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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人们相互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场所，这些服务分为强制的公共服务和自愿的私人服务。
公共服务是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实行的，当需要随着社会变化有所变化的时候，它往往不容易被改变。但由于有法律撑腰，即使在公共服务失去任何服务作用甚至成为公共危害之后，这种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东西仍然保留着“公共服务”这个名称。私人服务所依托的是自愿行动和个人责任。在面对面讨论后，每个人都在给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同时，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总是假定这些东西具有真正的效用，并通过比较其相对价值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
这就是为什么公共服务经常都如死水般一成不变，私营服务则因遵循着进步法则而变幻无穷。
通过耗费大量的资源，过度发展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代思想流派把这种现象归咎于自由的私人服务，试图转而让国家管理所有工作岗位。
这些思想家野蛮地攻击他们所描述的中间商。他们热衷于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者、企业家、商人和贸易商，指责这些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游荡，并在其中捞取好处却不给其中任何一方增加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不能废除这些工作，那么他们倒很希望把这些人所做的工作移交给国家。
在这一点上，这些人的诡辩之处体现在：他们一方面向公众大肆宣扬公众自己为获得服务向中间商支付了什么，另一方面却对公众隐瞒公众自己将会向国家支付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东西，另一边是只有经过冥思苦想才能感知的东西；一边是看得见的东西，另一边是看不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在1847年和随后的大饥荒时期，社会学派找到并成功地推广了它们那灾难性的理论。他们很清楚，即使是最荒谬绝伦的宣传，也能在受苦的人们那里引发共鸣，因为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
因此，通过创造“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他们开始诋毁贸易，抹杀贸易的益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让商人从美国和克里米亚进口生活必需品呢？为什么国家、部委和市政局不能建立一套采购系统和修建一些仓库呢？国家将按成本价出售这些东西，而人民（特别是那些穷人）将不必为那些自私自利而且目无政府的自由贸易商做一点点贡献。”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贡献是看得见的，而人们为国家或其代理人做出的贡献是看不见的。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所谓贡献是什么呢？贡献就是：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以商定的价格，完全自由地为彼此提供服务。
当一个巴黎人饥饿难耐时，那些能够让他填饱肚子的小麦还远在敖德萨（Odessa）[1]，而只有当小麦被送到胃里时，他的饥饿感才会消失。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一，这些饥饿的人可以自己去寻找小麦；第二，他们可以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第三，他们可以自行纳税，并将这项业务委托给政府官员。
在这三种选择中，最具优势的是哪一种呢？
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或者哪个国家（特别是那些人们更自由、更开明和更见多识广的地方），人们都会更乐意接受第二种选择。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足以使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有益的。我绝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有着直接影响的问题上，人类会犯错误。
无论如何，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 600万居民跑到敖德萨去寻找他们需要的小麦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一种选择毫无价值。消费者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亲力亲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中间人、政府官员或商人。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种选择应是最自然的选择。一般来说，饥饿的人就应该自己去寻找小麦，因为这是一项关乎他自己生死的任务，理所应当该由自己完成。如果另一个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为他提供这项服务并代表他执行这项任务，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之所以在这里谈论这些，是因为要强调：中间商提供的服务是符合报酬原理的。
不管怎样，既然有必要求助于被社会学者称为“寄生虫”的人，那么对于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谁才是需求更少的“寄生虫”呢？
我得假设贸易是自由的，否则我怎么能推理下去呢？正如我所说的，为了能进行贸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往往要研究季节变化，要每天注意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要从世界各地搜集信息，还要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并预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贸易过程中，人们要有随时启航的轮船，要有无处不在的合伙人。他们要获得的直接利益就是以最好的价格买进相关东西，并在每个细节上节省开支，从而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不仅是法国的贸易商，全世界的贸易商都会在法国有需要的时候参与进来。如果利己之心总是驱使他们以最少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总会让消费者从节省下来的钱中受益。一旦小麦到了法国，为了实现贸易利益，贸易商就应该尽快卖出小麦，以将风险降到最低，使得资金变现，并在必要时开始新一轮贸易。在对价格进行比较后，他们将小麦分发到全国，并总是最先运送至小麦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不可能再存在这样一个比贸易商更符合饥民利益的组织。社会学者没有注意到之所以这样一个完美的组织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组织是自由的这一事实。实际上，消费者有义务偿还贸易中的运输、转运、储存和佣金等费用，但存在什么制度能使吃了小麦的人不必为那些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吗？此外，虽然人们必须付费享有他们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但由于竞争，其涉及的价格已被降至最低限度。如果巴黎的工人不为马赛的贸易商工作，而马赛的贸易商却在为巴黎的工人工作，这就奇怪了，这公平吗？
