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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东西部的军事行动————俄土战争结束————《阿德里安堡合约》————希腊收到消息————对列强的影响————1830年2月3日议定书————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反对议定书————希腊的动荡————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放弃王位————波尔特宫廷在克里特岛的改革让步————克里特岛民反对改革————1830年7月1日协商确定希腊边界————土耳其军队撤出希腊
令人厌倦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双方早已经精疲力竭，反抗者的激情退却，压迫者的顽固防守遭到挫败。对希腊人民来说，剩下的任务就是清除希腊大陆上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残余势力。
这时，曾经对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和理查德·丘奇将军表示过不满的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竟然在关键时刻宣布让弟弟阿戈斯蒂诺·卡波基斯迪亚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担任将军，同时接管希腊西部所有军政事务。这个举动震惊世界。在不具备任何足以获得这个职位的资格的情况下，财富为阿戈斯蒂诺·卡波基斯迪亚斯提供了巨大支持。
有一个叫帕帕里戈普洛斯的希腊人，足智多谋，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学校里学过一些粗浅的外交知识，一度致力于打击驻扎在勒班陀、迈索隆吉和阿纳托利科的土耳其人的士气。基于这一点，当阿戈斯蒂诺·卡波基斯迪亚斯来到这些城市时，那里的民众很快就投降了。1829年4月30日，勒班陀的驻军投降。1829年5月14日，驻扎在迈索隆吉和阿纳托利科的军队撤退。阿戈斯蒂诺·卡波基斯迪亚斯的陆军部队在希腊后方安全的有利场地作战，取得的胜利赢得了人民的称誉，但实际上这要归功于帕帕里戈普洛斯暗地里对对手士气的打击[1]。在战争结束前，土耳其人在希腊东部做了最后的挣扎。阿斯兰贝伊麾下的一群阿尔巴尼亚人从资土尼向前推进，取道塞莫皮莱、利瓦迪亚和底比斯。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军队突然惊慌起来，四下逃散。阿斯兰贝伊一路前进直奔雅典，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在卫城，阿斯兰贝伊留下一支精心挑选的驻军，并集结了希腊各地的土耳其人，开始了他的返乡之旅。然而这时，就像当时突然溃散一样，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军队又快速地集合起来。当阿斯兰贝伊到达佩特雷关口时，他发现退路被一支希腊的精锐军队封锁了。因为无法突围，1829年9月25日，阿斯兰贝伊被迫签署投降协议。在除雅典卫城和位于尤里珀斯的卡拉巴巴要塞外的希腊东部所有地区，土耳其人全部撤退。这是希腊独立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最后交战。最终，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结束了这场在1821年由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在普鲁特河岸边发起的战争。
然而，一个更强大的斗士的胜利决定了希腊的命运。在巴尔干半岛，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持续了两个夏天的战争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令人意外的战争。奥斯曼帝国力量的强大毋庸置疑，而俄罗斯帝国反倒处于弱势。然而现在，凭借着一腔必胜的信念，弱势一方居然迫使强者屈服。汉斯·卡尔·冯·迪比奇将军带领大约一万三千人在对手国家的腹地阿德里安堡驻守，前面至少有十万精兵驻守的强大城市君士坦丁堡要应对，后有由大维齐尔和斯库塔里帕夏率领的不屈不挠的军队的围追堵截。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本来只能投降的境况下，汉斯·卡尔·冯·迪比奇将军战胜了对手。虽然由于各种疾病，汉斯·卡尔·冯·迪比奇将军的士兵倒下大半，兵力减弱，也没有任何获得增援的希望，但汉斯·卡尔·冯·迪比奇将军行事英勇果敢，并在作战期间不断向对手夸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奥斯曼帝国做出让步[2]。
阿德里安堡
汉斯·卡尔·冯·迪比奇将军
1829年9月14日，《阿德里安堡合约》签署。条约里的条款扩大了俄罗斯帝国在希腊东部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多瑙河公国。实际上这些地方独立于奥斯曼帝国政府，因此更容易受到俄罗斯帝国的干涉。除了某些涉及俄罗斯帝国贸易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由航行权的特定条款，这份条约还包括要求土耳其接受1829年3月22日伦敦议定书中涉及希腊事务的部分[3]。联盟国其他成员的拖延政策使俄罗斯帝国可以在世界面前摆出希腊独立唯一担保国的姿态，并将所有原本不得不与盟友分摊的功劳归在自己头上。
《阿德里安堡合约》签署的消息传回希腊，希腊人民喜出望外。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认为自己遵守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扎尔斯科塞洛会议上下达的指令，是时候应该得到回报了。于是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公开宣布和平，并下令在教堂唱赞美歌。然而，在得知条约的相关条款后，希腊人民的喜悦立刻变成厌恶。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觉得自己的忠心耿耿遭到列强的背叛。原本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帝国只是带来了1829年3月22日议定书的条款，而在这之前希腊人已经带着愤怒和鄙视拒绝了这些条款。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品尝到幻想破灭的苦涩滋味。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的主张已经被遗忘。他全心全意为俄罗斯帝国服务，期盼它至少能保证自己总统的位置。然而，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不仅根本没有被提及，还要因为讨好某些日耳曼王子而被赶下台。此外，《阿德里安堡合约》有损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的声望。长久以来，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都被看作是俄罗斯帝国的代言人和俄罗斯帝国沙皇对希腊友好的保证。然而，这对巩固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的地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失望又沮丧的希腊人民必然将矛头指向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要为希腊人民的希望破灭负责。从这个时期开始，针对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政府的反抗从最初的有所顾忌逐渐变得肆无忌惮。
