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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默尔·布罗德森 范丁梁 译
据说，当卓有声望的《新德国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编约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于1955年受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托，作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对刚刚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点评时，他对首先从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来，他完全不想把这位作者与那位他曾经（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国的杂志上！）用盛赞的语调夸奖过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尔兹联系起来。
这则逸事不仅表明在德语区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难，而且也说明，人们极少想要把他的名字与“编纂性”的作品联想在一起。当这样的“选集”几乎就不值一提时，在本雅明去世后对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们曾与之相应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冷淡地对待他的“选集工作”[3]。关于本雅明本人赋予最高意义并且因此献出不少精力的一个创作视角的透彻研究，屈指可数。而倘若只有这一本选集的话，那么全部的工作就都是专门献给《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绝对数量可观的其他的短小和庞大的选集。只有《德意志人》看来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这又再次与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后被多次出版。这些发行物————从最早的《启迪》（Illuminationen）一书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评注版（1972），再到插图版————却提供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幅图景从书籍外面的封套开始，延伸越过扉页，甚至涉及书的内容。至少，用“对来自资产阶级世纪之信件的评注”[4]来给一本不断重新闪现其现实意义的文集加上标题，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本选集并非简单地把某一个逝去的时代编成目录并加以解释，而是表明了对当代的主题与问题的态度。本雅明也并未像众多新版本的副标题所诱导的那样，把选集视为一个整体，为其“作序”[5]或者对其加以“评论”[6]。相反，他没有将详尽阐释的要求与之相连，而是对每封单独的信件都用一段导言————它以一两个但不会更多的独特视角来进一步阐明————来理解。对于原来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数排字错误（甚至是文字遗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后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后，正如一个上光照相纸制的“图示”版[7]————它对确实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还一个劲儿地冷嘲热讽————那样对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为这幅图景补足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剩余的漫长时间中不允许任何对这部作品之复杂产生史和对其起源的真正审视。因为读者首先逐渐————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节奏中————接触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时只是通盘构思了的选集以及大量与其相关的记录与材料。因为在第一个校勘评注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为完整的文本资料被呈现出来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独到之处，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参考资料中）：卷Ⅳ的随笔（1972）、卷Ⅱ的《文学与美学杂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的〈诗艺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与其说是一篇杂文，毋宁说是一部伪装的选集[9]，卷Ⅵ的《混合内容之残篇》（1985）以及全版《附录》（1989）。另一部与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划的、应是用文献资料展现从黑格尔、歌德、荷尔德林和比希纳到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里德·克勒尔（Gottfried Keller）这些伟大人物的“周遭环境”与“周围亲近之人”的文选（以及题为《1800～1900年亲如手足的德国》［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备忘录[10]），在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见踪影。
