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风雅生活

格鲁塞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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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皇帝们,如今已经放弃了收复北方领土的期望,在其南方版图上,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都用在了重建诗歌与艺术氛围,以及生活的精致上面,这些都是曾经在开封皇宫中享受到的。1161与1206年那两场与金朝之间的突发战争,不过是和平期间短暂的花絮。1126年的惨败,尽管让帝国承受了巨大的领土损失,就其本身来说,似乎同样不过是一段插曲。在每一个领域,宋代的高雅文明都继续发展,它是中原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必须设法唤醒艺术与诗歌,因此,我们将首先回到开封年间(960——1126年),随后再延续到杭州时期(1132——1176年)。

    有关开封年间山水画的概念,有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即画家郭熙(生于1023年前后)关于“山水”的论文。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这些11世纪的大师们,是如何仔细观察大自然的:

    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暗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清,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郭熙进一步解释:

    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契依附之师帅也。

    郭熙还指出,山峰在外形上,以及(可以说是)特性上的变化,根据人们看它们的距离而有所不同:

    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

    根据季节变化,它们同样会有气质的不同:

    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

    值得注意的是,郭熙的论文是对“风景即心境”理念的纯粹且简单之解释,这一观点在西方很晚才被发现。

    这位宋代大师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山的光与影之间相互作用之价值。尤其是雾气介入的重要性。

    今山日到处明,日不到处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今山烟霭到意隐,烟霭不到处见,山因烟霭之常态也。

    ……

    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

    我们从中国历史学家处得知,郭熙本人遵循了这样格言,从而“做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恋秀起,云烟变灭,晻霭其间,千态万状”。归于他名下、现收藏于日本的一些画作,能让我们对其画风有大致的了解。一幅冬景:“雪堆岩罅,冰锁河面,偏舟载颤抖之客渡河。”春景:“浪击孤舟,山隐轻霾。”一幅秋夜之景,这是他最喜欢的主题:“雨过天清,雁阵过长空,似晤远山。”

    米芾(1051——1107年)是另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留下了一些类似的山水画。在呈现“中国褶皱”的典型特征上,此人从未被超越。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如同当代地质学家所描绘的图景,正如“林木茂密的山丘之上,翻滚的浪花刺破雾霭中的圆顶山”。

    宋代的许多诗歌,都是绘画杰作的文学版本。例如,诗人欧阳修生活于开封年间(他还是保守派的领袖之一),在他那首《远山》中写道:

    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

    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

    或者比如这篇江景:

    寒川消积雪,冻浦渐通流。

    日暮人归尽,沙禽上钓舟。

    再或者这篇渔夫的主题:

    风牵钓线袅长竿,短笠轻裳绿草间。

    春雨濛濛君不见,水烟埋却面前山。

    欧阳修对音乐也留下了同样的深刻感悟,这一次,他用散文形式,写下了秋声的主题: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

    另一位伟大的诗人苏轼,通常以“苏东坡”而闻名(在开封年间,他同样也是传统派的领袖之一),留下了不少可以与唐代大师媲美的作品。《前赤壁赋》(此地位于湖北的长江沿岸)是中国文学中最为知名的篇章之一: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客曰:“……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以上这些,就是宋朝皇帝们将北方各省丢给侵略者之时,带到华南的遗产。

    而这并没有因迁移而陷入困境。位于杭州的新都城(从1132到1176年,它一直是大宋的首席都城)变成了一座更为出色的艺术财富之城,并很快清除了人们对开封的回忆。当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将其官邸迁到杭州时,那些在其父之开封宫廷已赢得名望的艺术家,都被他召集在了一起,并很快能够重新设立画院。像从前的徽宗一样,高宗亲自向最杰出的艺术家颁赐金腰带作为装饰,并让他们在自己的皇宫中留宿。他喜欢用自己独特的笔法书写古诗,随后委托其艺术家们配上图画。高宗的孙子宁宗皇帝,同样成为了一位绘画的狂热痴迷者。他不仅向官方学派的儒家大师们颁发金腰带,还赏赐一些独立学派(也就是佛教)的艺术家。这一时期的文献,证实了高宗和宁宗一直重视由皇家画院成员监理的宫殿及亭台装饰,杭州城到处都在修建此类阁台殿宇。