如果说《阿德里安堡合约》只是给希腊人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么对列强举行的会议来说，这个消息令人不安的程度不亚于一枚炸弹。毫无疑问，俄罗斯帝国的成功影响重大，但盟国政治家的警告过分夸大了这些影响。俄罗斯帝国不仅在没有与其他盟国合作的情况下机智有效地解决了希腊问题，而且一直以来英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是将奥斯曼帝国作为阻挡俄罗斯帝国野心东扩的屏障。然而，目前奥斯曼帝国正濒临崩溃。不，是已经崩溃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宣布，土耳其不是正在灭亡，而是已经灭亡[4]。对于这件事，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个会议已经背离了1828年11月16日协定的内容，于是开始探究为了抵御圣彼得堡的侵略，应当如何建立新的独立大国来取代奥斯曼帝国的位置。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建议重新扶植土耳其波尔特宫廷，用欧洲担保人的身份支持它，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个将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希腊帝国[5]。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冷眼旁观同盟国理事会内的风云变幻。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看来，目前的危机是英国一贯奉行的软弱和犹豫不决政策的直接结果。现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揶揄英国内阁道：“将来英国是打算采取保守的还是自由的政策？”[6]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并不认为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只是被打败了。同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也不认为俄罗斯帝国目前有任何摧毁奥斯曼帝国的想法，并且他确信俄罗斯帝国永远都不希望看到奥斯曼帝国被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希腊取代。现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提议在维持土耳其的基础上重新谈判，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
整个问题再次回到外交讨论的范畴。在伦敦，会议继续召开，目的是彻底重新安排各方利益。1829年10月11日和1829年10月12日，英国和奥地利内阁达成友好协议，而大多数大国的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帝国已经获得的优势。
现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认识到，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一直坚持的是希腊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土耳其波尔特宫廷逃不出俄罗斯帝国的手心，而在黎凡特建立一个傀儡公国只是为扩大俄罗斯帝国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开辟道路。与此同时，只要有任何保住奥斯曼帝国的希望，英国托利党人就绝不愿意建立一个未来可能会构成新危险的独立国家。因此如果希腊想要独立，会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从而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对土耳其构成威胁[7]。他认为一个强大的希腊既不会成为抵御俄罗斯帝国继续扩张时最可靠的保障，也不会是最令俄罗斯帝国担心的阻碍。
1830年2月3日，一份新的代表列强各国意愿的议定书在伦敦签署。英国内阁的态度在这份议定书中展露无遗。根据这份议定书中的条款，希腊将被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边界从阿斯普罗波塔莫斯河口到阿托利纳山，然后跨过奥克夏山和奥塔山脉的山脊，一直延伸到斯派尔希奥斯河口。埃维厄岛和它邻近的岛屿都归属希腊，当然也包括斯基罗斯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科堡的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被推选为新组建的希腊的统治者，不过他的头衔并不是国王，而是君主[8]。
除了勉强保证完全独立，这个解决方案无法给希腊人民带来其他好处。且不说将新建的希腊禁锢在政府无法有效管理的有限范围内，让独立成了一个真正的笑柄，就连边界的划分也几乎是在故意冒犯希腊国民的民族感情。主要人口为阿尔巴尼亚人的阿提卡和维奥蒂亚将归属于新希腊，而居民通用语言是希腊语的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却仍然划归土耳其。从战略上讲，希腊人也不可能接受拟议的边界，毕竟它将“大自然设立的屏障”留在了土耳其人手中，而从阿尔塔湾延伸至沃洛湾的崎岖山脉本是“希腊的脊梁”[9]。
1830年4月8日，在1830年2月3日签署的议定书正式下发给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同时他接到列强指示，宣布停战并下令希腊军队按照议定书拟定的边界撤离。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用宪法作为借口婉拒，并回复称，虽然他接受了议定书，但除非获得国民大会的同意，否则他没有权力这样做[10]。参议院虽然握有国民大会赋予的权利，却没有发言权，实际上只是代表总统的意见，提交了一份希腊拒绝接受议定书的备忘录。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让民众站在了他这边。面对希腊国内一片愤慨的反对声，将希腊问题的这一最新解决办法付诸实施会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份议定书仍然只是一纸空文。首先，希腊民众拒绝接受。其次，那年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分散了列强的注意力，使其无暇顾及希腊事务。
