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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美国，以及其它近代国家的革命运动可以说是全都建筑在平等观念之上。美国革命的时候发表过一篇《独立宣言》，就用平等的观念来号召，当时起草的人是约茀孙 〔77〕 （Thomas Jefferson），他说到一切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他认为这是无须解释的一个真理。也许约氏在起草的时候，特别想到的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并不是人格的任何方面都平等。不过，一种笼统的平等观念，在当时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思想里是很普遍的，约氏的主张也无非是时代的一个反映罢了。至于平等观念的所以深入人心，家弦户颂，实开始于法国革命，而最负责任的人是革命前夕的一位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这观念流传以后，最能够利用它的当然是一般想利用民众的政客，以及那些亟于求理想社会的来临的乌托邦主义者；一到他们手里，这观念就成为一个口号。革命的表面的成功，不用说，一大部分就建筑在这口号之上。不过革命过后，这口号的宣传的力量还是很大，始终没有消灭。再就美国而论，教育制度的基本信念之一是它，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未始不是它。在工会组织的信条里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它，在种种慈善机关的设施里，我们也不难发见它的踪迹；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任何社会的举措里观察到平等主义的流风余韵，特别是在美国。
我们不讲平等则已，讲则决不能把它限于政治权利的一方面，而势必牵涉到人格的一切品性，特别是心理的品性以至于道德的品性。大抵体格上的不平等最显而易见，所以在这方面主张平等的人不至于太多，至于心理品性，特别是道德品性，则比较不易捉摸，表面上似乎容易受教育的熏陶的影响，于是平等的议论便有机可乘。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老不升级，我们不是怪学校设备不好，教师教法不好，就埋怨孩子不用功，好像只要设备好，教法好，孩子肯用功，它就一样的可以升班，和别的孩子没有多大分别。学童不用功，我们一向以为是肯不肯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我们对于道德的责任，更其有这种看法。我们以为任何人对于他自己的行为，应当同样的负责，所以凡属不能遵守一种道德的条例的人，我们就要加以责罚，到能强勉他就范的程度为止，否则就要加以进一步的责罚。我们总以为他的所以不就范，又是一个肯不肯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78〕 事实上是，不用功与不就范，往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理智的行为与道德的行为都牵涉到一个能力的问题，一个人的所以不肯，往往是因为他不能，而不能的程度又因人而有不同。只是一般的人，溺于成见，不这样看罢了。
不过这种成见是很容易纠正的。有比较大的一群人在此，我们但须从旁略加窥察，便可以知道，没有两个人，在任何身心品性之上，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进一步的用统计方法加以测量，更可以知道，即使把最极端的例子搁置一边以后，所谓比较寻常的人中间，依然可以表现各式各样的身心品性的不齐，其中最上品的例子和最下品的例子彼此相差大抵在两倍以上。这两倍以上是一个最概括的看法，无论身材的高矮，体力的强弱，官觉的快慢，智能的高下，德行的好坏，全都是如此。若加上最极端的例子，那上下品的相去就远不止两倍了。上智与下愚之间，可以相差到七八倍。 〔79〕
