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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抗战的民族意义
抗战的意义，“八·一三”以来，谈的人虽不少，切实了解的却不多。有人告诉我，某次某外国宣传家过境，本国招待他的人竟有把这意义问题提出来向他征求意见的。甲国人与乙国人打仗，而要丙国人出来替其中的一方面找一个理论或道德的根据，真是一个笑话。前方正在杀敌致果，而后方还有人正向外国人讨这一类的教，抗战的成败，岂不是根本要成问题！
抗战的最后意义无疑的是民族的，而不止是政治的、经济的……，这是谁都已承认的。不过何谓民族的，恐怕很多人的了解未必清楚。我们大抵以为民族的生命已经到一个存亡绝续之交，为继续生存计，不能不拼死抵抗一下。这看法不能说是错，但是太消极，太简单。这无异说，一个人遇见了野兽或暴徒，并且已经被迫到一个负隅的地步，不得不拼一下老命。这未免把民族的生命太看小了，也不免把抗战的过程看得太消极了，太简单了。我相信以前主张速战速决的敌人至少猜透过几分这种看法。
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民族，指的不是笼统的民族的生命，而是这生命所由维持的元气，或活力，或竞存力。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存力。民族元气、民族活力、民族竞存力三个名词也许有解释一番的必要。它们所指的实在是一件东西。元气一词有些形而上的嫌疑，但资格较老，大家认识。活力一词是研究人口数量的人所惯用的，他们把人口统计，叫做活力统计，又把人口增损的一种指数叫做活力指数。竞存力的名词是演化论者的贡献，有时候也叫做竞存价值。它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所指不限于人口数量，而兼及人口品质；讲一个民族的竞存力或价值，当然不但指它有多大一个人口，和这人口增殖得多么快，尤其要紧的是指这人口的健康与智能程度如何。二是这名词最能够表示和别的民族比较与争胜的意思。民族生存的力量是相对的，一样一个中华民族，海禁开放以前和以后的竞存力的估量可以很不相同。
上文说一般人所了解的抗战的民族的意义是消极的，我们用竞存力的测验的立场看，却是十分积极的。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一个民族，当然不免和别的民族有许多不同与不齐之处。如今开关了，自给自足局面不能维持了，在在便不能不和别的民族发生比较，发生争竞，争竞到相当程度，不能不短兵相接一下，把实在的身手拿出来。新环境逼得我们如此，我们为求在这新环境里位育计，也不得不如此。我们还可以更积极的说，我们在新环境里濡染已久，学习已久，也很想寻找一个机会，来显显我们的身手。我们可以设两个譬。好像是以前在少林寺里学武艺的人，一旦满师，总得利用他学到的种种本领，打出山门来，打不出来，就算是没有学好，或根本学不好，永远满不了师，即等于承认对于此道是失败了。二十世纪的国际新局面，所谓新，包括一切军事、政治、科学、艺术、工商设施在内，便是我们的少林寺，我们是学拳棒的，我们到如今学成没有，我们不能说，也许还差一点点，也许还差很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出寺的机会来了，并且我们非出寺不可，不打就根本出不来。打出手是学拳棒的人的代价，也正是我们得跻于新式国家之林的代价，是绝对无法避免，也是有志者所应认为“谁谓荼苦，其甘如饴”而以躲避为耻辱的。还有一个比喻，在初民社会里，一个青年从童年进入成年，大抵得经过一种测验性质的仪式，这仪式有很简单的，也有很复杂的，一个青年须得把他的本领全盘托出，来胜过故意放在他前面的诸般艰难困苦；胜过了，他是一个十足的成人，得享受部落中一切成人所能享受的权利，否则，他不但不能加入成人之列，他在部落中的地位，根本会发生动摇。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这种测验性质的仪式是没有了，要有，也不过是告朔的饩羊似的一些遗迹；不过，一个女子，从一个普通的女子的身份，进而取得一个母亲的身份，也得经过一番艰难困苦，这种艰难困苦所引起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和初民社会里这种青年所经历的还有几分相像。在鄙薄贤妻良母的地位的今日，许多人也许不这么看；但在一个正常与健全的社会里，母的身份总比普通妇女的身份为高，却是一大事实。
上文也说过一般人所了解的抗战的民族意义是过于简单。抗战不是一桩取快一时或孤注一掷的举措。抗战，无论占多么长久的时限，总是一个过程。因为是一个过程，其间经历的种种就可以供我们体验。
记得“九·一八”事变后二星期，我在朋友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短稿，叫做《民族元气篇》（后入《论丛》第二辑，《人文史观》 〔3〕 中）。当时我的论调很消极，很悲观，认为民族在竞存的能力上根本已经发生了问题，所以一面才会招致这一类严重的外侮，一面既经招致了，又一筹莫展的听人摆布。我也曾把那次事变看做一个测验；我们当时就没有能接受这测验，我们认着输说，我们恐怕测验不起。
我们究属测验得起，测验不起，一直要到最近一年有半，才算取得一个找寻答案的机会。芦沟桥开衅以至“八·一三”以后的种种，是有史以来我们民族竞存力的第一个大测验。这测验目前尚在进行之中，结论如何，尚难逆料，不过有一点是已经显明的。一年半的抗战的经验无疑的暴露了我们品质方面的许多弱点。这种暴露对一般民族分子也许还是簇新发见，对于一向研究民族品质与性格的人却只好算是一个坐实。我们以前常说我们民族有几个很大的弱点：一是体格过于柔韧，二是科学的智能过于薄弱，三是组织能力过于缺乏，四是自私的倾向过于发展。我在《民族元气篇》里又特别提出科学智能与组织能力两点。一年来的挣扎的过程，在在可以坐实这几点，在目前，许多实例还不便列举，但对于关心战局与后方情形的人，是可以不言而喻的。大体说来，在准备上，以人力论，我们吃第一种弱点的亏为最多，就器械与器械的利用论，我们吃的完全是第二种的弱点的亏。作战之际，无论进攻退守，所吃的亏，大部分要归第三种弱点负责。后方的不够紧张、政治方面的不孚人意、吏民借了国难的机会发财、大小汉奸的充斥等等，却都得推溯到第四种弱点身上。
这种种弱点的受大家承认，还有一些旁证。就是，抗战以来，我们已经渐渐的能利用我们的短处。自私的倾向，科学智能的缺乏，是绝对的弱点，亟切弥补不来的，但是体格的柔韧和组织力的不发达，其为弱点，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要利用得法，于抗战未必完全无利。所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或不重视点线的全面战术，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术，便是从“善用其所短”的原则下演变出来的一种适应性的战术。读者不察，或不免以此种战术为军事当局一种自圆的处置，那是一大错误，那是由于根本不了解我们民族的一部分的性格而产生的一个轻率的判断。但若有人以为这是一种上好的战术，从而加以揄扬，那也大可以不必。
民族弱点的体验与认识，本身就是抗战的一大收获。一个人不怕害病，只怕不明白病的症结所在，从而讳疾忌医。民族也正复如此。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得的收获并不止此。抗战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种种弱点，在民族分子中间，散布虽广，却还不至于普遍。以前的战士，大都产自黄河流域，而今则西南诸省，全都有供给大量战士的能力，并且这种战士的战斗力并不在北方战士之下。以前“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分别看法，到此已不能不加修正，因而充分证明我们以前再三提到的“移民品质比较优越之说”是确乎不拔的。可作航空战士的青年，虽数百人中只能选取一二人，我们如今明白，至少数百人中还有这一二人可选。此种入选的航空战士，也有其省区的分布，据说东三省来的青年所占的成分为多。东省民品优越的话，也是我们以前再三论列过的，如今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坐实。自私自利、爱财惜命的分子虽多，而肯为民族国家作壮烈牺牲的也正复不少。只须我们不把这些优异的分子，作无谓的消耗，作孤注的一掷，那上文所说的种种弱点，前途尽有减少与消除的希望。
抗战之所以为民族竞存力的测验，或民族品性的个别量断，决非上文寥寥的数百言所能概括。我们希望抗战最后成功的一日，我们有机会在这方面做一个更详细的分析报告。
抗战的民族意义，不外两层：（一）它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二）它给我们一个机会，不是教我们拼老命，而是教我们体验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民族的体力、智力、以至于性情操守的力量；教我们体验自己究竟老不老。要是所拼的真是一条老命的话，那就根本不值得一拼了。本篇所谈的不过是这两层意思，关于第二层，我们还有待于关心民族品性的学者替我们观察分析，目前亟切还不能有什么具体的结论。不过第一层是谁都可以明白了解的，谁都可以采取，作为他对于抗战的态度的一部分。
一〇 又一度测验
在三年多以前，在抗战开始一年半以后，我对于抗战的意义，曾经有所论列，认为最值得我们注意以至于宝爱的意义是民族的，而其所以值得宝爱的缘故是因为不经过抗战这一条路径，我们一时无法估量我们民族的竞存价值。所以归根结蒂，抗战是此种价值的一个测验，一个再好没有的测验。