    杭州城自身,也适合于这种装饰。它的地理位置极好,很容易迷住像过往几位宋朝皇帝那样天生的艺术家。在其东边,有钱塘江水的冲刷,靠近江水流入杭州湾的入海口;而在西边,它环绕着“西湖”,像威尼斯一样,是一座水上之城。马可·波罗(Marco Polo)热爱杭州,因为后者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波罗惊叹于不可尽数的船只、石桥,以及西湖,它那树木茂密的小岛和郁郁葱葱的堤岸,掩映着各式各样的楼阁亭台、佛塔皇宫。在地平线上,如同背景一样,有着深邃幽远的峡谷,造型奇特的山峰,它们庇护着众多佛寺,因画家与诗人而永生不灭————因为杭州地区的所有风景,很久之前都已经被老一代宋朝大师们描绘过。

    大宋皇室引领这种时尚。在西湖岸边的山坡上,高宗皇帝建有一座宏大且华丽的亭台,画家萧照用一幅巨大的江河峰峦全景画来装饰它。“画得非常好,游客甚至分不清是在看一幅画,还是置身于景色附近。”成就了一次艺术灵感回归的,不单单是杭州的美景,还包括整个浙江的风光。后者是一个因其景色变化多样而闻名遐迩的省份。在北方,从长江口到杭州,沿海有一条圩田地带,这是填海而成的土地,让人回忆起荷兰的风景;还有一片沿海平原,只高于海平面三到六英尺,一望无际,不可胜数的运河沟渠,向着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在南部,从杭州直至福建那边,延伸着一条曲折破碎的海岸线,错综复杂的海湾,猛然间被高高耸立的花岗岩山峰所隔断,后者崖壁参差,草地上布满了斑岩。很久之前,地理学者就指出了这些构造与日本内海沿岸岩层的相似性。因此,在日本风景画家(从15世纪开始)及这些杭州大师之间发现明显的亲缘关系,就不是让人奇怪的事情。前者无疑模仿了后者,但他们都同样复制了自己国家的风景。

    近来,日本公布了一组非常有趣的比较,对比的是宋代最为著名的画作,以及闽浙海岸山峦的照片。它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显示出,宋代大师们是何等地忠于大自然。至于浙江与日本的相似性,塞因(Sion)描述了李希霍芬(Richthofen)在造访浙江时,是如何“在其游记中,连篇累牍地提示与日本的这种类似:很少的森林,但在每一处怪异的绝壁近旁,都有一座佛塔,为茂盛的松柏所环绕;在谷地下面,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竹子,还有参天的大树,不可胜数的水车,以及巨大的白房子。尤其是在这些水分充足的山坡上,生长着大量的草木:随处可见成片的松树与橡树,油桐与漆树;广阔无边的肉质叶灌木丛,诸如金银花和紫藤一类的匍匐植物缠绕于上;整个山坡,都为桃金娘、杜鹃花及野生玫瑰所覆盖。这是一处鲜花盛开,灌木葱郁的乐土,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乡间,如此的景色如画,这般的多姿多彩”。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在十二三世纪的宋代风景画,还是在十五六世纪的日本同类作品中,都有对自然哲学某种程度的表现;但同样有对真实地域的现实主义描绘,无论是在闽浙还是在日本————前者通常与后者非常类似。因此,这些浙江的花岗岩或斑岩的山岭,及其沿着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台阶”而攀升之陡坡,(在那里,瀑布由三百英尺或更高的地方飞流直下,像宁波附近的“雪谷”),都大量地出现在“日本”风景之中————正如一系列用来对比的日本照片所证实的那样。

    宋明时期的艺术家们,特别喜爱再现杭州周边的历史场景,特别是西湖的沿岸与岛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这一名湖的最佳描写,是由韦锡爱(Arnold Vissiere)完成的:

    在远处,山峦耸立,围绕在湖西。最近处矗立着一座巍巍宝塔,建筑在岩石地基上,塔身侧面刻有碑文。绕过这座高塔,你就来到了名为“断桥”的桥边,它被视为“西湖十景”之一。过了断桥,是一条堤道。路基的铺设,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完成的,它通向了孤山岛。当在这条清凉且令人愉悦的道路上走过一多半时,你就来到了另一座石桥。它横跨于长堤的某个缺口之上,使得水能从一个湖泊流向另一个。这就是“锦带桥”。

    在孤山岛上发现的景点,是最为著名的:

    在右边,就是这个岛屿得以命名的孤山。它高度适中,树木繁茂,郁郁葱葱,点缀其中的,是遍布各处的凉亭露台。小巧的白色建筑物,掩蔽着石碑铭文,它们为过去作证。在左边,靠着水面的,是一系列亭阁、庙宇,以及供游船登陆的码头,更远处,是一座帝王行宫,它被粉刷成暗红色的墙壁环绕,从孤山南坡,一直攀升到了其最高点。第一座亭阁,其石砌阳台、扶手,以及延伸到水面的、典型的中国式小桥,都在孤山的美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上面还有这样的题词:平湖秋月。

    在各个方向上,无论岸边还是湖心岛,都能看到典雅精致的建筑物:庙宇及私人别墅,它们为树木所环绕。经过一条铺砌好的道路,你登上孤山,后者为纷繁茂密的植被所覆盖,遍布假山与石碑。请留意一座雅致的亭子,人称“放鹤亭”。它的石栏高悬逼近小小湖面的边缘。在陆地上,西边的群山之中,有一座山峰突起,它是如此陡峭,以至于过去的中国人称之为“飞来峰”,同样有“砌道蜿蜒大树之间,盘旋溪流瀑布之中,上通古寺”。皇帝的行宫本身(现在已经被毁),位于岛屿的南坡,“从那里,可以尽情欣赏湖景的雅致与壮观,从杭州的城墙直到西边的高山,一览无余”。

    然而,对生活在杭州的大师来说,这些物质基础,不过只是充当了将思想传输到纯粹精神层面的一种媒介。尽管他们的绘画无比卓越,形式的世界对大师们来说————用佛教术语讲————只是一个“露水的世界”,一条雾气的围巾,通过它,最为险峻的山峰,也不过是作为纯粹的幻影而升起。他们描画的风景,淹没在迷雾之中,迷失于远方,如脸孔一般生动。事实上,它的确是世界的脸庞。杭州时代的大师们想要表达出这个世界最普遍的外貌,或者说,他们希望呈现其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形式的物质属性,只有为显示隐藏于远方的东西时,才能被表现出来。这种大地河流、山脉谷地的外在面貌,越是因薄雾而柔和,因距离而简单,其内在精神越能被认识清楚。如此一来,画家就习惯使用水墨之法。在前景上,故意只画出最为空旷的轮廓,几棵枝干弯曲的树林,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一条泊于海滨的小船,当峡谷中涌出的薄雾与水面融合之时,船只很快就变模糊了。在地平线上,隔着无法计算的距离————介于中间的薄雾让我们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显露出一道道山岭,它们轮廓模糊,犹如悬浮于半空。还有些笼罩着水汽的风景,被分隔成诸多平面,以及半开半掩的近景之具体形式,最终,除了抽象距离中的理论空间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

    在这一学派的大师之中,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名字,跻身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列:马远,有记录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190年,他必定在13世纪中期之前去世;他的儿子马麟;接着是夏珪,他和马远一样,都活跃于宁宗(1195——1224年在位)统治时期;最后是梁楷和牧奚谷,两人生活在1200到1270年间。

    人们相信,日本和美国收藏的几幅水墨画,正是出自马远笔下。喜龙仁描述一幅早春的风景画:“背景是高山,山脚下有一村庄隐藏于薄雾之中。一座小桥横跨一片水域,前景的右边,是两棵柳树,纤细的枝条在轻轻颤动;人们可以感到,清晨的微风正温柔地拂过树梢;雾气刚刚升起,除此之外,再无动静,再无声音。春天依然在徘徊。”在三井(Mitsui)收藏品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位孤独的渔夫,在冬日的湖面上,正用从其船上垂下的鱼竿钓鱼。船只迷失在广阔的湖面上,湖岸是无法看到的;除了寂静的湖水与专注的渔夫,什么都没有。在岩崎(Iwasaki)的藏品中,有一幅是雨景图,前景是一条停泊下来的小船,丛生的岩石与高高的树木,随之有薄雾,以及作为背景的朦胧山峰。黑田(Kuroda)的收藏中有一幅画,一棵松树悬于半山腰,树下站着一位诗人,观察着正在空中升起的月亮。马麟的作品,以根津(Nezu,位于东京)收藏的著名的《黄昏风景》为代表:“只有从薄雾中浮现出来的岸边高地;一排燕子带着想象飞入了旷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收藏有马远的一幅画作《海上遇仙图》之副本,这是一起空想的召唤:一座梦幻一般的住宅,隐隐约约地呈现于峭壁之间;其高远的阳台,俯瞰着一片雾气缭绕的海面及暗礁;一些鸟儿从住宅边掠过。