流品之间，不但是不齐的现象，并且不齐得有一个规矩。即就身材一端而论，我们知道寻常的身材或不高不矮的身材比极高极矮的身材要多得多。如果在一个旷场上，我们让各种身材的人排成若干队，让身材最高的一队站在右边，身材最矮的一队站在左边，其余依次站在中间，在场上划一条粉线，让各队都走靠到粉线以后，观察者在高处望去，或由高处摄取一张相片，他可以发见一个平面的金字塔的状态的人群。就统计的术语，这叫做“变异分流的人口”（population grouped in arrays of variates）。最中间的一队代表着全人口的“中度”（median）的身材，人数最多而拖得最长的一队代表着全人口的“时度”（mode）的身材，所谓时度，指在这个人群里这种身材的高度是最时髦的。如果我们在每一队的最后一个人的立足之点画上一个粉印，再把这些粉印连贯的画成一条中间坟起的曲线，这条曲线在统计学上就叫做变异性 〔80〕 曲线（variability curve）或叫做频数曲线（frequency curve）或正常曲线（normal curve）。不画曲线，而把每一队的人用一个柱形的方格来代表，结果也是一样，许多统计的图表是用这方法画成的。不过品性的性质不同，有的是连续变异的，例如身材高矮，即各种程度的高矮都有，我们在分队的时候，如果用尺做单位，例如五尺以上六尺以下为一队，则事实上一队之中还有寸的区别，用寸做单位，亦然，一队之中还有分的区别；所以越是连续变异的品性越适宜于用曲线来代表。
如今我们举一个身材变异的实例。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于应征的兵士，作过一次大规模的体格测量，身材而外，当然还测量到许多别的品性；当时主持其事的人就是优生学家达文包（Charles B. Davenport） 〔81〕 。下面的数字就是从他的报告里摘取来的。
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根据了这些数字画成一条变异性曲线。 〔82〕
体格品性的不齐如此，心理的品性也未尝不如此。即就智力论，平庸的智力占大多数，上品与下品的智力便依次分两边递减，越趋极端则人数越少，世间上智与下愚不多，就是这个缘故。上品与下品的越来越少，真好比两个背道而驰而节节相对称的山坡。我们用智力测验来测量智力，用智力商数来计算智力，我们以一〇〇分作为最平庸的智商，那地位就在山巅之上，由此上下坡，大率一边加二十五分，一边就减二十五分，一边加五十分，一边就减五十分；所谓对称就指这种递加递减的趋势。两坡越是对称，所成的曲线越配叫做上文所说的正常曲线。
关于智力的流品不齐我们也摘录一个实例如下：
这些数字是从忒孟（Lewis M. Terman）的《智力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一书里摘取的 〔83〕 。所代表的儿童总数是九〇五人，最小者满五岁，最大者满十四岁，都是未经选择过的，唯其未经选择，才有统计的价值。读者也不妨根据了这些数字自己画成一条曲线，他可以发见这一条曲线比上文关于身材的要正常得多。
何以会有这样一条两坡对称的正常曲线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品性的形成，原因是很多的，如果每一个原因的活动又完全按着机遇的原则，则结果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条曲线。正常曲线的来历可以从打靶的结果里看出来。有一个善于打靶的人在此，打得很准，每打一枪，不是正中鹄的，便是虽不中亦不远，结果是正中鹄的的最多，越离开鹄的的越少；如果靶子是好几条直的木板拚成的，则每一条木板等于一个直档，最中间的一档的弹孔当然最多，越到两旁，弹孔便越少；再如果在靶子下面承上一个筐子，筐子中隔成好几个直的格子，数目和木板的数目相当，并且彼此衔接，而发出的子弹，假若打到靶子留下弹痕以后，即分别往下坠落在筐格里面，高下累积的结果，综合了看，必自然而然的成为一条正常的曲线。