我们接受这个测验已经快五年了。这五年之中，成败利钝的成分都有。就大体说，成与利的成分比败与钝的成分为多。我们发见了民族品性上的许多弱点；但与其说发见了，不如说坐实了，因为这些缺陷，我们以前并不是不知道，不过知道得不够深刻，即虽知道而承认它们只是一些浮面的行为上的过失，不难加以纠正，如今在长期抗战的过程里，在兵荒马乱颠连困苦的场合之中，在危机四伏迫不及待的时期之内，民族品性中的缺陷当然暴露得格外清楚，不容易加以掩饰，根据“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疾风知劲草”、与“时穷节见”的一类老话，我们时常观察到一部分的个人，在承平时候的一副面目、态度、操守，和发生危机的时候的一副可以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转好的，有的是转坏的，后面的一副总要比前面的一副自然，为率直，为更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本性。个人如此，民族也未尝不如此。后凋早凋，有节无节，只有在岁寒时穷的环境里才见一个分明。
这一类缺陷的坐实，而其坐实势又不能不由行为上的表现，可以说是测验中败与钝的一些成分，特别是因为这种行为上的表现，直接间接不免影响到战事本身的成败。不过五年的艰难辛苦、简练揣摩，居然教我们能坐实这些缺陷的存在，居然教我们测验出一些结果来，从民族生命的大处远处看，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至少是一个成功的初步；好比医生诊病，费了许多功夫，居然发见了，或检查明白了，一部分的症结所在，姑不论前途如何处方用药，他对于病人前途的康复，不能不说是已经有了三分的把握。至于五年抗战的经验也坐实了我们民族品性中的许多长处或优点，发见了我们整体的元气还是相当的健旺，恢复了我们对于竞存力的自信心理，纠正了多年来认为民族已经老大的谬误观念————那显然是测验中一些成与利的成分，我们无须多说。
我们还是照常根据“安不忘危”“良医苦口”的意思，进一步的说些关于缺陷的坐实的话。抗战五年之中，自南京不守以来，我们在军事上可以说没有遇很大的挫败，有之，就是最近的缅北一役。对于缅北战役的所以挫败，言人人殊，有的说是战略上棋错一着，有的说武器上太不如人，有的说运输上太不便利……，大抵都是一些现成的责备的话，或粉饰的自慰的话。固然谁也不能承认这些话是完全错的，武器不如人，运输太不易，显然是一些事实，战略上多少有点错误，我想在军事当局也不否认。不过前此经历过的数千百次的大小战役里，又有那一次多少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换言之，这些解释不是错，而是不够，隔靴搔痒，总可以减轻痒的程度，但不足以杀痒，比较杀痒的解释还得求之于我们的身心品性。
我认为缅北的所以挫败可以归纳到三个因素身上。一是沉着态度还嫌不足，二是组织能力依然薄弱，三是投机心理过于发展。第一点直接和军事有关；第二点和军事的运输有关；第三点和后方的纪律有关；而三者直接间接终于影响到了军事的效率。而三者之中尤其紧要的是第一点，我们不得不特别提出来加以讨论。
抗战到了五年之久，沉着的态度总算是很强的了，然而还不够。一个人的生活，就平时论，处顺境易，处逆境难，但若逆境的范围很大，或拖延的时间很长，则处逆境转易，而处顺境转难。只要看赌钱的人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就可以了然于这一点。当他牌风不利而每局必输的时候，只要他稍有涵养功夫，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一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心理上既时刻怀抱临深履薄之戒，面貌上更丝毫不露愤懣抑郁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很难能可贵了。既尔牌风一变，进牌转好，和局易成，于是心摇手战，不能自持起来，甚者更不免眉飞色舞、趾高气扬，偶一失算，而牌风又转入逆境去了。所以就个人论，如果沉着的态度不够，这样一个转机往往成为一个更大的危机，而一个顺境引进到更大的一个逆境。善赌的人往往在此种情境之下默察一个人的赌品。赌的生活如此，我以为一般的生活也未尝不如此；个人的生活如此，团体与民族的生活也未尝不如此。
抗战五年，前三年可以说完全是逆境；我们的民族是吃苦惯了的，我们的品性中早就养成一个相当厚实的沉着的态度，而这三年的艰苦生活更为我们添上一些锻炼的功夫。第四年情形一变，民主与轴心的阵线分明了，二十六国的大联系成立了，二十六国之中，ABC、ABCD、以至于中苏英美一类的核心关系强化了，而英美等国终于加入了太平洋的战事。于此，我们的地位便一天比一天的重要，我们为民主国家挡头阵的功绩一天比一天的显著，此种地位与功绩，我们既当仁不让的自居，别人更见贤思齐的歌颂，别人歌颂得愈热烈，我们的自信与自恃的情绪便愈高涨。这种情势，到了缅甸战事开始，特别是到了仁安羌的一役，而到达了一个顶点。
我们的民族一向受外族欺侮惯了的，特别是在已往的一百年之内，尤其是从日本强大而甲午战役发生以后；一百年以来，几度丧师失地的最大的恶果是在民族心理中养成了一种自卑与自馁的态度，觉得别人事事占优胜，而我则事事不如人，这种态度心理学家叫做“自卑症结”，是一种心理上不健全的表示。有自卑症结的人或团体固然经不起旁人的冷讥热笑，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我们似乎不大知道，如果此种人的沉着的态度不到家的话，更禁不起旁人的喝彩与鼓掌。一向没有听过旁人为他而发的掌声与采声的人，突然听到，突然发见旁人在对他表示欣赏，他是难免不受宠若惊的。我们抗战过了第四年，世界的局势与眼光一变，旁人对我们的表演所发的掌声与采声居然越来越响，我们的表演也自然越来越努力。这种情势，也是到了仁安羌的一役而达到了最高峰。
处逆境易，处顺境难，一般人如此，沉着的态度不足的人尤其是如此，不但沉着的态度不足，而心理更有自卑症结的人更不免自贻伊戚。抗战第四年无疑的是我们久经逆境后的一小段顺境。可惜我们没有处好，我们慷慨仗义的热烈情绪尽管有余，而临深履薄的戒惧心理总嫌不够。
我以前再三的妄加论列过，我们的民族有四个很大的弱点，一是体格的柔韧，二是科学智识的薄弱，三是组织能力的欠缺，四是自私倾向的畸形发展。武器与技术的缺乏当然一部分要归结到第二点；上文所提出而未加讨论的二、三两个因素显然的是同于或可以推溯到三、四两个弱点。然则沉着态度的不足又和那一个弱点最有关系呢？
我以为无疑的是和体格的柔韧最有关系，如果健全的心理必寓于健全的体格的话，则柔韧的体格势必包容柔韧的心理。柔韧的身心有柔韧的好处，我以前在别处早经讨论到过。但一味柔韧，过分柔韧，也就大有坏处。柔韧的身心和沉着的态度未尝没有密切的关系，有此种身心的个人和民族并非不能表示沉着的态度，并且在表面上似乎更容易流露，但这种沉着，是等于在蛰伏中的爬行动物所表示的沉着，是消极的，是没有活力的，是随遇而安，不图振作的，是接受了刺激以后，或因惰性太大不加反应，或胡乱动作一阵，但求应付一时，而不能始终贯彻的。但如果柔韧之中有适当的刚劲的成分，则其为沉着，情形就不相同了。这种有刚劲的身心做背景的沉着，所重的，不止是一个能含能忍的表面态度，而是一个既稳且健的实际功夫，处顺境能安不忘危，处逆境能败不丧气，而自恃与自馁的两种不健全的心理也就无处发生了。孟子所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其实指的就是这一种沉着的态度。可惜我们的身心品性往往和先哲的遗教背道而驰，在柔韧久成痼疾的今日，祸变之来，要持志而不暴气，既属困难，一遇小有成功，暂归顺境，便越发沉着不来了。《书·洪范》说，“沉潜刚克”，可见真正的沉着必须有刚劲的成分，而有适当的刚劲的成分的沉着才是真正的沉着。抗战的最后成功，建国大业的永久树立，所凭借的因素虽多，至于如何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无疑的是最基本的一端了。
五年抗战我们固无日不在接受测验之中，顾测验也分节目，有的比较不关宏旨，有的举足重轻。缅北战役是长期测验里最大节目的一个，是许多度测验之中最有意义的一度；我们虽遭了挫折，受了损失，如果我们能亲切的体认到这沉着还嫌不足的一层结果，则不特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前途最后胜利的来临亦未始不于焉利赖了。
一一 移民与抗战
人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有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可以大到一个流浪以至于飘忽不定的程度。有的很“安土重迁”，生长在那里就像在那里长下根似的，任何刺戟都动摇他不得。前者是进取者；后者是保守者。大多数的人就介乎这两种人中间。太飘忽不定、见异思迁的人固然是和太故步自封、食古不化的人同样的不健全，但大体说来，流动性大些的人总要比小些的人为比较有希望，有前程，尤其是在注重“趋势”、研究“动向”、笃信“进步”的今日。
移民就是比较流动性大的民族分子。要做一个成功的移民，在流动性一端而外，当然还得有许多别的品性。例如，一、有了进取骛远的意向，才会唤起移殖的志愿；二、有了冒险耐劳的体格，才能维持移殖的经过；三、有了聪明干练的才具，才能开拓移殖的环境。至少这三点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大体说来，移民比一地间的土著，在品质上，总要高明一些。至于各个移民中间，在品质上当然还有高下，要看他迁徙时环境的难易而定，所谓环境，指的是路途险易，交通工具的便利与否，原住地压迫的力量以及目的地吸引的力量的大小等等；大抵此种环境的难易与移民的品质成一种反比例，困难越多，选择便越严，品质便越好，否则相反。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妨再说一句，移民总要比安土重迁的分子为更优秀，更健全。