    岩崎和川崎的收藏品,以及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也许有一些夏珪的原作。川崎收藏的一幅画,用寥寥几笔就唤起了一场山中风暴:“在一条峡谷中,一阵狂风刮倒了掩映茅草房的树木,树叶四处飘散,一个打着伞的农夫穿过一座小桥,他与狂风搏斗着,另有一人已经躲进了一个亭子。在远处,瓢泼大雨遮蔽了山顶的风景。那里的一些灌木,被风吹得剧烈晃动,所有一切将飓风的力量与速度展现得淋漓尽致。”岩崎收藏品中,有一幅被归于夏珪名下,呈现的是一个海湾或者一条河流的景象:一条小船停在某个岬角后面,右边是水生植物及一些树木,使用的是点画及轻微的笔法;在背景上,能瞥见多山的地平线,辽阔的水面与远处高耸的山系,创造出了一种空旷效果;光与水相互交融,并与背景上的彩色细纹形成鲜明反差。最后,北京博物院有一幅卷轴————一幅全景图,画面中的一切都与大气相当融洽:“岩石林立的河岸,松木茂盛的群山,弯折扭曲的树木,栖息于灌木丛中的草屋,连接着岬角的竹桥,水位很深的海湾。水是从峡谷流出的,随即越来越宽,注入海湾之中。而对岸的景物则从视野中消失,远处的小船迷失在薄雾里。所有一切,都仅仅只借用了水墨手段来表现……”

    这些各种类型的山水画家,都属于杭州皇家画院中的儒家文士圈子。而像梁楷和牧奚谷这样受佛教启示的艺术家,则形成了一个不同的团体。

    这些人都是佛教禅宗的追随者,并在这一教派散布于西湖周围及杭州附近山麓的寺庙和僧院中作画。梁楷尽管很受宁宗皇帝本人的青睐,但还是离开了皇家画院,来到某座僧院居住。他的一幅杰作,如今被日本的酒井(Sakai)收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去菩提树的路上”。这位佛教创始人被描绘成一幅苦行僧的模样,在一条激流附近,他靠在自己的拐杖上,站立冥想,四周是山峦陡峻的奇异景观,思考的强度及冥想的力量,通过那张毛发很多、几近野人的面孔上那震撼人心的灵性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内在力量,如同大风吹过峡谷一般,使得佛陀薄薄的衣衫上奇怪的褶皱有了生气,并在盘根错节的树枝上发现了其对应之物。这些树枝如畸形的野兽一般,在这位苦修者脚下爬行扭动。酒井收藏的另一幅梁楷画作,可以说是由空白构成的:前景是一块高悬于水面之上的岩石,在它上面是三棵光秃秃、看起来全无生机的树木;左边,一块被大雪覆盖的高地很快从视野中消失;另有一座冰雪堆积的山峰在背景中几乎无法看见,两者之间的空间堆满了薄雾;这幅画的真正主角以及这片风景的灵魂,就是禅定冥想,与宇宙交流沟通。

    牧奚谷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他成了杭州附近一座名为六通寺寺院中的僧人。他画的一些超人的鬼怪,属于神话领域,或者说是神兽。在这位伟大幻想家的其他作品中,大德寺收藏有一幅有惊人力量的神龙:在一片暴风云的光与影之中,这只传说中的动物若隐若现,它有着可怕的鼻子,长长的触须,恶魔一般的龙角,闪烁的双眼,目光如同闪电的火花;一切未知的、难以定义的威胁,突然之间就呈现在这副神奇而残忍的面具之上。在这里,牧奚谷似乎重新发现了前儒教时代的古老神话,大约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青铜器,就曾对此做出描绘。