打靶而外，我们自己也可以安排一个性质相似的试验，而得到同样的结果。这试验所需的设备很简单：一块宽平的长方形的木板；一块挖成许多平行的槽的木板（像以前中国商家用作放铜币的钱板，一块板上有十条槽，每条槽里可以放铜元一百枚）；一块玻璃，大小与带槽的木板相称，可以装配在这块板上，使放在槽里的东西不致彼此相混；一升干的豌豆或黄豆。如今把宽平的木板斜斜的搁起，成一个很不陡的坡度，高的一端随便用什么东西支起，低的一端即用带槽而装有玻璃的木板撑住，使两板之间有一个一百度光景的角度，同时又务使各个平行的槽口和斜板的边缘密切的衔接。安排定当，然后两手捧一把豆子到斜板的高的一端的中心，让它们徐徐滚去，终于滚到低的一端而落在槽里，最中间的槽所得的豆子自然最多，但两旁的各槽里也会得到相当的数量，就是最在边缘的槽也不会完全向隅，因为豆子虽圆而不太圆，决不会一颗都滚一条直线，而进行之际，有的不免向右跳跃，有的不免向左跳跃，所以边缘的槽多少也会分到几颗。总之，试验完毕的时候，我们再看带槽的板里所累积着的豆子也自然而然的构成一条大体上很正常的曲线。 〔84〕
我们说打靶的结果和滚豆试验的结果都可以构成一条正常的曲线，也许说得太快了。它们所构成的其实还不是一条很光洁的曲线，而是一个有级层的平面的金字塔，筐子里的一格或木板上的一槽就是一级。不过统计一个品性的时候，划分的组别越多，则级数也越多，而每级所占的空间便越少，终于可以到达一个程度，让统计学家或数学家，在画成线条的时候，不妨忽略这些无数的级层所构成的小曲折，而画做一条中间坟起两旁坡下的波形的线条，那才是真正的正常的曲线。在品性变异的研究里，即，在变异性的研究里，正常曲线的概念是最基本的，而就人类的品性而论，凡属可以测量而经人测量过的种种品性都适用这个概念。
打靶的结果所以会构成一条曲线是因为许许多多的因素的机遇性的活动，地心吸力，风的动荡，靶手的目力手力的未能完全控制，枪弹标准化的程度不齐，等等，便是可能想到的因素的一部分。滚豆试验也复如此，豆的不圆而跳跃，送豆的手和指的摇动，斜板的平滑的程度，以至斜板上偶然沾上的尘土，等等，也都是因素的一部分。人类品性的变异性也复如此，许许多多的因素，有属于遗传的，有属于环境的，也按着机遇或适然的原则不断的在那里活动，因此，身体便有高矮的不齐，脑力便有智愚的不齐，其它任何特性总要分出许多流品来，而此种不齐的流品都可以构成一条正常的曲线。不过如果我们把滚豆的斜板向左或向右倾欹一下，则滚落的豆所构成的一条曲线就成为左倾的，即左坡陡而右坡渐，或右倾的，即右坡陡而左坡渐，而不再是正常的了。人类中间一种品性的分布，如果遇到和木板倾欹同样的情形，即某一个因素特别的强有力，或某一个因素不作机遇性的活动，而作有计划有规律的活动，则结果也复如此。此种曲线就叫做倾欹的曲线（skewed curve）。就普通的情形而论，品性分布所构成的正常曲线比倾欹曲线要多得多。
流品的不齐不但是成人中间的一个事实，在幼稚生活中，以至于胎期生活中，也一样的看得出来。体格大小的不同，当然是最容易看，我们很可以假定，这种不齐在受精后的胚细胞时代就已经存在，胚细胞分裂而成一个小胚胎以后，只要在显微镜以下观察得到，这种不齐也就可以测量得出。
就原先的胚细胞而论，一个前途要产生一个六尺身材的人的胚细胞比起要产生一个五尺身材的人的胚细胞来，也许是一般大小。多少次分裂所造成的细胞，若就每个细胞而言，彼此的大小也许也是一样。不过前者的细胞的数量要比后者为大。换言之，婴儿的大小和细胞分裂的速率有关系，大婴孩快些，小婴孩慢些。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一样一个胚细胞，大婴孩的潜在能力要大些，好比一只表，这种表的发条又长又转得紧，原先就准备着走得快些的。而这种细胞分裂的较大的速率也是打头就存在的，因为它是遗传的一部分。
不过这并不是说凡属同父母所生的任何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便可以有一样大小的身材；谁都知道弟兄之间或姊妹之间的高矮也是不齐的。不过我们如果说，凡属从高身材特别多的家世里出来的子弟大抵要比寻常人为高，即身材要在中人以上，而从矮身材特别多的家世里出来的子弟，则大体言之，适得其反，则理论上既讲得通，事实也确乎是如此。但若只一家的范围而论，则不齐或变异的现象依然存在；假定一对夫妻，能够像一对昆虫一样，产生大量的子女的话，则这些子女的高矮不齐依然可以构成一条正常的曲线，不过一家有一家的均数（mean），这个均数也许超过一般人口的均数，也许不及，那就得看家世或血系里高矮身材的多寡为转移了。