移民品质的比较优越，从中外的历史里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犹太亡国已二千年，但至今不失为一个优异的民族，即在亡国以后，它所产生的人才和此种人才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量与质上，都不在任何其他民族之下。论者谓此种维持民族生命与创造文化的力量便得力于亡国前后的流徙生活；大抵经一次播迁，即多一番选择，播迁的次数越多，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越精。近年来德国纳粹党的排犹运动又正在掀起一次很大的播迁，这番播迁把爱恩斯坦一流的人物都放逐到新大陆去，这在纳粹党认为是得计，我们却认为是失计，为犹太的各个民族分子着想，自不胜其颠沛的痛苦，但为整个的犹太民族着想，为接受他们的国家与民族例如美国着想，却正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
再就近代的西洋史实而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开拓，那一桩不是盎格罗-撒克逊人移民运动的功绩。甚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可以推溯到法国新教徒的移入。近数十年来美国中部与西部的开发与勃然兴起，更显然的与移民的西进运动有因果关系；同时，移民所从出的东部诸州，即当初独立运动的策源地，反渐呈凋敝之象。
移民也是中国史地学上的一大现象。太古远的不说，太零星的也不说，最近二千年以内我们至少有过三次很大的人口播迁。第一次在东西晋之间，是五胡乱华的一个结果，即所谓“永嘉东渡”的运动是。它的结果，最显著的自然是长江下游人才与文化的充实，而人才的充实显然是文化充实的一个主因；其次不大显著的是闽粤一带的初步开发，至今在一部分州县的名称里还留着一些纪念。
第二次是在五代之际，也是受了北方胡族南侵的影响。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除了未大开辟的南方及政治比较清明的吴越、南唐、闽、蜀等区域以外，全中国几乎没有一片干净的土地，没有一块能安居乐业的去处，于是各地流动性比较大的分子便自然而然的向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以及更在南方的闽粤境内移徙。当时的四川，也从首都所在地的陕西吸引了不少的优秀分子，元人费著谱成都氏族，发见很大的一部分是唐末及五代时入蜀的。四川一省出的人才，向来不算太多，但在唐末及五代，至少在画家一方面，竟然考过第一，显然是移民之赐了。
第三次的移民运动，便是历史上所称的“靖康南渡”。当时渡江而南的，除了一个宋高宗和一些扈跸的官员以外，当然是许多的有身家、有地位、不甘于受女真人蹂躏的民族分子。这次的移民运动拖延得最久，可以说，到元代灭亡，明代建国，才告停止；因此它的影响也似乎最深远。因为首都改在杭州，受惠最多的无疑的又是江浙一带。这三次人口的播迁，对江浙一隅都有直接的与大量的贡献，江浙一隅之所以为人才的渊薮，历久而不替者，可见是很有渊源的了。浙东、福建、江西等省区的人文在南宋、元、及明代前半叶的特别的发皇，固然和前二次的大移民也有关系，但贡献最大的，终究是这第三次。至于两粤及一般的西南，自然也受移民波动的影响；蛮烟瘴雨之乡，终于能容纳大量的人口，最后且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我们今日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这第三次的移民。
这三次大移民和许多零星的移殖行为的总成绩是：一、把中国全部渐渐的开辟了。二、完成了中国民族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南到西南的弧形的发展；南洋的开发，虽然重要，其实不过是这弧形发展的一个余波罢了。三、转移了人才与文化的重心，宋以前在黄河流域，宋以后在长江流域，明清以还，更有经珠江流域而转入西南的趋势。这次抗战的收获之一，无疑的是要坐实这种趋势，而其所假手的方法，无疑的也是移民运动。这一番总成绩，原是谁都早已知道的，不过一般人的解释，总是偏于教化或文化一方面，以前说“吾道南矣”或“声教南暨”的人和今日高谈“文化的传播”的人都好像假定文化会不胫而走似的，其实，不有人的流徙，又何来文化的散布？今日西洋文化的输入，不还得靠来华的西洋人和放过洋的留学生么？因为有这一类普通的不察事实的偏见，我们才更觉得移民运动，尤其是国境以内的移民运动，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移民品质的优越，还可以从近代省区间比较零星的移殖行为里看出来。正因为它们是零星的活动，为史籍所不载，于是注意的人便更少，而其对于移出地与移入地的文化影响，自更在不受人理会之列。其实这一类的零星的移动，积少成多，由一二个人的行为推广为一村一邑的风气，往往可以成为一地方人文兴废的一大关键。我们在此只预备举一个例子。上文不是提到过浙东、福建、与江西的人文在南宋到明中叶称特盛么？明中叶以后如何？至少福建与江西是衰替了，并且衰替得相当的快，为普通侈言“文化传播”的人所意想不到。福建的衰落，其初期的原因我们不甚了解，但其后期是和华侨出洋的运动不会没有关系的。兴、化、漳、泉的人文降落，瞠乎在省垣之后，这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江西的情形，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它的衰落显然是和移民出境有直接的关系。移民的目的地是什么？直接是湖广，间接是一般的西南，包括云南在内，读者中间怕就有不少的人是起初从江西来的。明中叶以前江西最大的人文中心是吉安，经此一番播迁以后，最吃亏的也就是它；而它所吃的亏就等于湖南以及滇黔等省所占的便宜；清代湘省人文的发达，无疑的是江西移民的贡献。此外，可举的例子尚多，如皖南移民之于江浙，直鲁移民之于东三省，总是接受移民的区域占了便宜，所从移出的区域吃了亏。
云南的人口中间，移民要占很大与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谁都知道的。云南大规模的开辟，是近顷六七百年以内的事。“元跨革囊”说不定就是比较大批移民开始入境的一个象征。沐英入滇，又带来不少江南的人口，云南人家谱中的“应天府”就好比广东人家谱中的“南雄珠玑巷”一般，虽不尽可靠，要足以证明他们是外来的移民，而非土著。明清鼎革之交，也总有一些新的外来分子加入为滇省基本人口的一部分。此外，明代以来，陆续从江西湖南贵州转辗移来的，当亦不在少数。近年移入最多的大约要推四川人。别的省分对云南的零星贡献，自亦所在而有，例如，云南的代表人物钱南园先生沣，先世是浙江人，于明代成化年间游幕到滇，终于改籍。南园先生的性格，他应付疆臣如毕沅，权奸如和珅时的那种懔然的风骨，也十足证明他是一个移民的后裔，可以当一省人物的代表而无愧。
如今我们可以谈到移民与抗战的关系了。移民的性格，我们在上文已经暗示过，是一种轻易不肯迁就的性格。他的进取心，他的冒险耐劳的体质，他的聪明干练，都是准备着他奋斗的。和什么奋斗？和一个他所不能迁就的事物奋斗。他是一个天生的抗战者。在他移徙的时候，在他在新环境里求位育的时候，他没有一刻不在抗战，所抗的对象也许是不良的气候风土，也许是一种致病的微生物，也许是毒蛇猛兽，也许是同属圆颅方趾的敌人。
我们不妨从移民史里举一实例，以示成功的移民非富有抗战的性格不可。读者至少听说过广东的所谓客家人，他们原是中原的人口，在种族上完全和我们一样，但在品质上也许比一般的汉人要强些。他们从中原向闽粤一带南迁，前后似乎至少有过三次；晋代以来的三次大移民中间，一部分就是他们。其中第二次的事迹我们如今知道得比较清楚。在唐朝末年，有一部分豫南的人口，连眷属约有五千人，因为不满意于当地的政治，决心向南方别寻乐土，于是一半以难民的资格，一半以自动组织的军队的资格，且战且走，转辗南进，终于到达了福建，在那里站住了脚，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势力，在官史里就叫做闽，他的领袖就是王氏弟兄，王潮是移民时代的领袖，王审知是政治势力所由确立与确立后的领袖。王氏王闽，在福建开辟史里是一个最大的事实，当时王氏保境安民的成绩，也足与吴越的钱氏媲美；至今福建有许多世家大族，就是在这时候开基立业的。这一批移民的支流后来又南进到广东的东北部，而成为客家人的一部分。
今日的抗战，事实上仰仗移民与有移民性格的人的地方已经不少。西南诸省的战士供给与此种战士的战斗力的优强，便是一例。以前常说“关西出将”或“山西出将”，到了近代，很多人还迷信着黄河流域是出将才与战士的唯一区域，这些人把清季湘军的威力都忘记了。不过无论如何，一年半抗战的经验至少已经证明西南民族分子的善战，决不在其他任何部分的民族分子之下。航空战士的省区的分布，也是一例。就大体而论，越是新兴的省区，即越是移民多、而移殖年代比较新近的省区，其所产生的航空战士，在质与量上，越要占先，东三省便是一例。国外华侨的热心爱国，踊跃解囊，自然也是很好的例证。抗战以来他们所已捐输的数目，不久以前在报端上所发表的，已经很足以惊人。华侨回国直接参加战事或前线救护工作因而牺牲的，也颇不乏人，报纸上也曾再三揭载过。各地游击队的活跃又何尝不是一个例子？沦陷区域以内，真正甘心附敌的自然是那些安土重迁的人，有能力的当汉奸，无能力的做顺民。唯有那些流动性比较大而一时又不肯轻去其乡的分子才会奋发起来，加入游击的队伍。流动的性格是游击战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是移民运动的基本因素；在平时有志愿与能力可以向外发展的分子，在这时候也就是首先加入游击队的分子。
最后，我们要提一提这一番讨论所引起的一二当前的实际问题。一是抗战期间难民的安插问题；二是就西南一隅而论，移民与本地人口彼此相处与相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以自成两篇论文的题目，我们在此不预备多说。沦陷区域退下来的难民，根据上文移民品质的议论，是无论如何应当妥为安插的。西南人口的密度不算太大，待开辟的富源也不算太少，以移民的能力来开辟这些富源，从而充实抗战的力量，是应当有良好的结果的。西南的各大都市，自从许多文化机关和中央的政治经济机关移来以后，也平添了不少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的人口和当地的居民在生活习惯上当然有许多不同，因此而引起的误会与不了解，亦在所难免，不过，我们从研究移民问题的立场来看，这种误会与不了解，是极容易消灭的。第一，大家应该了解谁都是移民，所不同的是时代上有些先后罢了。第二，后来的移民应该明白，他们在生活习惯上虽然比当地的居民要进一步，但这种浮面的进步，在交通日趋方便的今后，当地的居民也不难获得；至于内在的品质，则新旧移民之间，根本上不会有很大的分别。第三，外来的人口更应当了解，他们的向西南移徙，是在交通便利的今日，而他们移徙的动机，至少一半是在求安全；约言之，即他们的移徙的环境要比旧日的移徙环境为容易，唯其比较容易，他们的品质也未见得有大过人之处。新来的移民真能有此种反求诸己的精神，他在新环境里的位育与和当地人民的协调，是不会成问题的。作者自己也是一个外来的移民分子，故敢借这个讨论移民与抗战的机会，附带贡献这一点意见。