    牧奚谷《观音图》

    梁楷《六祖斫竹图》

    实际上,当牧奚谷的天才转向对佛教理念的表现时,他的作品更加伟大。在这里,他笔下之龙所表现的狂野及几乎野蛮的力量,是出于服务禅宗神秘主义的目的。正如岩崎所收藏的一幅画那样,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处于狂喜状态中的苦行僧。这个隐士坐在一条山脊之上,一条凶恶的大蛇缠绕在他身上,其危险的蛇头正倚靠在僧人膝头。但这位苦行僧依旧无动于衷,用其专注的力量俯视着这条爬虫。这一奇异组合,看上去与从山腰的裂口中升起的云雾有关。大德寺收藏的一幅观音像,与前者在灵感上完全不同,但结构上却颇为相似:一个苍白的幽灵,带着一种深思表情,同时既和善又庄严,坐在山脚下的一处水边。雾霭朦胧的空气,模糊了作为背景的山峰。“观音的长袍被表现为长长的线条,它带着柔和的曲线,暗示的是内在和谐及绝对平静,如同水洗岩石一般的完美寂静。”作为一位山水画家,牧奚谷能够超越儒家的大师们,例如,一幅松平(Matsudarira)收藏的卷轴,表现的是船只返回位于洞庭湖岸边的渔村。人们几乎分辨不出船只,因为画面上太多地方都充满了湖水、雾气、空间与距离;山岭一点点地消失在薄雾中;画面上四分之三的部分,都被没有前景和背景的一片广阔区域占据,村子本身也几乎消失在阴霾之中,在卷轴的底部一角,它为树丛所遮盖————对于这样一种境界来说,人工的作品为大自然的广阔所吞没,“无限的空间及寂静的和谐”:宋代老一辈大师们所描绘的,正是大地的真实面容,而它从来没有像他们所表现的一样,能如此美好地被感受,被解释,或者是被热爱。

    在这类作品之中,中国绘画方法接近了形而上学的王国。现在,我们与宋代陶瓷一起回到纯艺术,相比绘画,它的繁荣毫不逊色。正如画家选择了水墨————也就是说,单色的中国墨水,宋代陶瓷也显示出了对单色的偏爱,或者至多是一种颜色配合另一种。这是因为,两种艺术都“迎合了涉猎浅薄的上流社会之品味,这些人认为,适度是奢华的最高境界。宋瓷之美,在于其柔和的华美,精致的明暗度,以及精妙的和谐;因为其自身的缘故,它比其他任何时期的材料都更有价值,由于它的材质、色泽、回声与光彩,既能愉悦眼睛,又能满足微妙的触摸之乐”。这一点,在宋代前夜,公元954和959年颁布的一道圣旨中曾特别强调过,它责令柴窑瓷器应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汝窑因河南汝州的窑炉而得名,它在12世纪之前已经开始生产,并很好地回应了以上的描述。其釉色通常为粉青或者紫蓝。另一个陶器中心是河北磁州,它在唐代已经发展起来,整个宋代一直在生产。它以在米色背景上装饰典雅的褐色花卉而闻名。定窑同样在河北,因定县而得名,通常使用一种象牙色、米色或灰黄色釉彩,有时会有裂纹,有时则带着花卉装饰,通常会有金属镶边。“因为其材料及装饰的精致,及其外形的高贵典雅,”一位热心的收藏者写道,“这些品种会被认为是一切时期所有国家中最好的磁器。”在宋朝首都由开封迁移到杭州之后,定窑陶工退居到江西的景德镇,直到整个明代,那里的生产一直在进行。到了清代,当地再度建立了一座官窑。有一组相关的瓷器,被称为“豫瓷”,包括一系列黑色或暗栗色物件,带有一种模仿青铜器的金属反光。开封年代还出现了青瓷,以微暗的橄榄绿色为特征。

    这些“北方青瓷”与韩国瓷器有密切关系。在欧洲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几个例证。“南方青瓷”出产于浙江的龙泉窑,其闪耀明亮的碧绿色,能让人一眼将它们与更早的品种区别开来。龙泉哥窑的裂纹磁器,有着极为精致的“蛛网纹”,其釉彩通常是海绿色、灰绿色、蓝灰色或者灰白色。人们往往很难能将它与另一种裂纹器皿区别开来。后者带有一种蓝灰或者淡紫色釉彩,产自官窑,也就是说,是由位于开封的皇家窑炉制造的。1127年之后,官窑工人跟随朝廷迁到了杭州。但是,著名的“月光瓷”————有一种蓝灰色或者淡紫色釉彩,并带有紫红色“火焰痕”斑纹,由一种色彩渐变为另一种————的生产者们,似乎仍然留在了钧州周边,因此他们的产品被称为钧瓷。钧州持续生产一直到元代。起源于福建建安的建窑瓷器,以其深栗色或者红褐色釉彩的碗具而闻名。它有着反光更强的斑纹,出于这一原因,被称为“兔毫”或者“鹧鸪斑”。最后,还有几种传统文献上未能记录的品种,被米歇尔·卡尔曼(Michel Calmann)全部列为“灰白瓷”,不过,它们通常被称为“影青瓷”,确实也经常有一种浅蓝色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