本雅明的第一部选集式的著作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可是正如他称呼其评论的《法兰克福儿童歌谣集》（Sammlung von Frankfurter Kinderreimen）[11]那样，这部著作只是“一个小物，一件琐事”[12]。他将其理解为对备制“迄今为止完全未被研究过的”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史的一章”所做的贡献。[13]同一时期，他忙于一部德国民间传说选集的计划，这部选集想要将“一个主题中当时最简明扼要的文本通过与语言方式最重要的变体相联系”而聚集起来，以便由此典范性地展示“懂得以怎样不同且重要的方式勾勒民间传说”。此外，针对这些故事之“意义的事实上强制性的暗示”，应该从这本围绕特别“非传统和冷僻主题”的选集独特的“安排与简洁”中凸显出来。[14]同样还是在1925年，本雅明被委托了一桩极其充满声望的任务：位于慕尼黑的不莱梅出版社（Bremer Presse）委托他编辑一本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文选集。这册书属于一套丛书，大学生们应该凭借这套丛书在情绪和思想上对使用大部头的完全版有所准备。[15]然而，出于至今无从解释的理由，这本已经完成初稿的选集[16]后来没有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数更为短小的选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谈》（Kulturkuriosa）[17]和《安东尼·维尔茨：一位被敲开头脑之人的思想与面容》（Antoine Wiertz：Gedanken und Gesichte eines Geköpften，1929）[18]以及若干《康德不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 Anekdoten von Kant，1931）[19]。在本雅明看来，尤其是抓住维尔茨（Wiertz）同名三连画《隐蔽》（Die Verborgenheit）之几乎不知名的“文字说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幅画通过“出色的着装”和“布局的力量”博得了好评。[20]与之相反，他认为，一些出自“失传的文学年鉴、杂志等”的康德故事含有“对一种态度”的充满价值的提示，“根据这种态度，康德学说于哲学上完全获得成功并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们不能摆脱这种力量”[21]。
几乎与《法兰克福报》上的《书信》系列之完结同一时间，还有一本内容丰富的、与维利·哈斯（Willy Haas）共同负责的、题为《从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 Weltbürger zum Groβbürger）的德国历史文集作为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前的最后一本选集出版。[22]依据编者们的看法，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传统的、通向“长满各种鲜花之草地”的选集，而是一本将读者置于一间“精神的武器大厅”中的选集：那间“战斗着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大厅。取振奋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对洞察力之促进是他们的目的，因此他们提供这种对“意见与经验”加以澄清、加以证实或者也可能对其存疑的文本来代替文艺的、“可用的”文本。再者，读者在这种将整体“就像在一幅字谜画中那样”压缩进去的、“对资产阶级之文化图景速写式的勾勒”中，发现“现实之……足够戏剧化且真实的特征扭曲了”[23]。
1932年1月，当本雅明有机会在电台略微透露一点儿他所评论的《书信》之合集的隐秘细节时，他曾说，在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几乎实在不比一个”纯粹“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更多”，有的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想的话————“一种情绪”[24]。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对这些旧日文献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种意图追寻着它们，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逐渐领悟出来的。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说《书信》完全是毫无前提地形成的。然而无论如何，之后的《德意志人》有它的历史：尤其像此处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选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 de quatre-vingt-neuf）证明的那样[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远的前史，也有一段后史。
令本雅明最终能够信心十足地着手从事一个广阔得无法预估的题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学期间已经体验到创造性的冲击。沿着书信往来的红线策划的主要是选集、书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绘类的读物、与朋友们的讨论、关于“选集”样式的纲领性思考、对“信件”种类的历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别是————就像人们可能出于简单而允许称呼它的那样————“选集练习曲”，就是所有先于《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选集。