一二 抗战与选择
战争的选择影响，本来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题目。中国对日的抗战正在进行中，其选择的影响如何，自更无从悬测。下文云云，一部分得诸近代西洋各国战争的经验，一部分是两年来个人的一些浮泛的观察，观察得究属对不对，究属有多大的一部分可以和别国的经验相参较，总须等待战事结束，经过一番精密研究之后，才可以知道。上文有两篇文字，《抗战的民族意义》和《移民与抗战》，都曾涉及选择的问题，不过所说的是战前别种的选择的势力所已造成的局面与此种局面对于抗战的影响，而非抗战自身的选择影响。本文是专说抗战自身的选择影响的。
战争的选择影响应当分三个时期来看，一是战前的准备时期，二是作战的时期，三是战后整理的时期；这三期中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正当作战的时期，本文所论即以这一期的选择影响为限。
选择的途径不出死亡、婚姻、生育等三条；婚姻所以促进生育，所以事实上只有生与死两条，不过普通的习惯总是把婚姻也列作一条。选择的种类也不一。抗战所直接引起的生、死、婚姻现象，其间若有选择，便是直接的选择，大抵以前方将士所经历的为多。抗战也影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此种社会生活更影响到生、死、婚姻的现象，其间若有选择，这选择便是比较间接的了，大抵以后方民众所经历者为多。
在分别讨论生、死、婚姻三条途径所表示的选择影响以前，不妨先提一提战争的一般的选择性。战争是富有选择性的，即对于一个民族人口的品质，可以发生提高或削弱的影响。我们第一要看军队是怎样组织成功的。大抵，在雇佣性的常备兵制之下，士兵的品质最参差不齐，其平均的品质大约和普通人口相等，或不如普通人口；在征兵制度之下，士兵的品质，就要高得多了，大概要在普通人口之上；义勇兵，即激于义愤、自动投效的士兵，无疑的是一些人口中很优秀的分子。大抵，义勇的成分越大，而雇佣的成分越小，选择的影响就越严重。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里，自然这三种成分都有；在抗战初期里，第一种的成分为多；壮丁的抽调，相当于第二种成分；近来报端时常看见自动投军的独子长子之类，那就是第三种成分了。官佐的品质当然要比一般士兵为高，他们在疆场上的牺牲，为民族人格与命脉计，有时候虽属必要，为民族品质计，总不免有几分可惜。空军的官佐，因为精选的缘故，往往属于全人口中最健全秀拔的一部分，他们的为国殉忠最富有选择的意义。我们第二要看战争延长的期限，长期的战争的选择影响无疑的要比短期的为大。最初，也许雇佣性的一些常备兵够了的，后来却非再三的选拔征调不可，而选择的意义，随了每一次的征调而益见严重；在穷兵黩武的国家，在战事结束以后，往往人口中只剩得一些妇孺与疲癃残疾的男子；据说法国在拿破仑战争终了以后，男丁的身材平均矮了不少。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半固然直接由于战争所引起的死亡，一半也因婚姻生育的人口活动，到此虽非完全停顿，至少只是那些不合兵役资格的人还在奉行故事。
两周年之中，我们军队中的伤亡总数，官方虽有统计，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我们亟切也不求知道，但数目一定是相当的大，是可以断言的。伤亡越多，从选择的立场看，我们当然越觉可惜，因为我们相信，士兵的平均品质并不在我们普通人口的品质之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自慰的，就是，抗战开始以来，我们和敌人的死亡比率已经渐渐的递减，到现在，常有时候他们比我们伤亡得还要多。
士兵大量的伤亡，固属是民族的一个损失，但其间也有不少的汰弱留强的作用。在开火的时候，耳目更聪明、手足更灵活、心神更镇定些的士兵总要多占一些便宜。这种便宜就是一种选择的影响。在阵地战术之下，已经有这种现象，在游击战术之下，这种正面的选择影响宜乎是更见得大。“八·一三”时代那种玉石不分的牺牲，在游击战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后，可望是不会再有的。
近代战争中，官佐的死亡，和士兵死亡的比率，本来已经有减少的趋势。例如，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方面，将校每千人死四十六人，干部官佐，每千人死一百零五人，指挥作战的官佐，每千人死八十八人，下级官佐及士兵，每千人死四十五人；相对的比较起来，官佐的死亡比士兵为大。到了第一次欧洲大战的时候，德军方面，各级官佐四十一万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不足，而一百三十万士兵（最下级官佐在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三；至少双方是拉平了。美国军队也有同样的情形。这种进步大概是跟了战术的进步来的，战术越进步，则因暴虎凭河一类的勇气而引起的无谓的牺牲越可以改少。第一次欧战初起的时候，英国官佐死亡率很高，美国加入之后，当官佐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牺牲得也特别多，都是因为勇气太大而作战经验不足之故。我们在抗战开始的几个月里，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官佐与精良的士兵因此而殉忠的不在少数。但抗战一经进入纯熟的段落，无疑的这种富有选择意义的损失自然会逐渐的减少。
在民众方面，两年来直接间接因抗战而牺牲的为数当然更大。但数字是不容易有的，将来战事结束以后，怕也不容易搜集。但无论数字大小，选择的影响一定是有的。炮火弹片虽没有眼睛，但在炮火下牺牲的民众与九死一生而终于不死的民众，平均说来，在品质上多少有些分别。上文所说关于耳目聪明、手足灵活、心神镇定的话，适用于士兵的，也未尝不适用于一般的民众。民众中有官守的人当然另有一个责任心与气节的问题，责任心发达些的比不大发达的不免容易受牺牲，这当然又是可惜的，但假若责任心同样发达的两个人中间，甲在其它品性上要比较强，而乙比较弱，那甲的遭遇无谓牺牲的机会，总要比乙的为小，这又是正面的选择了。沦陷区域的妇女也属于这一类。移民的死亡，在数量上往往可以很大，尤其是战争所引起的急遽的移民。沦陷区域以及后方的生活艰苦所酿成的疾病与死亡，数量上也许不下于移民的死亡，不过，无论数量大小，两者选择的作用大概正面的多于反面的，也幸亏是如此。
其次提一提婚姻方面的选择。战争期内，婚姻率的一般的激减，和死亡率的激增一样，是许多民族共通的经验。中国在这方面虽向无数字的纪载，恐怕不会是一个例外。这原因是很浅显的。大批适婚年龄的男子于役在外，或正在训练之中，不能有室家之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这是很有选择的作用的；假若我们承认一般将士的品质，尤其是在体格方面要比普通民众为强，可知这选择作用大体上是反面的，即代表着民族的一个损失。在民众方面，虽因生活的不安定而也有不婚与展缓婚期的倾向，但终究成婚的较多，但这也未必完全有利，一则因为此辈的平均品质，比起前方将士来，未见得高，再则因为此种婚姻的缔结，总有几分草率，不能如平时的考虑周密。后面这一点是我们在后方随时可以观察到的。
不过民众在抗战期内的婚姻，也有一点有正面选择的价值。抗战期内，后方的女子多于男子，男子选择女子的机会既加多，其选择的标准自可以加严。姻选标准加严是于民族有利的。不过这一点似乎最适用于性比例本来比较平衡而一夫一妻制比较能严格推行的社会；否则，怕情形又就不一样了。我们人口的性比例向无统计，一二零星的研究又似乎发见男多于女；而多妻的倾向，至今还相当的流行；这一种意国奇尼教授（Corrado Gini）所坚持的战争的利益怕还是不属于我的。（关于奇尼教授在这方面的见解，作者曾别为文加以评介，入《论丛》第四辑《优生闲话》中 〔4〕 ）
其次谈到生育。抗战期内，生育率的一般的激减是意料中的事；其激减的程度要在婚姻率之上，因为，婚姻方面，尚有草率从事的人，而生育方面则否，尤其在节育方法比较流行的今日。这一方面的选择的意义，大体上和婚姻的相同，可以无须多说。大抵从军将士的品质越高，反选择的意义越大，而民族的损失不可以数计。其在民众方面，生育的现象当然不会完全停止，以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后方实行生育的，在绝对的数目上，当然还是很大，不过，所可过虑的是，上文所说，不草率从事于生育的人，也许是后方人口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眼光远些（但往往并不够远），责任心大些（往往并不够大），以为在这时候多生一个子女，即多一种累赘，对自己的行动固然不利，对子女自身的发育也是害多利少，所以总以暂停生育为宜。这种见解与行为显而易见是反选择的。
最后还有一点应当提到的，就是抗战所引起的阶级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像移民一样，也是富有选择力量的。抗战以来，有不少有产业的人，已经从巨富变成赤贫，同时，在沦陷区域内，许多有社会地位与正直性格的人也已经破了家；反过来，一部分的莠民、奸商、贪吏却因发国难财而起了家。汉奸的起家，不管他们将来的结局如何，至少暂时也是一大事实。这都是可以发生不利的选择作用的。但同时，我们也有不少的忠勇的民族分子，因抗战出力的关系，从工农阶级里抬起头来，由士兵而官佐，由官佐而将校，成为领袖阶级里的一派新兴势力。
