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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知道张景泰的处事风格，那就是急事当慢事办，不管什么事情，都不会当场给答复，好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李建也不好出去啊，去了没一个答复怎么行呢？总不能告诉那些律师，记者们：我们还有考虑考虑，你们过几天再来，这不符合立案的规矩啊，况且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
所以借着说下面的情况，委婉的提醒张景泰，也为自己找个不去的理由。
张景泰进法院的时候也看到了法院外面有很多人在哪里逗留，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那些记者了。顿了顿，对秘书说道：“小陈，你去一看看。”
陈秘书点了点头，打开门快步走下楼去了。
陈秘书到立案庭的时候，正巧叶浩楠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陈秘书也不声张，在一边用笔记本将记者的问题以及叶浩楠的回答都如实记下来，不带一点偏见。
等叶浩楠回答得差不多了，在陈秘书看来，需要了解的东西已经了解到了，也不与叶浩楠这些人见面，径直又上楼回到了院长办公室，将记录下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张景泰。
张景泰接过陈秘书的笔记本，飞快的看完，眉头很快就皱了起来：今天这个事情不好处理啊，原本这种事情属于可上可下的事情，既可以由区法院直接处理，也可以由市法院来做，他也有将这个锅甩给朝阳区的打算，只不过出于一贯的谨慎，并没有做出决定，现在这个叶律师已经在记者面前将这个做法点破了，再这样做的话，肯定要被记者在报纸上乱说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立了案，得罪人不说，还有点费力不讨好。
想来想去，还是难以下定决心。
“小李，你是立案庭的法官，以你的看法，这个事情要这么做才好？”
李建幽怨的看了张景泰一眼，他虽然没有听到叶浩楠和记者的问答，但是以他多年的立案经验来看，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不立案怕是不行的，原本他想这将锅甩给院长，没想到这个锅最终还是要落到自己头上，逃是逃不了啦。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李建将自己的想法都一五一十的全部都说了出来，这些东西和张景泰想的其实是一样的，张景泰也只是需要李建再说一次而已，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可以拉李建出来顶缸，当然，如果有什么好处，李建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法院的院长，也还是有好处的。
为官之道以保存自己为第一位，功劳这个东西不需要争得太厉害。
等李建说完，张景泰总结道：“小李，立案庭是你负责，那就按照你的去办吧。”
然后挥挥手让李建下去了。
李建对这样的事情早有预料，在官场上，这样的事情 算是最常见的，不过李建做事也有一个准则，那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认真去做。
这个事情 虽然是张景泰硬塞给他的，那也是自己的事情，既然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的，与其带着一肚子气，那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去做。
回到立案庭，李建并没有多说什么，就像接了一个很普通的案子，非常程序化的回答了叶浩楠和记者的提问。
立了案，叶浩楠也就达到了目的，招呼律师团一行人，扬长而去，记者们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原本一篇文章，一篇稿子要想图文并茂的传回报社，电视台没几天是完成不了的，现在有了CC软件，自己做成电子档的用CC传回去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快捷，要修改也容易。
第二天，全国知名的报纸都出现了这一条消息，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华夏法制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指出，“民告官”多一些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这很可能是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民告官”少了反倒很糟糕，因为这很可能是官民之间较少甚至没有沟通渠道的结果…
温南日报这样写道：民告官虽然是由我们温岭人打响了第一枪，但是论影响力，这是华夏之最..........
当然，也不全是正面的消息，京都报就有不同的意见：昨天，我市知名企业，4s汽车城一纸诉状将朝阳区政府告上了法庭，北津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是这"民告官"胜算几何？北津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吴运新律师用5句话概括：民告官，起诉难；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难告赢；民告官，执行难；民告官，代价大。
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当中比例非常小，约占2%。"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包括信访部门)之间来回奔走。"北津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杨应军律师说，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方关系，律师、法院都在被"协调"之列。
迫于各方面压力，很多律师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北津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告诉记者，根据近5年统计数据，在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律师代理率不到50%，法律援助提供率所占比例更低，还不到案件总量的4%。如此，"民告官"立案难便在预料之中，有时，原告还不等立案便已被当地公安机关"请去"，结局是或拘或捕或判刑。
至于法院，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其态度也非常微妙。吴运新说，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有些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偏袒被告、动员原告撤诉、甚至擅自变更被告等不正当行为并不鲜见。目前行政诉讼中"民"的胜诉率不足三成，某种程度上就与一些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