只要努力一下亲自去追查那些在《书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最不显眼的痕迹，就首先会遇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的若干大学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布赖西希在柏林大学上练习课，“挑选的”[26]或者“精选的17、18和19世纪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献、信件与大事记”[27]在课堂上被阅读和讲解。在这里，本雅明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一份文献资料，他自己的选集最终也应是从这当中汲取养料：他接触到了被忽视的、生僻的、令人费解的、被忘却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或者，在此用针对这些课程的稍后一次活动上的话来说：他接触到了“在经典的高峰之间”的“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原始资料[28]，它们“在书信往来和纪念性演讲、日记和编年史中丰富地流淌”却“不大随手可取”[29]。此外，本雅明在这些研讨课中学会了对传统进行逆向梳理。因为布赖西希的练习课也从他提供的————包括所有面向军队统帅和行军队伍的讲授课在内的————其余课程之“华丽的粗暴”[30]中凸显出来，这些练习课已经通过它们的题材选择明确地与（好战的）时代精神交战。
正如自传体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笔记计划好但仍未付诸实施的选集以及本雅明钻研的与《德意志人》相关的极多文献所证明的那样，他终其一生是一位简直狂热的信件与书信中生平描绘的阅读者。从歌德时代直到他自己的当下、再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狱中书简》（Briefen aus dem Gefängnis）[31]，他几乎没有遗漏一篇这种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发表物。在一定意义上，对选集而言，情况也大致相同。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纳粹理论家威尔·费斯佩尔（Will Vesper）主编的套书《德国诗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 aus acht Jahrhunderten deutscher Lyrik）[32]那样的流行“文选”[33]，一如他了解（和评价）不莱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称道的选集————例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语小说家》（Deutsche 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数次再版的《德语读本》（Deutsches Lesebuch）[35]。此外，他还间或————有时十分详尽且从根本上————对选集加以评论：那种新型的法国散文[36]、瑞士诗歌[37]和（挪威）教学选集[38]，特别是鲁道夫·博尔夏特（Rudolf Borchardt）的文集《风景中的德国人》（Der Deutsche in der Landschaft）[39]，对其的评论[40]在私下成功地成为了他自己纲领性的表态。
只要把本雅明先于《德意志人》的选集中的导言和评论作为连贯的文本来阅读一遍，就能毫不费力地知晓在挑选、布局和语言塑造方面本雅明无疑最为重要的选集也依据的（几乎）所有准则。发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视之物和被遗忘之物，练习短小简洁和“写得简明扼要”（stilus laconicus）或者“表述得简洁明了”（laconice dicere）意义上的言简意赅，反抗一种可疑的教育认识（用对教育素材的“使用”来取代对其的纯粹积累），使读者的“耳朵”敏感地“获取”很少能听到或者很久没有再听见过的“声音”[41]，在语言和结构的塑造上保持谨慎，确立与当下的联系以及塑造每个文本所特有的各自决定性的“姿态”：这些与其他种种就是选集的一种实体理论的拼图块，该理论剩余的部分从笔记、信函和大纲中，从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Auf der Spur alter Briefe）[42]中以及从本雅明的若干评论中外推出来。
本雅明区分了选集的三种类型：一种是“精英文学之文献资料”，其编排————“无论是否坦率地说”————根据“规范”的准则而进行，并且，假如它们作为妥善构思的整体呈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会激起特别的兴趣。反之，“第二种也是较为罕见的种类”则设定了“纯粹提供信息的目的”，因此它们的编者大多保持“匿名”。最后，第三种“最为常见但是（最）令人不快”的类别代表了“一种无创造性的观点与提供信息的观点之间模糊的交融”，一位分外之人试图凭此“让他无用的消遣……在面对读者时变得有趣”[43]。
本雅明认为只有第一种类型是令人称道且值得效仿的，与此同时他对一些具体的榜样记忆犹新：尤其是不莱梅出版社的选集。令他对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让它们踏入了“与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于这种形式中的几乎所有的一切”相反的、“最令人愉快的对立面”。当“平常的选集”总是带有“对原始库存……加以掠夺的污点”时，由于这些选集把搜集的文本“与一种全新的形象，一种重要意义”相配合————“这种重要意义这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性’，而是旧事物直接的，尽管更为深思熟虑、更为设防牢固的继续繁荣”————因此“一份显而易见的幸运”落在它们上面。“原始文献本身的作用”在它们中显现出来，没有什么有助于“它们教育上的抽象概括”，而且它们吸入的是“精神”。正如本雅明赞同地引用博尔夏特的一段评论，这种类型的文集“并非客观”，不是“把对象不管时间、不管风格、没有意愿并且归根结底没有动机地穿成一串”。更确切地说，“在它们身上，动机与时间、意愿与风格……持续不断地在默默工作”。在这类文集中，事物“从未……具体地”被传授，“而是一再只有事物的形态被形象地传授，只有事物在穿过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时变化着地感受到的表现形式被传授”。而由此，“这种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精神自我始终以崭新的形象，在始终崭新的变换与应用中”被流传下来。这使它们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选集”[44]————并且由此成为全新的、“真正的文学文献”[45]。
