诚不可解。十七姓中有高氏，淮南又有一赐乐业族，然无以证高洘之为一赐乐业。若以为即高淓，则其父诠，曾按察河南，并升布政，淓当随宦汴梁，饫闻一赐乐业之教也。
此碑与维扬人极有关系：撰者、书者、篆额者，均维扬人，请经及出资修寺者，亦有维扬人。维扬之有一赐乐业，幸得是碑为证。
嘉靖间汴人李濂著《汴京遗迹志》，于旧迹之湮废已久者，亦以空名志之，曰使后之好古君子可以考见也。是故土市子街之楼，凡十余所，土市子街东南之黄建院，土市子南街东之广慧院，土市子街东北之打瓦尼寺，均已毁，均著于录。而在土市子街东南之一赐乐业寺，则独不见著录。是书著于嘉靖二十五年，去正德立碑之年，不过三十四年，不应不知有一赐乐业寺，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