一三 论疏散人口
作者于二十八年九月三日自昆明城内疏散到西北郊的龙院村，这篇文字就是在那一天写的，上午脱稿，下午就尽室下乡了。
作者在上文讨论过一般抗战的民族意义，认为它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它给我们一个机会，不是叫我们拼老命，而是教我们体验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民族的体力、智力、以至于性情操守的力量。如今我们研究抗战所引起的人口疏散运动，认为它的意义也正复如此；它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它不是要我们避免死亡，而是要我们增加活力。
抗战开始以后，疏散二字很早就成为一个新名词；它是官厅文告的大题目，报纸宣传的好资料，也是民众相见时寒暄的新口语。为什么要疏散？不论明白说出与否，大家的答复总逃不了有似乎下面的两句：避敌人轰炸，免无谓牺牲。此外我们还没有听见过别的答复。性命人人要，就是有时候不能不为国家舍身，也总须舍得有个名色，舍得有点代价，白白的舍在敌人弹片之下，既不是慷慨赴死，又不是从容就义，当然是谁都不甘心的。既不甘心，便须疏散。所以这个答复的弊病，不是错，而是太消极。
只见到疏散运动的消极的意义可以发生两个结果。一是疏散时不踊跃。住惯都市的人根本不肯下乡，他有他的惰性，敌机一日不来，就一日不走；今日有警报，便打算明日走，但若敌机终于未来，他又把走的念头暂时搁下；在都市里有特别职业与责任的人，这种惰性自然更大。这样一再因循，到得敌机真正的大举光降时，牺牲可以闹得很大，几个月前（二十八年五月）重庆的经验就是如此。二是这种疏散不免引起不良的选择影响。人的胆气大小是很不一样的；无名色无代价的死亡，固然任何人都不愿意，但是一种可以实现而未必实现的死亡的威胁，对一部分胆气壮大的人，是不怕的，是不足以打动他教他别寻乐土的。这样，凡是接受官厅劝谕、报纸宣传、以及亲朋怂恿而实行疏散的人也许是一些特别胆小的人，而留守在都市里的是特别胆大的人，一旦敌机真正的大举来临，岂不是这后一种的人多少要受牺牲。因疏散不踊跃而发生的牺牲是量的，因选择作用而发生的牺牲是质的，无论质与量，总是牺牲，总于民族不利。为的要“避敌人轰炸，免无谓牺牲”而发动的疏散运动，结果可以适得其反，岂不是心劳日拙？总之，只是用消极的理由来教人疏散，是不够的，是不行的，一切团体行动如此，固不止人口的疏散一端为然。
我们要疏散人口，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很积极与富有建设性的理由来。一、发展乡村与一般的经济，二、提高乡村与一般的文化，三、增加乡村与一般人口的活力。关于一、二两点我们应当请经济与教育专家分别讨论，本文里姑且搁过。我们预备特别考虑的是第三个理由。
都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在品质上是不很一样的。就一般的情形说，都市人口的品质要比乡村人口的为高。都市是争取功名富贵的中心场合；都市里刺激的种类多，程度剧烈，转移的速率也快，其所引起的反应，自然也相当的复杂、紧张、与需要变化。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体格虚弱、神经脆薄、智能低劣的人是无法维持的。乡村的情况大体上可以说是相反。至于相反的距离，当然要看一地方都市化与工商业化的程度而定。闭关以前的中国，这距离大概不远，然而即远在战国时代，《史》《汉》上所描写的像临淄一类大城的都市化的程度，已经是够可观了。至于近代欧美的国家，这种背道而驰的距离是很大的。无论古今中外，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看了上文，可知这种态度虽不对，却不能说它全没有事实的根据；城里人最大的错误还在忘记了自己当初也是乡下出身。
不过无论都市人口在品质上如何高明，这种高明是近乎昙花一现的性质的。看得远些，说得凶险些，都市是杀人灭种的地方，都市化的程度越高，此种破坏的力量越大。一个初入都市的个人，争名，夺利，好自由，爱享乐，便很有希望不结婚，或迟结婚，不生子女，或少生子女。都市人家的子弟也有同样的前程。结果，就个人论，无论他的成就如何伟大，声势如何煊赫，就血系论，这种成就与声势，多亦不过几世，少则及身而止。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一家如此，家家如此，都市不就等于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屠宰场么？就美国的情形而论，城里人结婚的机会要比乡下人少十分之一，再加上迟婚的倾向、出生率的低、婴儿死亡率的大、与夫一般疾病率与死亡率的高，无怪讲求民族卫生的人要口口声声的说，“都市不是人口的生产者，而是人口的消耗者”了。
都市既然是一种屠宰场，又如何维持的呢？不止维持，又何以能不断的扩大与繁荣的呢？这又和真正的屠宰场一样。屠宰场不管畜牧，只管宰杀，它所宰杀的牲畜是从四乡运输而来的。都市的人口也就取给于四乡的移民；要不是因为四乡的移民，伦敦、纽约一类的都市早就不存在了，事实上也根本不会发生这一类的都市，无论存废。这种移民又是怎样一类的人呢？年龄老大、疲癃残疾、智能低下、眼光狭小、保守性成的人大概不会自动的迁移到都市里去；惟有年富力强、体魄健旺、品貌整齐、思想灵敏的人才会有迁移的志愿与适应都市环境的能力。约言之，人口对都市的向心移动是有选择作用的。向心移动的本身，是都市所以能维持的原因。而选择作用便是都市所以能繁荣的原因了。同时，因为移民多年轻力壮的分子，而少老弱的分子，所以在一部分的都市人口统计里，我们会发见死亡率反比邻近的乡村人口为低，而出生率为高；这种现象当然也未尝不是都市所由维持与繁荣的一部分的原因，但这原因并不重要，因为它是暂时的，年轻力壮者的死亡率虽小，但他们终究要变老的；他们的生殖力虽大，染上都市的习气以后，出生率终究也要变小的。总之，都市人口的维持，由于自力补充者小，而得诸乡村挹注者大。
上文提到人口都市化的选择作用；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选择作用上。完全从都市的立场看，这问题并不存在，选择得越是精到，都市生活便越见得繁荣。但乡村如何？民族一般又如何？比较健全与优秀分子的一批一批往城里跑，对于乡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经济的凋敝、文化的落后、以及一般团体生活的无法维持，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土豪可以鱼肉乡民，正因为鱼肉不了的乡民，或见了别人被鱼肉而敢于说话的乡民，大都已经进了城的缘故！这些进了城的乡下人如果能在城里生存生殖下去，不但功成一时，并且裕垂后世，倒也罢了；事实上却大不然，他们在都市的屠宰场里，至多挣扎了四五代之后，终究不免于一个淘汰。这就引起了整个的民族健康的问题了。从整个民族的立场来看，这种淘汰多一分，民族的品质的善良程度就减低一分。而同时乡村人口产生优良分子的能力也自有其限度，不能无限制的向城里输送。这样，日子一多，一个民族的品质会降落到一个无法竞存的地步。
根据上文的理论，近代民族卫生学者的一致的结论是：都市的发展不宜过度；已经有过度的危险的国家应当设法疏散。最近百年来，欧美各国的都市，都有畸形发展的趋势，这趋势是应当限制以至于挽救的。美国到一九三〇年为止，市镇人口（二五〇〇人以上）的成分已经超过了人口总数的一半；这是有识者所认为可以深忧的。德国民族卫生会的会纲第十六条便是鼓励乡村与郊外的屯聚。意国泛系政府与罗马教会合作的人口政策里也有这么一条。
在中国，就一般的情形而论，都市化的程度不能说深。据说我们的乡村人口还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至于八十五。也许我们还可以提倡相当的都市化，与工商业化并行。不过畸形发展的危险是不能不防的。就最近几年教育发展的形势而言，我们可以发见少量的都市化，即或尚不足以影响民族全般的健康，至少对乡村生活的改进，已经可以发生重大的威胁。因为高等教育机关是十九在都市里，又因为高等教育几于全部以都市文化为对象，做题材，于是凡属受过这种教育的乡村优良子弟，于原有的轻去其乡的倾向而外，又平添一层留城不去的理由，结果是，都市有才剩之忧，乡村有才难之叹。上文所提乡村经济的凋敝、文化的落伍、以及土劣的把持、与民生的愁苦所唤起的社会革命，总有一大部分，直接可以推原到人才的缺乏，而间接可以推原到不健全的教育制度所引起的青年都市移动。目前一般的都市化，纵还没有成为问题，至少这一个局部的问题是亟应解决的；否则，一般的都市化一旦成为问题，流弊所及，将不知伊于胡底咧。
疏散运动是都市化运动的反面，它可以教一部分优秀的都市人口，重新回到乡村，一方面可以替乡村增加经济的生产力与文化的创造力，从而提高一般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一方面更可以培养个人的生存与生殖的力量，从而促进整个民族的活力。这便是疏散运动的最积极的一个意义了。要大家认识这个意义，疏散运动才会踊跃，才可以避免不良的选择作用，才有希望可以维持到抗战结束以后，作为建国时期里都鄙人口彼此协调发展的张本。
一四 交通与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的名词是需要一些解释的。它不是指一般的国家经营的教育或国家教育，而是指一切足以补救民族特性的偏蔽的教育。一个民族有和别的民族相同的通性。也可以有和别的民族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的个性或特性，而此种特性很可以发生偏蔽的弊病————这些，我在这短稿里是假定了的，即不准备加以解释的（此种解释详见《论丛》第三辑《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 〔5〕 ）。不过偏蔽的特性可用教育来纠正，而交通便有这种教育的功能，尤其是抗战期中的交通。