不明白遗传的机构的人，看见了一家的子女，或许比父母高，或许比父母矮，就把它引做“证据”，认为“遗传不足重轻”。不过在明白遗传机构的人看来，假如子女和父母总是一般高矮，像刻板一般，或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般，那才是一桩奇事咧。
如今我们要说一说为什么一家之中的子女，也会有不齐的现象。男女的精质细胞，本来和体质细胞一样，各有染色体二十四对 〔85〕 ，这种精质细胞是不成熟的，及其成熟，而分别成为精细胞或卵细胞，则必须经过一次所谓折半分裂，即二十四对要减为二十四条，每一对出一条。这番折半的过程是必须的，否则双方精质的结合以后，原先的二十四对岂不就成为四十八对，而种族原有的染色体的特殊的数目，就不能维持了么？ 〔86〕 假如不能维持，则胚细胞的发育势必失其常态。不过既经折半，则结合的结果依然是二十四对。
既折半以后，基因的数量也是减了一半，及精细胞卵细胞结合而成胚细胞，则基因的数量也复恢复原状。不过双方的二十四对既各出一条，而此条又是每对中的任何一条，则双方折半而又归并的结果，在基因的遇合上，势必引起极大的变迁，因此，子女的不会完全像父亲，或完全像母亲，是显而易见的了。又根据机遇或适然的原则，先后出世的兄弟姊妹，所得到的染色体的新的集合，以至于更复杂的基因的新的集合，也势必不会完全一样，有的好些，有的坏些，就身材的一部分论，有的进而构成高身材，有的进而构成矮身材。譬如玩纸牌，例如过桥纸牌（bridge），搭挡的人的两副牌也许都不坏，但两副之中都有一些不大好的牌，如果合并起来，可以凑成一副很不好的牌。反过来，两副不大好的牌，择尤的拼凑一下，可以成为一副很好的牌。如果不明加选择，而盲目的抽取，所抽得的一副牌，也可以碰得比原来的两副好些，也许坏些，也许差不多。如今基因既因折半分裂而离，又因受精作用而合，所得的结果正复如此。父母好比两副搭挡的原来的牌，子女好比两副牌里拼凑出来的一副新牌，所以亲子之间决不会完全一样；子女好比拼凑出来的几副新牌，但前后两次的拼凑也不会完全相同，所以兄弟姊妹也不会完全相像，牌的张数不多，犹且如此，何况基因的数量要比纸牌大得多呢？第一章里讲到的妙肖的孪生子固然是例外，但严格的就遗传学的立场说，或就细胞学的立场说，此种孪生子不是两个人，不成一兄一弟，或一姊一妹，而是一个人的两半。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子女的基因既一半从父而来，而一半从母而来，则亲子之间虽不完全相像，而多少总有好几分相像，即对于任何品性，在遗传上说有好几分关联或相关，而此种相关，据统计学家的计算，可以高到〇·五〇。品性当然有隐有显（见下文第四章），各种品性接受环境的影响也各有深浅的不同，如果一个品性在遗传上是一个隐品，或比较的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则相关的程度，尽管在底子里一样的高，就看得见量得出的形态而论，便高不到〇·五〇。兄弟姊妹间的关系也复如此，兄或弟，姊或妹，从父或母所得到的每一对染色体里的一条，根据机遇的原则，也许是同样的一条，也许是另外一条，所以彼此相缘的程度或相关的程度，大体上也趋向于〇·五〇，也同样的受上文所说的限制。总之，因遗传而发生的亲子间或昆季间的理论上的相肖程度是五十分，或〇·五〇。
遗传品性的所以表现为品性，不用说，是有它的必须的条件的。它们决不会自动的发展为品性，而必须有可以发展的境遇。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了环境说话。遗传与环境，性与养，决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我们不能说遗传对环境，或性对养，而要说遗传与环境，或性与养，或者说，遗传与其所由发展的环境，或性与其所由发展的养。对峙的局面是不存在的。