1830年2月3日的议定书并不受希腊人民的欢迎，不过其中一条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就是那条指定希腊未来统治者的条款。在任命王子的问题上，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一直在暗中开展外交游戏。毫无疑问，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野心勃勃，想要成为希腊的掌权人，而这样的野心也似乎完全合乎情理。然而，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似乎无法公开直接谋得这个位置，只好在暗地里使些阴招。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公开表示希望尽快任命一位国王，同时一直在上交列强和大使的私人备忘录中强调这一点，而他本人也在波罗斯的大使会议上推选了人选。如今眼看这项任命就要变为现实，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阻止，就差公开地抗议和抵制了。
长期以来，反对派一直在利用一些有效手段给政府制造麻烦，而重新提名引起的民众热情则给了他们一个不容忽视的机会。尽管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和参议院的确反对议定书，但这绝不代表希腊的舆论。毫无疑问，边界的限制令人沮丧，但列强各国的安排并不是最终决定，而希腊问题也不会因为希腊政府接受议定书带来的好处而得到解决。由于饱受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暴虐的专制统治折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热切盼望一个新统治者出现。简而言之，为了抵抗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和参议院的行动，心怀不满的反对党成员决定组织一场欢迎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公众示威。出于这个目的，全国上下纷纷征集支持的签名，欢迎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到来，并希望他一刻也不要耽误，尽快赶到这个急切期盼他的国家来。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针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讲话使人们相信他本人也热切盼望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到来。然而，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认为这是对自己毫不掩饰的攻击，感到极其愤怒，同时又为签名者的数量和他们地位的重要程度感到极其震惊。签名者中不仅包括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安德烈亚斯·泽米斯、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以及摩里亚半岛和伊兹拉岛的无数主教们，甚至还有西西尼斯、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的手下和参议院的一些成员。这样一来，他们之前的行为就显得荒谬可笑。事实上，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禁止向列强大国们支持的候选人转交签名，但可以下达命令称，这些不能直接上交，而是要先提交给政府检查。此外，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要让民众清楚地知道，签署的人将承担引起他不满的风险。而如果签署的人是政府官员，则会立刻遭到解职。因为在签名时，他们就已经犯下不服从命令的罪行[11]。
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一方面通过这些方式打压希腊人民对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撼动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接受王权的决心。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代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冯·斯托克马尔男爵来到希腊展开调查。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已经清楚地向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冯·斯托克马尔男爵描述了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需要承担的任务。在亲自与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本人交流的过程中，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狡猾地表达了民众对他迅速到来的恳求，并极力夸大他到任后将会面临的困难：国家百废待兴，全国上下满是贪污腐败和反抗起义，还有严重的财政问题。此外，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还向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强调加入东正教会是明智的，甚至是必要的，同时询问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是否准备依据阿尔戈斯大会的法令同人民一起制定宪法，以及是否同意受大会各项决定的约束。
对于最终导致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放弃王位的真实原因仍然存在一些争议。这是在他的请求下，欧洲大国庄严授予他的信任。尽管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乔治四世的驾崩，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英国可能参与希腊摄政的黯淡前景令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望而却步并最终放弃希腊王位，但这样的理由很难被认定是足够充分的[12]。而可能性更大的是，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的阴谋诡计成功使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对接任希腊王位的前景感到厌恶。与此同时，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压制欢迎演说的政策也取得了成果。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对希腊举国上下欢迎其到来的性质表示怀疑。于是，1830年5月21日，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正式向列强代表递交辞呈，原因是希腊人民极其反对1830年2月3日的议定书。
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