但在讨论以前，不妨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迎神赛会有很大的民族教育的价值。无组织、无秩序、或胡适之先生所称的“乱”显然是我们民族特性之一，显然是有偏蔽的毛病的。在国家政治完全上轨道以前，在民族文化水准有一般的提高的机会以前，我们必须利用原有的社会机构，例如风俗习惯之类，来多少收一些拨“乱”反正的教育的效果，而迎神赛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有的机构。假如主持政教的人，在二三十年以前，就能采取这样一个立场，而不完全斤斤于“破除迷信”与“打倒偶像”的立场，充分运用警察制度的设备，就各地方各季节的迎神赛会在秩序上、组织上、公共卫生上加以适当的指导，我相信到了今日，不要说别的良好的效果，至少像大隧道一类的惨剧（三十年六月五日重庆遭敌机夜袭时所发生的惨剧）该不至于发生，大隧道惨剧所以发生的最大原因，如今大家都承认，是一个乱字。
偏蔽的中国民族特性有好几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批朋友承认四个：私、愚、贫、病。胡适之先生承认五个，即在此四个之外，又添上一个，乱。其实贫只是一个社会病态，不是一个特性，而是一些特性的社会表现，也不妨说，就是私、愚、病三个或私、愚、病、乱四个特性的一个综合的社会表现。所以我所承认的偏蔽的特性是这样的四个：一是柔韧与不大能图进取的体格，二是薄弱的组织能力，三是有缺陷的科学头脑，四是畸形发达的私利心肠。一可以说相当于病，二相当于乱，三相当于愚，四就是私。这几个特性的诊断与分类在大体上是相同的，即小有出入，也是无关宏旨。不过有两层我们要认清楚。一是我们的诊断，能具体化到什么程度，我们总要做到那个程度，所以就病、愚、乱三方面说，我的看法也许要更进一步。二是我们得承认这些特性，既可以称为特性，便多少有些先天的根据，而不能完全以寻常习惯相看，好比个人的心理，它们不止是一些习，而是一些癖，是先天的根柢比较特别深厚的一些行为倾向，那就不是教育所能完全纠正的了。
到此我们又不得不提一提我们对于教育的效能应有的看法。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过健全的教育有两大用途：一是为大多数的中等人指定一条途径和供给向这条途径发展的机会与方法。中等人可左可右，可以为善，可以为恶，教育应该有方法教他走一条比较适中或时中而对于人我都比较有利的路。这其实就是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或“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的另一个说法。就我们目前的题目与范围说，凡是具有上文所说的那些民族特性的民族分子，只要偏蔽的程度不太深，是可以接受这种教育而得到益处的。二是比较少数的极端的中上与中下分子，教育可以选择或淘汰；对中上是选择，对中下是淘汰。所谓大学教育所能做到的，究其极，其实只不过是把中上分子好比筛子一般的从人口里筛出来；一般的智能薄弱的人，无论多少年的大学教育不能教他成为通才；特殊的才力欠缺的人，也同样的不能成为一个专家。就我们的题目范围说，话也是如此。假若已往大多数的人有过一些民族教育的成绩，根据第一种的教育用途说，大隧道的惨剧的惨痛程度便可以减轻一些，伤亡的人数可以减少一些；但伤亡的人，在那种场合之下，多少总是不可免的；即使一无成绩，事实上我们在已往二三十年内也确无成绩可言，大隧道惨剧发生之际，也还有一小部分比较镇定不乱的中上分子幸免于难。我说幸免，其实幸字是错了的，他们的不伤亡是有内在的理由而不是偶然的，那理由就是镇定，就是在危难中不慌张，不自扰。任何场合可以选择人，淘汰人，教育的二大效用之一也不外此，而任何社会举措的一部分的教育价值也就在此。
如今可以完全就题目范围以内说话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交通事业有很大的民族教育的意义，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办一个交通大学，设立许多和交通技术有关系的学校或训练班，替交通事业人员的子弟专设一些学校，例如抗战以前的扶轮小学之类，决不是已经尽了发挥交通与教育的关系的能事，不但没有尽其能事，并且可以说很不相干。历年从事交通事业的人，我以为多少是小看了交通事业本身的教育价值，因此也就没有能负起这种应负而并不太费力的责任来。
交通是一种社会事业，整个的社会原就建筑在人我交通之上，或人我之间“交”相感应与“通”力合作之上。人我之间所以能相交，是因为人我之间有不同的特性，所以能相通，是因为有相同的共性。换言之，个人的品性，以至于团体的品性，尤其是那些有偏特或偏蔽的倾向的品性，是最容易在交通的场合里表现出来，团体的共性，如其和其它团体相比，也往往不难在交通的场合里发见它的偏特的倾向。举一个例吧。中国人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这许多人有一个共同企求的目的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目的有些时间、空间、或数量上的限制的话，便容易发生挤的现象，假如有生命危险的关系，那挤就更不容说了。迎神赛会可以挤，看乡下草台戏也要挤，进考场必须挤，领赈米不得不挤，出大隧道中自然更非挤不可，其实全都是这一个道理。在近代的交通场合里，挤的需要往往更大，而挤的现象也就分外的清楚，买票要挤，上车也要挤，因为座位有限制，而开车有时刻，稍一落后，便有坐不到位子或根本搭不着车的危险；抗战的形势之下，这危险之上，又添了一些“性命交关”的意味，于是平时只挤到七八分的局面，如今可以挤到十分十二分以上。这挤的现象又从何而来的呢？好比上文说到的贫穷一样，它也是私、愚、病、乱一类偏蔽的特性所构成的一个行为表现，私与乱的所以成为挤的因素，是一望而知的，但愚与病也有分，看不到挤的可能的危险，但知亟切达不到一种目的之为危险，而不识撞倒别人或被人践踏之为危险，当然是一种“自用之愚”；惟有过分柔韧与能逆来顺受的体格才能消受一种挤的环境，而这种体格我们不能不认为是有些病态的。
如今假若从事于交通行政的人看清楚了这一点，在凡属可以发生挤的现象的场合里，与以周密的注意，使一切旅行的人明白了解，个人的公私事务虽然重大，公家的秩序组织与法纪，更有维持、尊重、与遵守的必要。行此十年，持之以恒，守之以固，行见中国社会上的挤的现象可以减少到一个很低的限度，而私、愚、病、乱一类的特性也不难间接的消除掉很大的一部分。中等的分子，由勉强而自然，终于会感觉到守秩序、重法纪的益处，而渐渐的自动的走上不挤的路，其偏蔽的特性过分发达而不能接受经验的教训的少数分子，迟早会因不能“安所遂生”而归于淘汰。交通事业可以成为民族教育的一大工具，这就是可能的一例了。以前科举时代，乡试的科场前面，常因拥挤践踏而发生惨剧，然而遇到贤明的提学使，事先加以布置，临事加以纠察，也一样的可以弄得井然不紊；从前做得到，现在应当更容易做。这一次欧战开始的时候，英国的三十万大军，在德国的飞机大炮集中轰炸之下，居然安全的渡过了海峡，退回到英伦，显然是平时秩序教育的一种收获（读者到此，应就抗战初期南京退守以及三十一年五月缅北退守和英军从腾客克（Dunkirk）退守的光景彼此对比一下）；别的民族在生死关头犹且做得到的成绩，我们至少在比较太平的场合里也应该做得到，而要做到这一类的成绩，应从交通事业开始。
我最近（三十年八月至十月）从昆明经泸州、内江、成都到峨嵋，再从峨嵋到乐山，由乐山改循水道到重庆，前后一个多月在路上，所发生的观感，十之七八是在这问题上的。到处可以看见一些偏蔽的民族特性的表现。挤真是挤极了，轮船上挤，汽车上更挤；从成都到夹江的一段，坐的是名为客车的卡车，下层是货，中层是行李，顶上是五十多个客人，真是挤得水泄不通，据说这条路上，在这个季候里，平均一车总要装上七八十人，五十多人还是宽舒的。在成都开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有人满之患，然而每到一站，总还可以加上几个客人，每一个新的客人上来，初则在车中人的抗议声中竭力攀上了边缘，次则插一足进来，勉强占得一立锥之地，再则两足并入，居然可以站立，经过了三四公里的摇晃，终于觅得了一席之地，可以坐下————总是这样的一个套数。好像无论如何挤法，这辆两吨半的卡车是不会达到什么饱和点似的。大抵中国整个的社会就是这样，个人的消极可塑性，或逆来顺受性，以及社会的伸缩性，容受性，真是大得惊人，大到一个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病态的程度，一样一种性格，在泥土、橡皮、海绵身上，不成其为病态的，到了人身上，多少总是一个病态。这病态从何而来的呢？旅客的愚而苟安，司机的私而贪婪，司交通行政的人的装聋作哑，都要负相当的责任。记得在某处购买商车的客票，三十多人中，我是惟一不接受额外勒索的人，一般旅客的逆来顺受，予取予求，就可想而知了。
说起私，我不能不就这一次的旅行，再多说几句。司机私揽搭客或“黄鱼”的风气是抗战期中公路交通的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从昆明到泸州，五天之内，居然没有遇见一条“黄鱼”，原来我坐的是经交通机关介绍的商车，商车一面怕官势，一面又爱护车辆，因为车辆是他的私产，司机自己是商行的股东，私揽旅客，即使无人发觉，难免不招惹是非，终于影响到他的私产安全与完整。从泸州到成都，情形便大不相同了，两日之间，每一辆车有“黄鱼”项下的收入大约自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不等；除了若干大站之外，“黄鱼”的上下也很自由；有一次经过了某站，大批“黄鱼”登车以后，后面负责纠察的人，还放过一枪，但纠察的力量既不足，不能穷追，司机但须开足马力，也就兔脱了！原来我在这一段里搭坐的是经过交通机关介绍的官车，开官车的司机，一面多少知道官的力量究有多大，一面对所驾驶的车，虽有爱护的责任，却无爱护的兴趣，即使因多揽客人而直接间接引起故障或损害，那反正和他不甚相干，万一出更大的乱子，至少车辆不能牵制他个人行动的自由。总之官车的大载“黄鱼”，是出乎私，而商车的不载“黄鱼”，也未尝不出乎私，二者都是私的特性畸形发展的表现，在平时这种表现已不在少，不过抗战时期的忙迫慌乱更进一步的与这个特性以混水摸鱼的机会罢了，负交通行政的人如能在这方面有些适当的措置，教中流者知所改辙，中下者有所忌惮，其肆无忌惮者，因斥逐或受严刑峻法的制裁而归于淘汰，岂不是对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教育的贡献？