环境对于遗传究属有多大的影响，或遗传在环境中的发展，究属顺适到什么程度，可以就品性的全部总起来看，也可以就各部分的品性分开来看。总合的看法，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介绍过；我们如今再就各种不同的品性说一说。
有的品性的发育似乎容易接受外界的刺激或压力，有的则比较的不容易。就大体说，发育时间的长短和接受环境影响的难易似乎有些关系，大抵完成得比较迟缓的品性易于受影响，而完成得比较早与比较快的品性则不然。
睛色的发育便是比较短促，单纯，与直截了当的一例。日常的观察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睛球，或蓝色，或棕色，或棕黑色，是不容易因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动的。一个人的齿牙也是如此，在胎期以内，齿牙的基础便早经奠定；所以出生以后，无论花费上多少的菠菜汁或多少标准化的牛乳，或多少石灰水之类，我们不能改变它们的部分，它们的形态，以至于它们从牙肉里透露出来的迟早先后。固然，我们也承认，如果婴儿在胎期内受到过毒素的一般的侵蚀，例如梅毒，则齿牙的发育总有一部分不完全。
神经系统也是如此。它的基础是在胚胎时期里很早就奠定了的，即远在出生以前，基本的各部分已经大体完成。出生以后，不说别的，就是系统里的细胞也不会再加出许多，事实上是一个都不加，出生前后，脑部的扩大并不是由于细胞的增殖，而是由于已有的细胞的逐个放大，由于细胞的彼此联系，而成为神经的线路，由于神经线路的添上了脂肪质的鞘管，好比电线之有包皮，好让电流可以彼此隔绝。所以除非婴儿在出生的时候，神经细胞就有正常的数目与正常的品质，任何后天的努力想促进它的天赋是徒然的。
反过来，在胚胎发育史里，生殖器官的分化便比较的迟；到出生的时候，这分化的过程离开完成的日子还很远；春机发陈的年龄，从满十二岁起到满十五岁止，才是生殖器官生长与分化的最重要与最迅速的时期。如果单单就女子而论，则结婚与第一次怀孕以后，尚须经过一番很重要的生长与分化。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展是同样的开始得极早的，但一则受孕后七八个月，实际上已大致完成，而一则须待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后，其速率的大小真不可同日语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要延长到二三十年之久，这二三十年之间，外界的影响总有不少可乘的机会，因此，以情理推之，生殖系统的发育，其发生阻滞或扰乱的可能，要比其它系统为大，例如神经系统。事实上也似乎确是如此。 〔87〕
睛色、齿牙、以及属于神经系统的种种品性可以说属于第一级的品性，比较的最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属于生殖系统的品性则可以归入第二级。还有一个第三级，就是许多社会与道德的品性。这些品性虽也未尝不建筑在遗传的基础与设备之上，但大体上终究是传统文化、教育，或一些交替反射作用的产物。从这个立场看，一个人的道德的行为，比起他的理智的活动来，其接受外界的影响，要比较容易得多；例如家庭的督责、师长的训诲、贤哲的感召，等等，比较容易改进一个人的操行，而不能增进一个人的理解的力量。不过就在这方面，环境活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制，在一个社会或道德的情境之下，人们行为的反应有徐疾静躁的不同，他们的情绪有各种稳称或不稳称的程度，而同时他们的智力也很有关系，他们的智力或眼光或许看得到一种行为的结果的利害，或许看不到，这些，不用说，都可以影响到他们的进止语默的态度，即都可以帮同决定，一种社会行为或道德行为究属发生不发生；而这些，也不用说，都是遗传基础与设备里的一部分。 〔88〕
