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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带着景仰之心追忆大宋王朝。它并没有再现汉唐对亚洲的征服，相反，它甚至无法将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的中原领土上赶走。而且，在朝代后半期，它被迫放弃了中原北方的全部领土。不过，中国文士从来不曾将军事威力与文化成就相提并论。他们的古典性情，以及对军人或许抱有的一定阶级嫉妒，导致这些人站在哲学立场上，系统化地蔑视一切尚武政策；当他们的反军国主义理论导致了外敌入侵之时，文士们就用无力的抗争与迟来的爱国主义来抵制战胜方的军队。《资治通鉴》————这是一部通史，或许由宋代文人中最为优秀的代表所编纂————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而且，宋代因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学识、考古与业余艺术爱好的推崇，也就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士们的赞赏。
宋代没有追随汉唐的辉煌足迹，这并不是其创始人的过错。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同情心的伟人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在前朝服役的将军。皇帝刚刚去世，留下一个七岁孩子做其继承人。与此同时，一场战争即将打响，对抗的正是令人畏惧的契丹。赵匡胤以非凡的勇气指挥着这场战争。军方认为，让一位强人来掌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强迫其统帅付诸行动。一天早上，刚刚拂晓，士兵们包围了赵匡胤的营帐。后者从惊吓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其军官所包围。这些人提剑在手，宣称要拥戴主将做皇帝。在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之时，军官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将他扛在肩膀上，并抬上战马。这些人把赵匡胤带到军队中间，士兵们高声叫嚷着欢呼他，并排成整齐的队列，朝着都城方向前进。不过，在马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下令停下来，并向士兵宣讲道：“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所有的军官都翻身下马，高喊说他们愿意服从他。“既然这样，”赵匡胤说，“那就听好。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所有人均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也重新井然有序地向前行军。第二天，他们抵达首都开封（汴州），在这里，赵匡胤特别留意，不仅确保了小皇帝及太后的安全，还让二人衣食无忧。随后，他登上了皇位（960年2月）。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赵匡胤随后的统治，与开始并无区别。作为一位领导者，他宅心仁厚，且又才华横溢，作风稳健，顾全大局。赵匡胤治愈了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留下的战争创伤，并几乎重新统一了整个中原。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赵匡胤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各个地方政权（广州在公元971年被占领，而南京则在公元975年被征服）。最不同凡响的是，尽管诉诸了武力，这些征服并没有伴随着对平民的暴力伤害。宋朝将军们得到的命令是，一旦占领了某座城池，他们就要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就这样被并入帝国版图的诸王，赵匡胤非但不会羞辱他们，还给这些人发放津贴，让他们依附于朝廷。在对待南京的前统治者————此人抵抗时间最长————之时，皇帝不无幽默地将后者封为“违命侯”。
自从唐朝解体以来，历朝历代的缔造者，均是通过军事威望登上帝位的，赵匡胤与他们并无不同。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他就决心让这种惯例不再发生。在一次亲切友好的宴会上，赵匡胤召集了所有的军队首脑，即他从前在军队中的伙伴。皇帝仅仅通过劝说，并没有威胁，就获得了后者的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将放弃自己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条件，赵匡胤用土地和财富奖赏众将。如此一来，就终结了过往半个多世纪以来，令中原精疲力竭的频发军事政变。“文官帝国”最终得以建立。