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放弃王位的消息令希腊民众感到绝望[13]，同时也引发了外交界的震动。人们纷纷站出来大声表示愤怒与厌恶。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在上议院发表了一项声明。人们认为这项声明是对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攻击及对他放弃王位动机的责难[14]。格雷伯爵查尔斯·格雷和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的其他朋友们代表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奋起反击。对辉格党而言，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辞去希腊王位事件是攻击整个托利党政策的好机会。一封来自理查德·丘奇爵士的信强烈谴责了议定书中规定的边界问题。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表示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克里特岛和它的附属岛屿划归希腊境内，而这样一来希腊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15]。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对王位的放弃及随后出现的欧洲事务危机使欧洲列强为1830年2月3日议定书生效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这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妥协，不足以令任何人感到满意，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一个强大的要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希腊的梦想值得拥有强硬的内阁。这个梦想足以让希腊人组成一个核心政府，将所有的希腊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从而抵御斯拉夫民族在东方的侵略。一个由摇摆不定和意见分歧的会议所产生的愚蠢政治之举，目的是打造一个过于弱小、无法维持独立的“独立”希腊，而这样的希腊将注定沦为东部统治力量的傀儡。
新希腊前途未卜。与此同时，土耳其宫廷一直在暗中探寻新环境下自保的解决方案。最先涉及的就是克里特岛的未来。1830年6月6日，波尔特宫廷颁布新的敕令，赋予克里特岛的非伊斯兰教信徒土耳其人一些新的权利[16]。将来各区的主教和首领都可以自行征收每年的人头税，而自己则不需要缴纳人头税。此外，所有的商人都有权在自己的船上开展贸易。他们可以在黑海和爱琴海上自由航行，而克里特岛民也可以悬挂自己的旗帜出海。未来不会有繁重的赋税。岛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地方官员。这些微小的改革似乎保证了克里特岛民相对的公平和自由。在萨摩斯岛，自主选举代表与波尔特宫廷直接交流的行为也同样获得允许，而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通过卡皮坦帕夏。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尽管这些岛屿的前景可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符合希腊人的预期，为此希腊派出使者，成功说服克里特岛民和萨摩斯岛民拒绝做出让步。不久，奥斯曼帝国厌倦了治理不安分的岛屿，用两千五百万皮亚斯特的价格将克里特岛卖给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于是，海盗据点遭到摧毁后，格拉布萨被盟军舰队占领，并被移交给埃及。盟军的战舰和希腊的卡纳利斯带来大量逃亡者，也消耗了政府微薄的资源。眼下，这就是克里特岛的命运。
在陆地上，一切还没有定论。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引发了很多重大问题，同时也分散了欧洲各国对希腊事务的注意力。事实上，伦敦会议仍然在持续关注这个问题。1830年7月1日，伦敦会议发布了一份议定书，接受了1830年2月3日议定书，并任命委员划定边界。然而，收效甚微。在退出阿提卡和维奥蒂亚前，土耳其人要求获得三十万西班牙银元作为赔偿，但希腊政府无力支付。由于没能收到这笔赔偿，1830年夏天，土耳其人开始有计划地破坏这个国家。据估计，阿提卡一半的橄榄树都被毁了。最终，1831年1月22日被定为撤离期限。然而，即便如此，撤离进程仍然非常缓慢。有太多赔偿和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悲伤的穆斯林自然不情愿离开他们的家乡和热爱的祖国。说一个感人的故事吧，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战争的这一面和相应的结果。一个即将开始他的悲伤旅程的土耳其人，最后一次转头凝视着比雷埃夫斯。他强忍着悲伤跪倒在地，亲吻着生养了他祖祖辈辈的土地，哭着说道：“最可爱的祖国！我就要远走他乡，再也无法相见了！”[17]
注解：
[1]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86页。————原注
[2] 查尔斯·艾伦·法伊夫：《现代欧洲史》，第1卷，第342页。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64页。————原注
[3]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0卷，附录第30页。————原注
[4]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10卷，附录第44页。————原注
[5]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68页。————原注
[6]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67页。————原注
[7]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74页。————原注
[8] 托马斯·厄斯金·霍兰：《欧洲议会和东方问题》，第11页。————原注
[9] 托马斯·柯森·汉萨：《英国国会议事录》，第22卷，第563页。————原注
[10]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79页。————原注
[11]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212页。————原注
[12]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417页。————原注
[13]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211页。————原注
[14] 托马斯·柯森·汉萨：《英国国会议事录》，第24卷，第990页。————原注
[15]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420页。参阅托马斯·柯森·汉萨：《英国国会议事录》，第22卷，第558页。关于利奥波德·乔治·克里斯蒂安·腓特烈推辞的整个问题，也见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183页到第211页。————原注
[16]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423页。————原注
[17]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2卷，第22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