品性的不齐的呈露既有赖于适当的环境中的刺激，则可知一般的环境越是适宜越是良好，则不齐的程度越是显著，高下之间的差别越见得分明。 〔89〕 反过来，要是环境太坏，太不适宜，也许有许多的品性以及此种品性的不齐的程度根本无法表现；这种环境在理论上可能有的。有人说，二三十年前波兰境内和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就成这样的一个团体。犹太人在欧洲，是一个无国籍而最被人鄙弃的一个民族，二千年来，居住既有一定的区域（都市中划出的一个区域，西文叫ghetto），职业又有种种的限制（如只能营旧货商、兑换业之类），民族分化的程度势必比其它民族为低，即其中流品的数目要比较的小，而每一流品的不齐的程度也要比较的浅。不过第一次欧战以后，欧洲各国对于犹太人已大加解放，犹太人已进入一个更宽大更自由的社会，千百年来所潜而未显，藏而未用的种种才能不难逐渐的流露出来，而一经流露，说不定比其它未受长期压迫的民族还要见得多才多艺，还要见得积厚流光。如果这说法是对的，那末，不到几个世代以后，犹太民族在流品上的表现应当和其它民族没有很大的分别。 〔90〕
从优生学的立场说，流品的不齐必须有适当的社会环境，庶几可以充分的表现，同时也应当有适当的环境，使从事于优生学术的人，得以作详细的观察，准确的记录，以至于公开的讲说。
就一般人的心理说，一个人自己或亲近的人有好的品性，他固然愿意把这种品性记载下来，公开出去，以至于流传到后世；但全部品性的真相究属如何，他却不愿意给人家知道。而在社会一方面也往往迁就这种心理，免得破人家的面子，伤人家的感情，甚至于立出一个道德的原则来，教人隐恶扬善。例如，在美国，主持小学教育的行政长官或学校当局往往把学生智力测验的结果，当做秘密文件似的深藏起来，连家长都没有法子知道子女的智商究有多少。祖先的操行，也不免有好有坏，好的可以宣传，坏的却不能不多方讳饰，有时候不免弄巧成拙的闹出许多笑话。在美国，前几年流行着一个这样的笑话。某氏有一个伯父，犯了杀人的罪，终于判处死刑，在纽约州最出名的某监狱里，执行电决，就是把犯人捆在一只特制的坐椅上，然后用电流把他磔死；而在这家的家谱里，在这位伯父名下，我们读到“他在生前，曾经在本州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教育机关里，一度占用应用电学的讲座”！最大的教育机关是不错的，从犯罪学的立场看，监狱可以成为一种教育机关，所谓扑作教刑的是；应用电学显而易见也是不错的。讲座和寻常的坐椅在英文是一个字。如果这笑话是确的，真可以说是尽了讳饰的能事了。许多疾病，也是在所隐饰的，因为说出来太伤名誉，例如美国人之于肺结核，日本人之于大麻风；至于各种的精神病，更是讳莫如深，若在友朋之间，妄加猜测，认为对方或对方的某一个亲近的人有此种疾病，也许可以引起绝交或割席的危险。
我们要诚实不欺，要临文不讳，说来容易，做去却难，所以在这方面的进步势必是很迂缓的。不过这实在是伦理学里最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教人毋自欺，应当从认识与明白承认一己的品性开始，有好的固然不必骄傲，有坏的也不妨和盘托出。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流品的不齐便无法研究，谨慎的婚姻选择与子女孕育便无法下手，而科学的优生学术也就根本无从说起了。 〔91〕 此种伦理的教育也可以说是优生的教育的一部分，并且是最开章明义的一部分。第一步，我们以为不妨教各级的学校，把学生的智力商数，课业成绩，以及体格等级等等，尽量的公布出来，而让一般人知道这种公布的意义所在。 〔92〕 一般人对于人格的看法，我们也应当加以纠正，人格是一个方面很多而内容很富的东西，智能虽属人格的一部分，而智能的种类不一而足，智力虽属心理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心理生活不限于智力；这样一个人格的看法可以改变一部分人的视听，以为智力是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尺度，智力高的定是好人，而低则定是坏人，因而一提智商，便尔变色。此种视听改变以后，我们对于流品不齐的观察与纪载多少总要方便一些。