直到最后，赵匡胤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当意识到死亡逼近，而自己的儿子过于年轻，无法承担政府职责之时，他召来其弟，取下挂在龙床附近的战斧传给后者，作为权力的象征，并忠告他做个好皇帝。随后，赵匡胤就去世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7年在位）将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在山西）重新纳入帝国————尽管有契丹的干预（979年6月），经过长期围攻之后，宋军还是攻克了都城太原————这样完成了其兄长未竟的伟业。随后，他试图从契丹那里夺回后者在长城之内占据的那些领土，即大同和北京地区。公元979年7月，太宗发兵攻打北京并包围了它，但在城市西北，他被契丹击败，被迫仓皇撤退。公元986年，他发动了另一起攻势，但这一次，甚至连北京都没有打到。在北京与保定之间，太宗的军队被击溃了，追击的契丹军队一直打到了河北南部。在太宗之子真宗统治期间（998——1022年），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并抵达了黄河岸边，对面就是帝都开封。朝臣们恐慌不已，建议真宗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至是四川，但皇帝拒绝了。在北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原小城澶州（澶渊），它已经设法挡住敌军了，其抵抗阻止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皇帝亲自赶赴澶州，相当勇敢。他的坚定态度令守军士气大振，并使契丹震惊。在澶州，契丹人与大宋签订了一份和议，根据条约，他们同意撤出新近占领的河南南部领土，和过去一样，满足于掌控北京与大同（1004年）。与此同时，在与契丹人争斗的过程中，大宋帝国的困难，被一个吐蕃民族唐古特（党项）充分利用。在公元1000年前后，他们使自己成为了鄂尔多斯、阿拉善与甘肃的主宰者，在这片区域，唐古特人建立了独立的西夏王国。
帝国军队两次试图从契丹手中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加上西北边境唐古特人新的蛮族王国之建立，使得大宋王朝对尚武政策不再喜欢。执政者满足于阻止契丹的反击，甘愿让后者拥有北京和大同的边境地区，并将鄂尔多斯与甘肃让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个牺牲远不如今天我们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且不说它的偏远位置，当时北京不过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镇，在中国历史上，它直到这个时期，也还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北京的重要性，正是从契丹在此建都时开始的。从11世纪中原人的观点来看，一方面放弃北京与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算不上多大的牺牲。除了这三个遥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拥有全部历史意义上的中原领土。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放纵自己对文学、艺术与智力争论的偏爱；宋代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大争论的时期，而最为重要的论战，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纷争。
不过，这场争论并非仅仅是一起知识分子的消遣。导致了唐朝崩溃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普遍受奴役；小土地所有者被迫出卖他们的地产，并转变成佃农，或者是大地主庄园里的雇佣劳力。这一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苏洵（1009——1066年）描述了这一情景：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王禹偁的一首诗，描述了一幅饥荒年月农民穷困者的心酸场景。排成长队的农民，离开他们的故乡家园，被迫尽其所能四处漂泊：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
门临商於路，有客憇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必须承认，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宋代时期；在全部中国历史上，饥荒岁月，连同其造成的苦难与不幸，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还未发现之时，农民的悲惨处境似乎无法避免。除此之外，小地产的消失，完全颠覆了赋税的评估，扰乱了国家财政————无论如何，一个世纪的政变与内战，已经令其破产。
在经历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有希望看到传统价值的一次全面恢复。大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致力于为这种恢复提供一个确定的智力基础。明智的太祖赵匡胤，在他刚刚登上帝位时，就依靠儒家文士。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一直从后者之中招募其政府官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充足供应，他们恢复并整顿了科举考试制度，从这时起，科举就有了其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通过在各主要城市创设府学，并在京城开办翰林院，同时还重建了包括三门主要科目————经义、词赋与策论————的考试大纲，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将重要的公职，委托给了两位当时最为有名的学者，即欧阳修（1007——1072年）与司马光（1019——1086），二人都以历史学家而闻名，前者还是著名诗人。
王安石变法影响深远