本雅明在他的评论中继续这样说道，令“书籍外部更高的统一”变得明显、让“思想的风景”凸显出来、勾勒一个时代的面貌并且始终预示新的局势，这些却并非“讨人喜欢的即兴创作的问题”。其实这种目标以全面且详尽的原始资料知识为前提，就像为了获得这种完整性————这种一如博尔夏特所言“德意志精神史意义上的统一”[46]————它此外还需要最大限度的直觉和“可发展的观念（想法）”[47]、最大限度的语感和布局的力量。
博尔夏特自己只是将他的成果理解为序曲，理解为对“失落的德意志卓越才能”之全面“复兴”的适度贡献[48]，在此，人们无法抵御这种印象，即用一种几何图形来描述的话，博尔夏特最后的视角是那种只是向上攀升的线条或曲线的形状。反之，本雅明对传统的识别是一种辩证法的洞察力，他也在传统的见证中始终察觉到腐朽和不安：“德意志人关于风景与语言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完全毫发无伤的结果；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内省，历来是有多么激烈的结果？这不值得深思吗？”因此，在这些对一种既苦涩又丰富且满足之经历的见证中，“对最优秀之德意志人四处显而易见的抛弃”正表达出来。本雅明也抢在自己的选集式作品之前这样总结他的评价，博尔夏特的著作并非“德意志人的著作，其充沛并非自困境而来”[49]。这已经是与《德意志人》明确的共鸣，正如业已在其献词中表述的那样，《德意志人》针对的不是辉煌出色的而是不显眼的、平淡的卓越、荣耀和尊严，它由相似的、时而对照时而互补的概念组贯穿而成：不是毫无卑微且受限之存在的真正人性[50]，不是毫无贫困的自由[51]，并且不是信念忠诚，不是毫无困境的信条[52]。
同时代的评论界也首先把《德意志人》作为对当时政治现状的几乎不加遮掩的评述来阅读。这恰好与本雅明及其出版商鲁道夫·勒斯勒尔（Rudolf Roeβler）的期望相符，这些期望甚至想在纳粹德国从这本选集上得到“至少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成功”[53]。此外，一本打算展现“一个‘秘密的’”、自由的、宽容的和友爱的“德意志”之“面貌”的文集，在1933年后几乎只能这样被接纳。尽管如此，这种文本的变体还是让人惊讶，因为其中几乎没有谈论到政治：基本上，只是在梅特涅致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54]中谈论到了明显不稳的主题。那么，是什么真正引起了这种阐释？仅仅是，或者至少首先是，深刻的政治变化吗？还是为了获得渴望的效果，在此应是已经踏上了关于文本选择及其排列和评论的特殊道路？
他选集式作品包含的信息涉及何物，对此本雅明的答复总是保持着一些含糊和简洁。比如，在他的电台演讲《沿着旧书信的痕迹》中就只是这样说：意图是，在所有实质性的关系、暗示和细节中澄清含义深远的信函，以便“正中人性之物”[55]。然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关于人们如何并且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密切注视这种人性之物的所有暗示与论述。
在这篇从这一点来看富有启发性的电台演讲中，本雅明短暂地提及了“伟大艺术家之存在”[56]的分层，就像它成为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Friedrich Gun-dolf）1916年的《歌德传》之基础那样。与这部在关于“歌德之亲和力”的杂文中已经是批判对象的作品再次展开争论，他这么做较少地出于这一目的。这本格奥尔格学派（George-Schule）的“精神之书”其实为本雅明充当了其选集工作之若干前提的解说。贡尔多夫把歌德之本性“由外而内地集中”包围起来[57]的尝试，以对原始资料的一种评价为基础————根据其重要性来安排，书信居于谈话之上，但是居于“原创性作品”[58]之下————本雅明出于不同的理由并且不仅针对歌德而拒绝这种评价。在对第三篇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之《书信》的评论中，他就已经这样写道，“高超技能从来不只是在劳作中，而且同时在私人的生活空间中”[59]清楚地显示出来。此外，对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之接受恰好鲜明地证明了，（无论是作品、作者还是原始资料之）等级化与圣徒化的每种类别都更有可能妨碍对过去的创造性的讨论，妨碍对文化遗产————对那些本雅明用来理解“生机勃勃的传统”[60]之物————富有成效的、着眼于现实的继承，还会使其破灭。因为，就像在电台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何物被“典范性”地僵化了，它就“不再值得讨论”并且因此“如今在效果上徒然无用”[61]。最后，要点是：在这样一种分层模型中，会有两个事物错误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距离，那种（也正由贡尔多夫隐含地假定的）“人与作者、私人与客观、人与物之间的区分”失去了“它的正当性”[62]。