如果国家取代个人掌管了贸易，那么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些为公众节约的成本到哪里去了呢？物价会降低吗？想象一下，在需要小麦的时候，4万个国家代表人在某一天抵达敖德萨，这对价格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成本会降低吗？无论如何，难道我们不希望动用更少的船只和雇用更少的水手吗？难道我们不希望转运次数更少、仓储费用更低吗？或者难道代表们就不用支付这些费用了吗？难道这些费用对贸易商的利润就没有影响吗？难道你们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会毫无所求地去敖德萨吗？他们不辞劳苦地出差工作是出于兄弟般的友爱吗？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生活，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认为，这些成本加起来的数字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赚到的2%或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吗？
然后，想想筹集如此多税收和分配这么多食物有多么困难吧，想想这样的事业必定会带来的不公正和残酷吧，想想政府是否承受得了压在它身上的巨大责任吧。
社会学者制造了这些愚蠢的东西。在悲惨的日子里，他们把这些东西灌输到群众的头脑里，大大方方地授予自己“进步人士”这一称号。这种语言暴政般的风气是贻害无穷的，它为其语言表达及其蕴含的观点赋予了正当性。进步！这意味着这些优秀的人比普通人更有远见，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太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如果现在那些被称为寄生的自由服务还没有被废除，公众就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没有跟上这些社会学者啊。对我来说，不管是出于情感还是理智，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我不知道人们要回到哪个野蛮时代才能达到目前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平。
现代宗派主义者（sectarians）对当前这种自由的社会形态不遗余力地表示反对。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一个自由的政体下，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团体，这远比由他们那丰富想象力创造的所有形式的合作团体要好得多。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为了使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时就能够有衣服可穿，人们必须在一块被圈起来的土地上除草、排水、犁地，并种下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植物。人们必须让羊群在这块土地上吃草，才能得到羊毛。这些羊毛又必须在经过纺织、染色后才能被制成布料，这些布料则必须经过裁剪、缝制才能被制成衣服。这一系列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其他许多人参与进来，因为它还涉及农机、羊圈、工厂、煤炭、机器、车辆等的运用。
如果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团体，那么想要一套衣服的人便会沦落到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的地步。也就是说，他必须亲自完成这个生产过程的许多任务，从第一次挥动镐铲挖地开始，到完成服装缝制的最后一针，这个生产过程才算结束。
然而，由于人类特有的交际能力，这些工作被分配给了数以万计的工人。为了共同的利益，人类对这些工作的划分也越来越精细，精细到其中的每一个特定任务都可以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一个全新的行业。然后，每个人都因对整个生产活动做出了贡献而获得相应的收入。如果这还不是合作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要把它叫作什么。
请注意，没有一个工人能够从虚无中获得哪怕是最微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只是在为彼此提供相互需要的服务，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所有人都可以被看作彼此的中间商。举个例子，如果在某个过程中，运输变得相当重要，以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纺纱工人，接着是织布工人，那么为什么要认为第一类人比其他两类人更像寄生虫呢？难道运输不是必要的吗？做运输服务的人难道就没有耗费时间并解决麻烦吗？他们没有与合作者共同承担时间成本和共同解决麻烦吗？是合作者干得比他们多，还是仅仅因为合作者能干别的工作呢？他们的工资，也就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不都平等地受到自由谈判价格的法则约束吗？难道劳动分工这样的安排不是基于完全自由和为了共同利益做出的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学者来破坏我们自主的安排，停止劳动分工，用单打独斗来代替携手共进，从而使文明倒退呢？
我在上文描述的合作难道就不是合作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可以在合作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对自己的判断与承诺负责，并且正是自身的利益刺激了他勇往直前，并成为他获得成功的保障。为了使合作能真正名副其实，难道就有必要让一个想要成为改革家的人来把他的准则和意志强加给我们，让所有人都围着他打转吗？那么，这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研究这些进步学派，就越是坚信，他们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的，他们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并以这种绝对正确的名义要求获得绝对的统治权。
请读者原谅我有些文不对题了。但是，当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法朗吉信奉者（phalansterians）和伊卡利亚崇拜者（icarians）对中间商的指控从他们的书本走向实践，以及这些指控开始侵占新闻行业和公共平台，因而对工作自由和交换自由造成严重威胁时，这些离题话也许还是有些用处的。
[1] 敖德萨，乌克兰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敖德萨州首府。在巴斯夏那个时代，敖德萨就发展成了一个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工业和科技中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