不久之后，文人学士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两派都诉诸于儒家正统，但对其解释有所不同，就他们那个时代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合理解决方案，两派也存在争议。神宗皇帝（1068——1085年在位）统治期间，在赫赫有名的王安石领导之下，改革派掌握了政权。
事实上，在王安石之前很久，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仁宗时期，1057年开办了“广惠仓”，向老人、孩子、贫困及患病者分发谷物。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尽管是一位倾向保守的统治者，却向“常平仓”提供了一百万缗的捐助。在收成过于饱和，谷价下跌的年份，这些官仓就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入谷物；在收成糟糕，因投机导致物价上升之时，他们就以较低价格将谷物投放市场。如此一来，这些官仓就为双重目标服务：形成储备以应对荒年，以及打击投机来控制谷价。
不过，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这些温和的举措。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在生前，能像他一样遭到如此猛烈的抨击。王安石饱受责难，是因为他教条主义的固执，他的不修边幅及不洁净的脸庞，一切都与其他文士形成了强烈反差。但是在现今时代，王安石又被捧到了天上，不仅被视作“国家社会主义者”，还被认为是民主主义者，以及孙中山的先驱者。事实上，他的改革，似乎首先是出于财政原因发起的。有必要帮助民众生产更多，以便国家能够从普遍繁荣中增加收入。正是出于这种双重目的————在为国家增收的同时，改善百姓的收益————1069年，王安石创建了一个常设的改革委员会，由他本人领导。对经济体系的重建很快就开始了。王安石制订了一套财政收支的固定预算，这是不能以任何借口超出的，支出因此减少了四成。
在当时，农业依旧是宋朝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提高产量，王安石决心保护农民免于穷困，并摆脱债权人的掠夺。出于这一目的，国家贷款给农民，以收成作为担保。在春季，这笔预付款发放给后者，到了秋天收获之后，贷款与利息返还给前者。农民的另一项报怨，就是地方官员责令他们服劳役的专横方式。王安石废除了强制劳动，用一种年度税取而代之，并用后者建立了一项支付公共工程的资金。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创新，因为此税金是首次针对个人征收的。与此同时，他将土地测量记录更新到最近时期，九世纪的土地变化，令这项改革成为绝对必要。在古代中国，土地税一直按农民的土地来征收，而土地往往是村社的财产。九世纪时，小地产消失，被大庄园兼并，从此以后，就有必要找出另一些办法。这正是王安石提出重建土地登记制度时，一直所考虑的事情————它并不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制度。公元1073年，王安石以一平方里为单元，对全国耕地进行划分，这将是评定一种新土地税的基本单位。正如马伯乐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纯粹的财政改革，没有任何“社会”特征：“土地所有权保持不变，并与这些新的财政分割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几个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或者部分土地，如果位于同一个单元，个人就按自己在此区域中所占比例，缴纳应付的部分税金。”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依旧是大庄园制（即便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也没有考虑修正它），但大宋帝国却得到了一份准确且方便的地籍勘查数据。
在此期间，国家的监控是成功的。公元1074年之后，每位土地所有者，都必须对自己拥有的一切财物进行申报，“包括家猪与母鸡”。商业也受到了管制。官员们给所有日常商品定价，由他们强制性地限定市场价格变动。国家收购全部未出售的存货。税款可以用实物抵付。可以说，政府官员成了官方的仓库保管，他们储备这些产品，在播种期或匮乏时期重新分配它们，充当预付。“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将物价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通过阻止任何非法涨价或者商品价格的一切过度下跌，来抵制投机。”但在这里，终极目标又是一项财政行为。仓库中的商品应征收二成的年税，这是以其自身及储存货物的建筑物做抵押的。如果税款未能及时缴付，年税就会进一步上升两个百分点。公元1071到1072年，伴随收成抵押贷款一起，王安石以类似方式创设了财产抵押贷款，以鼓励商业经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专门为市场中的贸易组织成立的法庭”（市易务），有权向以抵押品做担保的商人发放贷款。
王安石是一个学者，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科目更有可能培养出的是书呆子，而非管理人才。公元1071年，他中止了文风比理念更重要的文章创作，以及一切纯文学意义上的科目。从此以后，科举科目就只包含经义（依据这位改革家的新注释）、策及论。评判考生的，更多是这些人的个人观点及实务知识，而非他们文风的典雅。