这是一种在本雅明的知识分子传记中回溯至深远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展示了这一想法，即书信作为文学史和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被“低估”了，因为人们把它们与一个“完全歪斜的作品与作者身份的概念”联系起来。信函是“证明”，它们与（书写的或者接收的）主体的内在联系随着不断增长的历史距离而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作为这样的证明，它们属于“一个人之永生”的范围，这一永生凭借“它自己的历史”插入生活之中。对于之后的读者而言，（“当单独的信件凭借与其创作者的关系可能在活力上受到损失时，”）信函集和书信往来“以特有的方式”增多了。在“最短的间隔”内相继读来，它们曾“客观地、从它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改变自我。“它们以一种与收信人当时生活着的不同节奏生存着，并且一般确实发生了改变。”[63]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他做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实质上没有变化地写道：“历史学家向过去”追溯得“越远”，所有低劣的“心理学”就越多地丧失“其功效”并且“事物、日期和姓名”越是“不受限制地”获得“其权利”，这一权利就必须仍然“不是纯粹语言学的”权利，“而是”能够“变成一种人的”权利。[64]
这些（能够）组建“人性之物”的“事物、日期和姓名”，在《德意志人》中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也是分散的，以至于人们得在双重词义上采集它们。这以读者的全神贯注并聪明智慧、同时还小心谨慎且具有直觉为先决条件，本雅明无疑对这样的读者也有所期待。他坚信，人们能够确实正确地阅读他的著作、认出他选集的“识别符号”并且相应地解释他的著作来展示其“真正的意义”[65]。
在《法兰克福报》的《书信》全系列之前言中，关于这种“真正的意义”是说：尽管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性与事实性的关联，这些信函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因为它们“在德意志的意义上”忆起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越是片面地”怀疑那种诉诸“艺术与文学著作”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立场就越是持久地被记忆。[66]然而，这些极其明确的话语成为了这些《书信》结集出版的牺牲品：这是出于策略性的理由，就像鲁道夫·勒斯勒尔曾表述的那样，是为了“不立刻”将“纳粹的审查”[67]提上日程。对所有在这本书中与（三重意义上的）“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的关键词和释义的概览清楚地表明了，尽管有这种编辑处理，《德意志人》仍清楚明了地保持得足够多了。
首先，所有那些书信本身以及本雅明评论中的章节都在那里，它们一定程度上用否定的定义来表达术语。例如当格奥尔格·福斯特尔努力描述1893年革命的巴黎时的表述那样：“盲目且狂热的愤怒、疯狂的党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腾就是一切，这绝不会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结果。”[68]或者像李比希在致普拉滕的信中[69]提及的“沙文主义”那样的概念，是在使人完全毫无防备时并且不带进一步解说地被提及的。另外，本雅明援引的格维努斯关于腐败的国家领导人的话语也从属于此，这些人“像梅特涅那样把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福利之上。最后，人们同样能够这样看待那些“具有破坏情绪的人”和政治赌徒的言辞，这些人没有“对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顾及”就登台表演。[70]
同样，有为数众多甚至为数更多的肯定性的释义支援这些否定性的释义。当编纂者不想一下子用太多东西打扰他的读者时，他只会逐渐透露，这种“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是什么意思，它如何让自己抽象地、概念性地、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且特别是：它在何处能被拾取。在此，一开始存在的是对一个资产阶级之英雄时代确切说来不显眼的提示，在那个时代中，思想与行动、言语与作为仍然彼此有一定的协调一致，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中仍然充满着伦理与道德等物。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价值呢？接下来，对原本收集的第一封信（利希滕贝格致阿梅隆）的评论给出了对此的答复。这段评论包含一个促使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发表意见的段落，他说，这本“的确毫不含糊地‘具有危害性的’”书籍在纳粹德国的确被即刻禁止了，但是其中只有一位审查员曾“有一次”想到过“这个主意”，要真正阅读这本书[71]：在那里写道，断念的、现实的和新鲜的新教或者说普鲁士精神，在像莱辛和利希滕贝格那样“坚定的散文作家”的文章中，比在“弗里德里希的武装力量”中，“更加纯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现了出来。[72]
接着，随后的24封信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立场，同样带着对“人性的条件与界限”的提示：在对约翰·海因里希·康德写给其兄伊曼努尔一信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在谈论人性的时候，不应忘记这间启蒙运动将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产阶级房间的狭小”[73]。那么，出于赋予“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一幅轮廓图这一目的，本雅明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张概念和释义的图谱，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手册、一本人性的词典。从A到Z读来，它包含的关键词有正直、交谈、修养、对话、忠诚、洞察力、放弃、阅历、探索精神、自由、坦率、友谊、关怀、善良、力量、文化、狂热、爱情、同情、勇气、冷静、风格、兴趣、宽容、透明、可靠、独立、信念、清廉、不屈不挠、无瑕、理智、学识、刚正不阿和克制等。