私、愚、病、乱的民族品性造成了贫的经济现象，以及挤的社会现象，这些都还是比较的限于一时一地，而在物质环境比较改进之后，不难有一部分的解决的，最可怕的是这几个特性所造成的一般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骤然看去，似乎与私的特性不大相干，普通的看法以为自私的人总想把一己的生活弄好，决不将就；其实不然，就很大的一部分中国人说，但须可以保全生命，维持这一口气，或仅仅保持目前的安适顺利，什么都可以商量，可以顺受。这种苟且偷安的生活态度，显然是自私的了。这种生活的态度也显然是最基本的，贫与挤一类的现象其实又何尝不是苟安心理所由表示的两个方式？
苟且偷安的生活态度，不用说，在旅行中特别容易看出来。平时家居既可以苟安，出门旅行更可以将就了。某机关的一部早就没有了闸车的材料车，居然可以从昆明开上川滇东路，向泸州进发，车上除了一部分的材料以外，还装着十几个人；机关里负责人放这样一部车子走这样一条路，是苟安；司机敢于驾驶，也是苟安；十余个人，中间还有妇孺，敢于搭坐，不是无知，便是苟安。结果，到了在川黔交界的某一地段，终于翻了，我们的车子驶过的时候，看见它在路旁，车身翻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十几个搭客，坐在几丈以外的坡上，居然一个重伤的也没有，但当初既苟安的乘坐，现在只有苟安的等候别人搭救的一法了。
上文提到苟安的生活态度和愚的特性也有因果的关系，似乎还应该加以说明。搭客不知轻重，贸然乘坐一辆没有闸车的卡车，把生命像鸿毛似的交付了出去不够，也许还以为占了便宜，沾沾自喜，固然是愚不可及。那个司机，明知没有闸车，也明知结果不但足以杀人，也可以自杀，其自用之愚，更是可恨。更可以教人伤感的是，这种人但知学习驾驶的一些技巧，初于构成汽车的科学知识和机械原理，并无一些爱好。我在乐山的时候，和武汉大学校长王复五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也认为司机不知爱护汽车而力求机件的清洁完整，是根本因为没有此种对于科学与机械的爱好的心理，假若有的话，则不论汽车的主权属谁，他是一定知道如何爱护的。王校长又提到几年以前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对他说过，要中国的司机发生此种爱好的心理，而像西洋司机一般的保护他所驾驶的车辆，还需要二百年！二百年也许是形容过甚。但我以为这种爱好的心理的亟切不容易比较普遍的发展，却是一个事实。上文提过，愚的特性的一方面是科学头脑的薄弱，而此种薄弱又自有其先天的依据，那末，要在人口中发展爱好机械的心理，就教育在后天所能做到的说，也只有提示申说此种心理的重要，从而在人口中间，就科学头脑不太过薄弱的分子，加以鼓励与选择的一法而已。而这样一个方法势非相当的长时间不办。惟其需要的时间长，所以我们要希望正式的学校教育而外，一切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设施与公用事业能在这方面充分与以合作，而交通便是最荦荦大者的这样一种事业。交通事业需要大量有科学头脑与机械兴趣的人，它一面招用学校里出来的人才，一面自己也在训练这种人才；假若主持交通行政的人，特别是管理车辆及其他交通工具的人，能于驾驶一类的单纯的技巧以外，更注意到一个人的一般的科学的兴趣与机械的爱好，用比较严格的奖惩与升骘的方法，从而加以选择与淘汰，则对于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岂不是又多添上一种莫大的贡献？
一五 辨汉奸
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昆明各日报上登载着两件比较重要的关于汉奸的新闻，一是上海所谓黄道会会长常玉清的被杀，二是上海私立上海中学校长陈济成的附逆。一奸方去，一奸又来，真好比希腊神话里的多头怪物海陀拉，砍去一头，又生一头；民族何辜，偏要生这许多汉奸的胚子，是目前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十多年来研究民族问题的人喜欢在理论方面探讨民族的病象，从事于平民教育与社会工作的人在实际方面也常和这类病象接触；他们所得的结论是很相符合的，即大要不出四五种病象。胡适之氏讲私、愚、贫、病、乱，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里的许多朋友讲私、愚、贫、病；作者历年来所说的体格的柔韧、组织能力的薄弱、科学头脑的不足、自私心肠的发达————是大同小异的。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这些病象和汉奸的产生有什么关系；我们为讨论便利起见，姑就私、愚、贫、病四方面说话。
大体看来，私、愚、贫、病四种病象，和汉奸的产生都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一个吸食白面的人，毫不迟疑的参加敌人所组织的游行，为敌人摇旗呐喊，为的是好赚几角钱去过一次瘾，瘾过以后，也就无所谓了，除非敌人对他有其它可以借来过瘾的诱惑。这个人的所以当汉奸，虽则私、愚、贫、病四种病象都说得上，但主要的是病，要不因为病，广义的体格上与精神上的病，他直接就可以不抽白面，间接可以不当汉奸。一个穷无立锥的人，饔飧不继，求乞无门，当了汉奸，其所以甘冒大不韪的缘故，也不止一个，但主要的当然是贫。一个乡下老，一字不识，一向过着天高皇帝远的生活，既不知有晋，更无论秦汉，一旦遇上敌人，大概经不起几句话的哄骗，便会很甘心的替他出力；这个人的毛病里显而易见愚的成分是最大。一个平日但知牟利的市侩，一个鱼肉乡民的地痞土棍，一个诛求无厌的劣绅或贪官，一个爱权如命、专闹意气的党政领袖，也是最容易掉进敌人的彀中的，其容易的程度并不在上文三种人之下；他们犯的病是一个私字；只要有更大的地位、利禄、权柄可以到手，他们是不顾一切的。
比较进一步的观察又可以发见四种病象虽都是产生汉奸的因素，而其所产生的汉奸可以有很大的品质上的不同。基于病、贫、愚三种病象的汉奸，数目虽大，只是一些小汉奸，其为问题也小。基于愚的汉奸，其为问题也最小，其人也最可原谅。因贫因病的汉奸，假定我们承认保全生命是人生本能之一的话，也尚属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谅的是基于私的汉奸；他们的数目虽小，但是病根最深；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奸，其为问题当然要大得多。一样是基于私的汉奸，市侩土劣也还有几分可恕之处，因为他们所贪的是赤裸裸的利，他们一面贪，一面也不讳饰其为贪，一面做汉奸，一面也不避忌汉奸的名号，他们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较可恕。最不堪的是士绅官吏以及曾经在党、政、教等界当过领袖的人；他们所贪的是比较抽象的权势，所争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气；他们一面贪与争，一面必讳其所贪所争，不但讳，且从而为之辞，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东亚永久的和平”之类；他们一面做汉奸，一面却自承为民族的救星；他们是伪君子，是佞人，佞人最不可恕。二千五百年前的圣人早就预言过了，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常玉清是一个浴堂的老板，陈济成是一个有弟子三千的中学校长，恰好是这两种人的典型人物。
上文说基于私的汉奸病根最深；这深浅之说还有解释的必要。愚的病根最浅，乡愚之愚，愚在无知识，不在无智力，无知识的愚是教育所能治疗的。近年以来，尤其是抗战军兴以来，这种病已大有起色，抗战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有很大的诊疗的力量。贫也是比较浮面的病，我们的民族分子，就大多数说，是很勤俭的，勤俭而犹不免于贫，可知贫之所以为病，其根源乃在外而不在内，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后天的病比较容易治疗。病，即一般的体格上与精神上的不健全，根源比较深，但事实上因此而做汉奸的究属少数，远不如因愚因贫者之多，并且这一类的分子，就其病根特深者而言，不论其吸食毒物与否，担当汉奸与否，迟早要受自然淘汰的；总之，这一类人的问题并不太大。
最成问题的是私的病象。据民族卫生学者的见地，我们民族中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是淘汰的一种结果，是有先天的根据的，是几千年来不断的灾荒经验所提炼出来的一个特性；在灾荒的淘汰影响之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会保身家的分子才最有生存与繁殖的机会。我们一向怀疑这种看法，一向以为私的病是后天失调的一种症候，是可借道德的教育改正的。但自抗战军兴以来，我们不由得不承认民族卫生学者的看法也许有几分道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要是私的病根不深的话，抗战是一个无上的机会，可以教大家蠲除门户之见，党派之争，至于个人之间的权利的争夺，恩怨的计较，自更应在遗忘之列。但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即就大小汉奸之多的一点而言，就已经够教我们失望；其他争权夺利、贪多务得、尔诈我虞的种种行为的不减于抗战以前，可以不必说了。