测量流品不齐的方法在目前还是很欠缺，心理测验近来虽已多方面的发展，但所测量的终究只是流品的一小部分，不能完全引为依据。因此，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我们还不得不参考到许多比较间接的方法，来估量一个人的流品的高下，例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教育造诣，等等。这些间接的表示和一个人的流品高下是有正面的相关的，因此，也确乎有不少的优生的价值。但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相关往往极不完全，流品很高，而社会地位很低，自营生计的能力很薄弱，或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例外分子真是不一而足，所以如果可能，我们总得运用比较直接的测量方法，方才可靠。我们最好要能测量，不要估量。
不过估量的方法也还有它的地位，即在悠远的将来，我们怕也不能完全不用到它。批评优生学的人在这方面常有微词，教我们不能不再多说几句话。优生学者对于优生价值极高的一部分人口分子，即流品特别卓越的分子，势不能自动的与直接的加以统计。有一群人在此，这一群人里包含着全人口中的最卓越的十分之一的分子，就一般的流品说，这十分之一是再高没有的了，但就某一个优良品性的测量的结果说，这十分之一是不是恰好测量结果里最前茅的十分之一，在优生学家也无法断定。一般的流品高下，是间接的方法估量而来的，一个品性的高下是用测验的方法直接测量而来的。间接估量全部的结果与直接测量一部分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是很可能的，但难道因此我们就可以否定的说，经济地位，学业成绩，智力分数，一类的品性和优生价值丝毫没有正面的相关么？我们不能。或者，换一种说法，一个品性和优生价值之间既不能有十足的正面的相关，我们难道也就可以否定的说，这一类单个品性的测量或估量就一些也没有实际的用处么？我们也不能。如今批评优生学的人所不了解的恰好就是这一点，他们硬说优生学家把一般的优生价值和相关程度不很完整的单个品性“混为一谈”，而这种混为一谈是不应当的。
我们要答复这种求全责备的评论，我们但须举一些寻常经验的例子。在寻常经验里，一切选择的行为是建筑在很不完全的相关现象之上的。一个女子在许多追求她的男子中间选择一个丈夫。这些男子，究属那一个最宜室宜家，她势不能直接的加以测量，而又不得不想法获取充分的认识，以为前途婚姻生活的保障。她也就得利用一些间接的品性来加以估量，这些品性虽不能完全保证某一个男子可以做一个好丈夫，但至少和他所以可能做好丈夫的资格有好几分的相关，例如，这个男子平时很讲交情，很尊重友谊，很可以做一个良好的伴侣，而在追求她的时候，所表示的性格，又是不亢不卑，发情止礼，又很有分寸，同时他的家世又很清白，个人在职业上也很成功。她抓住了这许多间接的品性以后，她就觉得有相当的把握，不妨进而议论亲事了。又如，一个农夫种麦，想找一个最好的麦种，除了先行试种而外，他无从知道这麦种对于他的田地土壤是否最相适合，但试种是要消耗不少的时间与精力的，他犯不着，因此，他只好到农业试验场去采择至少在场里已经证明为最优良的麦种，而着手种植。他这种选择，也不以直接的相关现象做依据，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如，一个大学要请一位优良的校长。大学的董事会最后也许决定聘请一位系主任担任，董事会的所以有此决定，因为相信，一个能把一系的教育办得很好的人，大概也能把一校的教育办得很好。这种抉择所凭借的也无非是一些间接的相关的品性，而不是直接的。
