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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人们都想通过普遍提供信贷来实现财富的普及。
我敢说，自从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以来，巴黎已经印制了一万多本包含这类内容的小册子来介绍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夸大其词的成分。
唉，如果海市蜃楼真的存在，这种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在纯粹的海市蜃楼之上的。
人们一开始是混淆货币和产品，紧接着是混淆纸币和现金。在这两种混淆形式中，他们声称自己找到了真相。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纸币和其他那些被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媒介工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产品本身，看到贷款的真正基础。
当一个犁匠借了50法郎去买犁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是借了50法郎，而是借了犁。
当一个商人借2万法郎买房子时，他所欠的不是2万法郎，而是房子。
在这里，货币只是使几个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东西。
假如皮埃尔（Pierre）不愿意借给纪尧姆（Guillaume）犁，雅克则愿意借给纪尧姆钱，那么纪尧姆会怎么做呢？于是，纪尧姆向雅克借了钱，然后用这些钱从皮埃尔那里买了犁。
但实际上，没有人是为了借钱而借钱。一个人借钱是为了得到产品。
现在，没有哪个国家的产品转手数量能超过可用产品的数量。
不管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的总数是多少，所有借方得到的犁、房子、工具、食品或原材料都不能超过所有贷方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每存在一个借方都意味着有一个贷方，任何一笔借款都对应着一笔贷款。
话虽如此，信贷机构又有什么用呢？它们可以帮助借款人和贷款人找到对方并促成协议，但它们不能做的是立即使那些可用于借贷的东西的数量增加。
然而，如果要实现改革者的目标，那么增加那些东西的数量便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无非就是把犁、房子、工具、食品和原材料送到所有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那么，他们到底想怎么办呢？
他们建议国家为贷款提供担保。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吧！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看见这些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东西。
让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犁，而有两个犁匠想得到它。
皮埃尔拥有法国唯一一个可用的犁。让（Jean）和雅克想借用一下。让的正直品格、丰厚财产和良好声誉是他借得犁的担保。人们相信他，他有信用。雅克则没有得到这种信任，或者别人对他的信任感更少一些。毫无疑问，皮埃尔会把他的犁借给让。
但现在，在社会学者的鼓舞下，国家介入了，并告诉皮埃尔：“把你的犁借给雅克吧，我会为犁提供担保物。我这个担保物比让的更有价值，因为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虽然我确实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管理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用他们的钱付给你本金和利息。”
因此，皮埃尔把他的犁借给了雅克。这是看得见的。
对此，社会学者鼓掌欢庆，他们说：“看看我们的计划是如何成功的吧。由于国家的干预，可怜的雅克有了犁。他不再被迫用锄头翻地，他现在正踏上财富之路。这是他的资产，也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不，先生们！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因为这里还有看不见的东西。这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犁之所以被分给了雅克，只是因为它没有被分给让。
人们看不见的是，如果雅克可以用犁而不需要用锄头翻地，让就不能用犁而得用锄头翻地。
其结果是，人们所期望的贷款增长只不过是贷款转移。
更重要的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种转移意味着两种严重不公：对让的不公，他通过自己的正直和行动获得了应得的信用，却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无所有；对纳税人的不公，他们承担着与他们无关的债务风险。
那么，政府可不可以给让和雅克提供一样的设施呢？但由于只有一个可用的犁，那就不可能把犁借给两个人。争论的焦点又转回来了：由于国家的干预，借出的东西将会多于可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里就代表了大量的可用资本。
的确，我已将整个过程简化到了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形式，但当用同样的标准来测试最复杂的政府信贷机构时，你就会相信，它们能够制造的唯一结果正是转移信贷，而不是增加信贷。在某个国家的特定时间里，只存在一定数量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通过给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担保，国家很可能会增加借方数量，因此便会提高利率（总是对纳税人不利），但它做不到的是增加贷方数量和贷款总额。
然而，愿上帝保佑我，不要让人们断章取义。我虽然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偏袒借款，但并没有说它应该人为地阻碍借款。如果我们的抵押贷款体系或其他什么制度阻碍了信用的传播和应用，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阻碍因素连根拔起，这是一件完美无缺的公正之事。但如果社会改革家们想自己名副其实，他们就该运用法律让改革与自由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