正是这些文学上的变革，而不是其经济创新，让王安石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激烈反对。对保守的儒家学士来说，此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儒家经典做出的新解释，就是一种悖理逆天的行为。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受到嘲笑，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读起来就像一则声讨他的长篇檄文。事实上，既然历史是由那些战胜王安石的反对派所书写的，想得出公正见解相当困难。不过，王安石的土地改革，似乎确实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根据他的证言，只要其改革继续发挥作用，“稻米将变得和水一样廉价”。他的一首诗作（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儒家文士一样，王安石也是个诗人）真挚感人，并显示出了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而正是这种情感激励他采取多项经济措施：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
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
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然而，这些改革也许执行得过于严厉，导致了一种更为可怕的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反抗采取了消极方式。政府实施的产品储备，要求一个清廉的管理团队，但看起来，实际上管理机构远非没有腐败。即使播种季节贷给农民的款项，所产生的后果也违背了立法者的意愿。得到贷款的农民往往无法偿还，因此就会发现，他们自己的财产被当局没收了。保守派领袖、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了很好的机会，以这些理由来批评整个改革体系：“理论上，堂皇美妙，却华而不实；实践上，危害国家，无过于此。借谷物予百姓，他们遂消费之，再借谷物，他们遂卖之。因此他们不再有主动性，变得懒惰。”就这一点，王安石答复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针对王安石改革，最为严厉的抨击是：国家以二成利息发放青苗钱，相比私人贷款者五成的利率来说，无疑是相当温和的，但事实却是，农民由此背负了极为沉重的债务。如果收成根本就很糟糕，或者，根据司马光的预言，他们轻率地挥霍掉了贷给自己的款项，那么，到了偿付期，农民仅有的选择是：要么被没收家产，要么流亡他乡。危机越来越重。当穷人无法抗拒一笔资金突然降临的诱惑，地方官员则发现，让前者屈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青苗钱的二成利益，构成了地方收入最丰厚的来源之一。如此一来，就促使行政当局动用一切可能的压力，来劝说农民背上债务。尽管王安石动机良好，青苗钱却采用了可憎的形式，成为向头脑简单或一贫如洗之农民强求的附加税。而改革派政府，也扮演起了大级别高利贷者的角色。根本上说，王安石被悬在了中间，一边是他的仁慈，以及渴望帮助人民的良好愿望，另一边，则是恢复国家财政的必要性。作为其对手的保守派，则不乏技巧地将王安石的青苗钱体系，与更温和但更可靠的“常平仓”制度做比较（我们已经解释过后者）。
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其十五岁的儿子继位，由高太后摄政。这导致了改革派的失宠，权力回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手中。此后不久，（1086年）王安石去世，很快司马光也告别了人间。在保守派之中，司马光之后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诗人苏轼（1037——1101年），通常被称为苏东坡。他的影响力似乎一直是让人愉悦的。苏东坡非常了解普罗大众，也明白卑微小民的立场与真实渴望。他试图减少将君主与其臣民隔开的障碍，并打破朝廷危险的隔离状态。“善政时期，”他说，“最卑微的属民，应当自由地让皇帝明白自己的不幸。”不过，苏轼的率真很快就让他失宠。公元1093年，当摄政太后（她青睐保守派）去世时，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下一位统治者是徽宗（1100——1125年在位），我们很快就将讨论他的戏剧性命运。公元1106年，徽宗皇帝首先召回了保守派，接着在公元1112年，又再次对改革派予以信任。但从这时候开始，改革运动的命运或许已经成为次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两派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无论如何，尽管有不少冲突，大宋王朝带给中原的和平，还是产生了若干有益的结果。公元845年的普查，显示有三千万左右的人口。而公元1083年的统计，表明人口已经接近九千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国北方————旧的中原————的任何大规模增长，它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而是因为帝国南部————新的中原————开始达到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人口密度。自从汉代以来，南方一直就得到了系统的开发。
而且，幸运的是，南方的拓殖在这时已经完成。徽宗皇帝的政策，引发了蛮族大规模入侵北方各省，将要让南方再度成为汉人独立的一个庇护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