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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三年五月十八，一片暑气。
杨彝之死没有任何的风波，名声比他大而自杀、失踪的名士，多了去。
整个京师忙碌起来，这不仅仅是皇帝带着家人南下，还有三司中枢随行，整个首脑机构都要随行。
北京人最怕什么？
怕战火烧到家门口，怕漕粮受限，更怕都城迁走！
可他们再怕，再不甘心，也阻拦不了南巡脚步。
永定门开启，飞熊军出动封锁街道，这种排场极大，寻常二品大员也只是五城兵马使司做这活儿。这回入京述职交差的是袁可立，一路直入承天门参与御前会议。
无数人关心袁可立的到来，这关系着下届相府的核心大策。都想知道，袁可立的核心执政理念是什么。这是机密，目前连侍从司也不知道，也是不断变化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施行。
按惯例而言，皇帝出巡必须要留下心腹重臣及皇室子弟做留守，可当今不能揣测，因为没有成例可循。
御前会议中，效仿南京留守百官体系，授袁可立北京兵部尚书，加官太子太师，论文武勋为柱国；赵期为镇守太监，郭谅为镇守大将军。
没有一个宗室做留后，更不需要监国之类的，整个朝廷的中枢都在南巡队伍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中枢！
照搬南京留守六部百官体系，六部五寺副职留守，除了袁可立这位兵部尚书。其余隶属于相府、将府的正官一律跟随。
神策军团及还未改制的上二十六卫为组成戍卫军团担任京师防务主干力量。京畿内四镇加强戒备，周围一圈圈驻军严加防守，无北京兵部尚书、镇守太监、镇守大将军联合用印的调令，不得妄动！
话是这么说，真出了事情，赵期就能调动神策军。
飞熊军团、神机军团，三千营改编的车骑合军、天下卫所组建的五军军团四支军团随驾，另有西苑净军四千，锦衣亲军五千，宗室组建的龙韬卫三千，军烈功勋子弟组建的羽林卫、辽东战事组建的虎贲卫作为亲军。
随行军队就有十五万人，仪仗方面有隶属于上二十六卫的旗手卫、虎骧卫、龙骧卫、金吾卫等等不下两万人。宫女、服侍宦官过万人。
官员，勋戚及随从，家眷，也在三万左右。
人可以更多，可沿途准备的军粮供应只够三十万人，此外还有商人、百姓之类的，更是不好计算。
将近京师六分之一的人口跟着皇帝南巡，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京中对漕粮的储备要求可以降低，京师消耗的粮食也会大幅度降低。别看南巡人口占的比例不大，却是占了京师近半奢华物资消费。就连普通的粮食，在这些人手里也有极大的浪费。
南粮北运的压力不大，在天津又能抽出一支船帮加入对西瀛省的物资转运序列，减轻前线军队压力。
这样一来，大明十支船帮，最强的三支都在海上跑。
今日在承天门前完成御前会议，北京确立留守体系，就等皇帝南巡时，正式移交治权。
西苑，钓鱼台，回宫的朱弘昭等待着新晋兵部尚书袁可立，大明的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通常都有好几个。前者历来是给地方总督级别的重臣加官，增加权柄；后者则是养老的地方，没地方安排就打发去礼部清养。
袁可立是坚决反对南巡的，南巡消耗的虽是皇帝的钱，可依旧是朝廷可控制的资源。谁也说不准瀛省战事后续会变成什么样，而且天灾越发的恐怖，如此铺张浪费消耗可控元气，很不明智。
可他也理解皇帝的想法，接手一团烂摊子，靠着血腥杀伐一路走来，摆在面前的问题最显目的就是江南问题，江南两广不仅仅是与朝廷貌合心离这么简单，江南的问题实在太大了。
弥平建奴之患，设立河套省、蒙古三省，辽东四省，朝鲜省，两瀛省，在位三年一路打下来的疆域，立下的武功直逼二祖。威望高隆到一种极致，可依旧震慑不住人心对钱财的贪婪。
南巡，是逼着江南人真正低头的重要举措。
可太急了，袁可立认为三、五年后才是好时机，现在全部担子都压在皇帝身上。南巡路上出个意外，整个大明就真的完了。
他没办法阻止，相府也是倾向于南巡，他们也想在任期内解决江南问题，由他们来操刀。江南的问题没那么好解决，畸形的种植业，人文环境，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网，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
其中种植业以经济作物为主，这也是土地不断开垦，而大明始终缺粮的根本原因。
人文环境更复杂，对皇权失去敬畏心里，不顾忠孝礼义眼中只有钱，除了钱还是钱。如张溥这类人，袁可立根本不看在眼里，只是喉舌旗帜而已。他眼中，问题所在是江南的豪族士绅。
人文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人不是因为是本地豪族才发达起来的，而是这些人在国初开始，就一直传承着教育体系。可以源源不断给朝廷输送官员，是因为世代当官才有的权财。一个个成功的例子摆在面前，江南文风日益炽烈。再穷的人家，都会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读书，先试试是不是这块材料。