不过汉奸与有类似汉奸行为的分子虽多，我们对抗战建国的前途还是很乐观的。这乐观的心理有两个依据：一是私、愚、贫、病的分子，尤其私、愚、贫、病到一个非做汉奸不可的地步的分子，毕竟要居少数。抗战维持到两年以外了，所凭借的是什么？还不是这些病象的反面的一些优点么？二是我们如今多少已经明了这些病象的根源所在。一个人治病，第一要承认自己有病，讳疾是不行的；第二要了解病源，了解到病源，病的一半也就等于消释了；个人如此，民族也未尝不如此。这种乐观心理决不是一种凭空的愿望，实际上等于基于事实的认识的一种自信，只要大家有此自信心，把持得定，汉奸与汉奸的胚子虽多，我们还是不怕的。
一六 精神总动员的基本条件
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蒋委员长发表《再告全国各地士绅及教育界人士书》，特别提出两点：第一点是领导当地同胞实行精神总动员，誓践《国民公约》；第二点是协助地方政府，整理地方财政，奠立自治基础。关于第一点，我们想说几句引伸与补充的话。
精神总动员无疑的是抗战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建国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不过精神总动员自身也有它的基本条件，要是基本条件不能满足，我们尽管处处举行“国民月会”，人人誓践《国民公约》，所得的不过是一些浮面的团体精神，一到紧要关头，就这精神说，还不免于云散烟消，就国家前途说，还无补于土崩瓦解。月会有它的用处，公约有它的价值，但这些都不是动员的条件，至多不过是总动员的一些入手方法；要只靠它们，我们至多只能在我们的国民生活里多添上一层形式主义罢了。前清时代，乡村民众在初一月半不也有种集会么？地方的官绅不也宣读一种公约似的东西叫做《圣谕广训》么？不过这种形式主义对于清朝国运的维持与发展，似乎不曾有过很大的帮助。
精神总动员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提出两点来，而这两点实在是一点。第一点，精神总动员应当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的保障。《洪范》八政，食为第一。孔子讲足食，又讲既富而后教。衣食足而后知荣辱，食廪实而后知礼节，虽然是法家的话，却是历来讲政治、经济、教育的人所谁都赞同的。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生主义，更昭昭在人耳目，可以不必说了。以前只有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士，才能不耻恶衣恶食，才能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才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至于对于一般的民众，一个最低限度的温饱，是一切团体生活所由维持的起点，荣辱的观念、礼节的标准、以及任何方式的精神生活，都已经是进一步的说法了。孟子恒产恒心之说，所指的也就是这一层意思，恒字所暗示的也无非是一个限度，一个大多数人所共有而不能再加贬折的限度。推孟子之论，可知有恒产的，才能算做国民的一员，有恒心的一员，才能感之以礼义，动之以廉耻，感动之至，才可以教他为国家民族赴难死节，而无有顾惜。在提倡与领导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官吏士绅，应知国民之中，有一员无恒产，即一员无恒心，有一员无恒心，即一员不能动，有一员不能动，即不能成其为总动。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能不能给每一个国民一个最低限度的恒产，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是无待我们在这里答复的。在平时，在抗战以前，土匪的充斥，乞丐的普遍，流离颠沛的民众的比比而是；抗战以还，汉奸之多，顺民之众，认贼作父者的实繁有徒！全都是答复。这些人的所以为这些人，固然不全由于经济的原因，但经济总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其中一部分人说，是一个唯一的原因，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经济的条件固然是基本，但我们并没有忘记先民的另外几句教训：敬姜说，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从两年来不断滋生的一部分的汉奸与顺民里，我们也证明了这几句古训的真确性。江浙沦陷区内，至今有一部分的城邑居然还保全得很完整，并且很有几分歌舞升平的景象；一部分的乡村里，佃农可以照常耕种，田主可以按例收租，十足表现沃土之民的能耐与志节！由此可知精神总动员的经济条件又自有它的条件，就是要适中，要有上文再三提到过的限度。阳虎讲为富不仁；耶稣讲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提倡与领导精神总动员的官吏士绅应该进一步的明白，对太有身家的人，对太想保守身家的人，精神动员之难，就等于他的升入天国。
这就引进到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了。第二点是精神总动员应该从肃清贪污入手。贪污的人之所以为精神总动员的障碍，其程度要在仅仅以保守身家为已足的人之上，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止是保守已有的自己的身家，而是损了别人的身家以利己。在沦陷区域以内，这种损人利己的分子无疑的就是那些当汉奸做顺民的分子。但在后方，这种分子又何尝少呢？他们唯一的幸运是，所处的地位不同，或不当抗战冲要的前方，或虽曾当过，而有充分的经济力量，可以远走高飞，跳出烽火圈子之外。要不是为这一点点境遇上的不同，他们当汉奸与顺民的速率，又安知不在目前在沦陷区域内已经当汉奸与顺民者之上。
何以贪污是精神总动员的最大障碍？蒋委员长在《告全国士绅书》里，反复说明精神总动员的见诸实行要靠士绅们的“领导”，要由“地方贤达的躬行实践”，要处领导地位的人不忘“先圣比君子之德，如风行草偃”，而不辞以君子自居。当此抗战最严重关头，试问，最需要领导的是什么？最需要躬行实践的是什么？最需要以身作则，树之风声的是什么？还不是克苦自励廉洁奉公八个大字么？蒋委员长书中也提到士绅要领导全民，“使……全民生活皆极勤俭”，以充实抗战建国的物力。不过老实说，中国民众的克勤克俭，是一向著称的，是研究民族性格的国际人士所公认的，事实上原无待于士绅阶级的再事提倡。士绅阶级，包括官吏在内，就目前的事实论，是最不配做榜样的人，至少他们是最不能克苦的人，不能克苦到相当程度，更不免进而为寡廉鲜耻、贪得无厌的人。不过假定做士绅官吏的人而真能克苦自励，对劳苦的大众，对国民生活，至少有另外一层好处。
这层好处可以分两方面说。在消极方面，它可以教民众安于他们的辛勤的境遇。他们会自己慰藉着说：我们大家的生活固然苦，但不见我们的领袖们么？他们负的责任要比我们重，但他们的享受又何尝比我们高许多呢？这种观感虽则消极，是十分重要的，在目前抗战时期固然有它的地位，在未来物力更加凋敝的建国时期，更不能缺少它。在积极方面，士绅官吏，平时若能克苦自励，廉洁奉公，遇有什么政治的或社会的措施时，便容易得到民众的同情与合作。民众是最富有同类意识的，士绅官吏既能和他们共甘苦，便是他们同类的人，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的人；民众有了这种意识，便什么事都好商量了。我们相信，苏俄革命的相当成功，直接便建筑于此种民众的意识上，而间接的因缘就是领袖阶级的砥励廉隅，不因功成而自逸。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先后成功，一部分的原因亦未始不是这一点。我们抗战与建国的功绩，其艰巨不在人下，其更不能不培植这种民众的意识，自不待言。
我们目前的情形去这种意识的养成实在是太远了。所谓上流阶级的贪污，至今还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其普通的程度不减于抗战以前，或且过之。贪污所取的不外两个方式。一是不廉洁，官吏犯者居多；一是与民争利，官吏士绅共犯之。与民争利，近代的人不看做贪污；但绳以先民所垂示的标准，其流弊所及，正不亚于贪赃纳贿。岳武穆说，文不爱钱，武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可知文人爱钱，是一个致乱之源，初不论其所由爱之之方式；而与民争利不能不说是方式中的一个荦荦大者，其足以致乱，是毫无可疑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而欲求民众始终维持他们的勤俭的生活，甘心于他们的极低的生活水准，更从而责成他们言听计从，时而参加新生活运动，时而参加精神总动员，而求其不敷衍，不规避，不几于缘木求鱼么？
上文开头时说精神总动员的基本条件，表面上是两点，实际上只是一点，所谓一点之说，到此可以点明了。一部分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问题，就大多数人能吃苦的程度而论，实在不是一个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个分配的问题。信如这一部分经济学者的见地，我们不由得不疑虑到，目前分配的不平均，目前一大部分的国民分子，连一个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都分配不到，以致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生活，精神改革，至少一部分的原因是官吏的贪污与士绅的与民争利。再直言之，官吏的贪污与士绅的与民争利是造成民众极度穷困的一个很有分量的因素。这因素一日不去，即民众物质生活的水准，一日不能提高，亦即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一日无法推动。官吏士绅，读了蒋委员长这谆谆告诫的一封书后，应知所以自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