在没有更精密的测量流品的方法以前，优生学家的看法也是一样。例如就消极的优生方案而言，社会要求对于所谓稗劣的人口分子的生育要全部加以限制（详见第七章 〔93〕 ），因为其中总有很大的一部分不免产生稗劣的子女；社会一面虽作此种比较笼统的要求，一面却也未尝不知道一部分稗劣分子所生的子女也还相当的正常。在没有法子清查各种稗劣的流品以前，在未能充分明了稗劣的流品的遗传行为而加以控制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而可行的办法。例如卫生局查验猪肉，查验员发见某一只猪的肉里有囊虫，他在这只猪身上就不盖验讫的图章，即不许发卖，他明知这只猪的肉里决不会全部布满着囊虫，也明知买肉的人总要把它煮过才吃，但他还是这样的加以查禁，我们根据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的原则，也决不会责备他把有囊虫的猪和一切吃不得的猪肉“混为一谈”。就作者所知，优生学家也从没有把优生价值和经济价值，或流品卓越和资产殷富“混为一谈”，认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不过优生学家确实相信，一个人的优生价值和他的经济的成功多少有些相关（参看第六章），好比一个人的优生价值和他的智力卓越，或身体健康，或操行善良，多少有些相关一样。全部优生的方案，无论消极的或积极的，大体上就建筑在这种种相关的现象之上，也惟其有这些相关的现象存在，优生的方案才有提出来的可能。
从优生学的立场看，流品不齐的研究所给我们的结论还有最关重要的一个，就是，优良的品性彼此之间有些联系，而稗劣的品性亦然。这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为各种的能力，各式的才具，其背景中的成分原是彼此共通的。优良的品性是一般健康的多方面的表现，而稗劣的品性是健康不足的多方面的表现。这种联系与并现的趋势又往往因类聚配偶（详见第十四章 〔94〕 ）的关系而变本加厉的发展；物以类聚，聚则不免彼此通婚，男女之间，品性的类别容或不同，而只要程度相等，也未尝不能彼此吸引，于是在后辈的血统里，程度相等的不同的品性更有汇合在一起的倾向。有人于此，于某一行事业上特别有成绩的，也许换了一行事业，未必同样的成功，但比起一般寻常的人来，他的成功还是比较的要大些，再换其它别的行业，情形也是一样。
又有进者，智力的卓越和体力的优异也有好几分联带的关系。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大学单单根据了课业成绩所选拔出来的荣誉学生，有人研究过，比起寻常的大学生来，要享受更高的寿命。 〔95〕 显而易见的，荣誉生的成功和体力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了，他的一般的健康、毅力、耐性、疾病的抵抗力，等等，大抵要在寻常学生之上，否则即有高度的聪明，也势必受竞争的淘汰。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学校在选拔他们的时候，而根据的只不过是聪明的一端而已。所以不但良好的心理品性联在一起，良好的心理品性和体格品性也未尝不联在一起。
小学校里的儿童也有同样的情形，所谓高材的儿童，平均起来，比起同年龄的一般的学童来，身材要高些，体量要重些，而在体力方面，例如握力，测验所得的分数也要多些。他们只有一点不如寻常的学童，就是拉横杠的时候把颔部降落和杠子接触的测验要比较的困难，那是因为他们的体重比较大的缘故。 〔96〕
反过来，在另一极端，体力脆弱的各种程度也和智力单薄的各种程度有联带的关系。 〔97〕 智力落后的学童，比起一般的学童来，平均的身材也矮些，体重也轻些，而显然是低能的儿童体格上往往吃许多种类的病态或变态的亏。
对于优生的方案怀疑的人时常也提出这样一个责难，就是，即使此种方案能彀产生一些上品的人才，但目前我们所承认的各式上级的流品，未必就是未来的社会所需要的上级的流品，时代的标准既有不同，则所谓上品，所谓清流，亦必因时代而异，如此，则优生学术的努力不是很徒然的么？我们看了上文的议论，了然于各种品性有联系与相关的趋势以后，便可知这样一个责难是想入非非的，是无的放矢的。如果因为优生学术的努力，而未来世代的人口分子在品质上可以提高，则在某一方面所获得的改进，势必因这种相关联的趋势而在别的方面引起同样的改进。如果我们不提倡优生的学术，而一任民族的品质日趋于衰败，则在某一方面的衰败，例如智力方面，或体力方面，势必引起其它的多方面的衰败，而整个的民族生命必终于不能竞存于天地间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