比如陈子龙的父亲，家中世代都是农户，有读书的天分，不仅家里咬牙供读，宗族都会凑钱过来支持。这种例子，在大明实在是太多了。
优秀的贫寒学子，是十分抢手的，抢着收为学生，抢着收为女婿。
眼界低的商人养瘦马挣钱，这些掌控着经济命脉，当着官，还有士林影响力的家族的眼界就高，他们培养贫寒学子。都是一样的，投资，然后获得回报。一个看重眼前，一个看的长远。
所以，这种人文情况才是大问题，使得江南人对朝廷的控制，二百多年下来，已经深入到骨子里去。
靠文官根本不行，皇帝靠的是军队，这才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大明。
至于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就是人文历史因素沉淀所致。
相府看中的是南巡后，就近威慑、治理江南，真正将税制铺下去，将潜藏的税源挖出来。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也是一笔很大的政绩。也是给皇帝，给天下人的答卷。
当官的都不傻，除了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所有有眼睛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大明的税制，现在的税制根本不合理。可这种不合理的税制下，他们是受益人，没道理去反对。
就这种不合理的税制，朝廷权威竖立后，依旧收到了远迈大明历朝的数额。可想而知，税制改革后，到时候能收多少！
改税制是关乎国本，动摇人心的大事情。根本不在首届相府考虑范围内，他们不敢动手，皇帝也不敢。
张居正已经倒下了去，不管他的种种是非，他敢朝商税下手，敢得罪权贵阶层，他就是伟大的。
现在的文官已经没有力量和皇帝掰腕子，失去兵权能取代他们的人太多了。以前兵部在文官手里，地方军权、财税在督抚手里，九边将门又被文人踩在脚底下，被塞外走私喂的饱饱。皇帝除了净军外，真没什么力量。
至于锦衣卫，万历中后期就废了，站到了文官那一边，否则诏狱也不会长草。
税制早晚都是改的，袁可立愿意干这个差事，他也有信心干好这个得罪无数人的差事，也敢干这个差事。
他有一种使命感，他是纯阳吕祖座下道童转世，他的朋友亲族部属相信这个传说，他也相信，也亲身经历过，吕祖救过他与随行的水师部队。
他反对南巡也有税收上的问题，江南人自己种植什么属于民事意愿，朝廷不方便强行管理，江南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要慢慢梳理。江南唯一的要害就是地方偷税漏税严重，走私成风。
这就是整治江南人的要害，以这个为切入点，皇帝坐镇南京，两瀛省血战归来的大军，足以一举将江南从头往下梳理干净。
作为此时最有军事天赋的文官，袁可立很清楚皇帝手里的兵权，意味着什么。
相府左右两相是不管民政税收和建设的，右相监督，涉及到军事才有左相开口的权力。国相叶向高是广东人，次相史继偕是宁波人，他有理由相信相府促成、支持南巡的动机。
可他还是无法阻止，他有资历，然而没有这个权力。
相府的动机很简单，缓慢治理江南，避免过多的杀戮，保存江南人的元气。否则按律来办，光江南要流放抄家，受牵连的人口将是一个极为骇人的数据。而这些人，毫无例外，都是读书种子，是进士的预备役的预备役，基数非常大。
因袁崇焕而爆发的清洗，江南地区杀的也只是有官身或士林中的名士，对于各大家族没有下手。因为，不敢动手，也不适合动手。杀的最多的还是北方，被皇帝直接控制在范围内的士绅，整个北方已经理顺了。
军队的威慑范围有多大，清洗范围就有多大。
这也是南巡中军队比例骇人的原因，算上计划中山东整编的六韬军团，皇帝抵达南京时，光北方的军队就有二十万之巨！
杀戮是粗暴的，可对付盘根错节，人心摇摆浮动一切向钱看的江南，最省力，最能见成效的法子还是杀。
说真的，袁可立很担心皇帝的安全问题，矛盾实在是太过尖锐。
为了钱，那些人什么都敢干。为钱而卖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怀着沉重的心情，袁可立抵达西苑钓鱼台。
钓鱼台，再次看到袁可立，朱弘昭难免感慨：“袁公老了，幸苦袁公了。”
入座，袁可立摇摇头，笑道：“国朝日益兴盛，臣未觉老态，只觉得浑身，有着一种蓬勃朝气。”
“有朝气就好，敬袁公。”
朱弘昭感叹一声举杯，袁可立举杯，本该是锐气十足的皇帝，现在也被国事打磨的钝了下来，眨眨眼睛有些湿润：“让万岁看笑话了。”
笑着摇摇头，举着杯朱弘昭对列席的另外两人袁枢、余煌示意，仰头饮酒。
钓鱼台只有四人，这里将初步议定下届相府的根本大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