这些就是本雅明之思想和创作终生担负义务的价值与概念。但它们主要是这位1936年的“德意志人”能够————并且应该————将其自身的生活现实、其日常的观察和经验与之相比较的价值与概念。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被驱逐者，而且还是————甚至首先是————希特勒帝国的德意志人。在他本人看来，选集的某些暗示和图景被保留了，例如当在对裴斯泰洛齐一信的评论中谈及其本身决定了“忠诚爱国思想的高贵上扬”的“危险的歧路引导者”和“偏离正道”时，[74]或者当戈特弗里德·克勒尔在其写给狄奥多·施笃姆的信中提到某些宣布德意志令人崇敬的民族叙事诗————“古老而独特的《尼伯龙根之歌》”————“已经消亡从而将他时髦的怪婴推到前者的位置上”的“无赖”时。[75]最后，当为了克服“局势的强迫”[76]而把谋杀暴君作为手段加以考虑时：本雅明这样引证坚定不移、无可厚非并且“在一切危机中”毫不动摇的索伊默，“出于令人气愤的忠诚”，人们甚至能够变成强盗“并且从对付大臣”开始。[77]
《德意志人》的信函“从起首语到落款”几乎都是这种或者相似类型的“源源不断的倾吐”[78]。这一点适用于全部传统————假定，人们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对本雅明而言，还存在对“错误财富”的“追求”，即一种无区分的追求，一种无差别地力求合并每段历史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追问，鉴于“人类前进着的解放”或者说鉴于自身的当下，从那些总是成问题的证明那里，究竟是否能够获得“暗示”并且必要时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暗示”？在此，作为令人警醒的例子，本雅明对18世纪记忆犹新，它的探索精神首先针对“模仿”。不想普遍地否认，这样的“行动被置于其他历史关联中时”，能够有更为幸运的、也有可能“更为重要”的结果，然而本雅明深信，这样一种“对所有来自逝去的民族圈和世界纪元的作品之获取”没有开启和开辟历史性的视角。情况完全相反！当“对过去之财富的贪欲……越过所有限度”时，它可能要冒危险抛弃理智的历史讨论与经验的立足点，那么它就成为了浮现在法西斯主义者眼前之物：一种“强占传奇”的企图。[79]与此相对地，本雅明赞同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的一句格言，它比别的都更适于充当所有他收集并评论的著述的座右铭：“‘并非所有逝去之物都已失去。’（我们不需要重新制作它们。）‘并非所有失去之物都未被取替。’（很多有了更加高级的形式。）‘并非所有未被取替之物都无法弥补。’（很多从前有用之物如今已无用武之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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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译自莫默尔·布罗德森为其主编的《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人》（Momme Brodersen ［Hg.］， Walter Benjamin.Deutsche Menschen，Frankfurt/M 2008，以下简称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所撰写的后记，参见该书474～488页。下文注释均为作者原注，但出于阅读需要，形式上从文中注改为脚注，且对缩写部分做了详解。
[2]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468～469页。
[3] 参见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受汉堡科学与文化促进基金会委托、与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合作主编：《瓦尔特·本雅明：著作与遗稿（校勘评注完整版）》（Walter Benjamin，Werke und Nachlaβ.Kritische Gesamtausgabe.Im Auftrag der Hamburger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alter Benjamin Archiv，以下简称《著作与遗稿》）21卷本，法兰克福2008年起，第13卷（罗尔夫·蒂德曼/赫尔曼·施韦彭豪泽尔在特奥多尔·W·阿多诺/格斯霍姆·朔勒姆协助下主编：《瓦尔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以下简称《文集》］卷Ⅲ，405页）。
[4] 参见《启迪》（Illuminationen），282页。
[5]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2版，本雅明1965。
[6] 参见《德意志人》独立单行本第3版。
[7] 参见本雅明1989。
[8] 参见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228页。
[9] 参见布罗德森（Brodersen）2006，448～449页。
[1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20/1——2；Ts 2302——2303）。
[11]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792～796页）。
[12] 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编］：《瓦尔特·本雅明书信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以下简称《书信集》）6卷本，法兰克福1995～2000年，此处卷Ⅲ，61页。
[1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792页）。
[14] 《书信集》卷Ⅲ，61～62页。
[15] 参见《书信集》卷Ⅲ，71页。
[1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Ⅱ（瓦尔特·本雅明档案馆519；5——12；Ms 564——572）。
[1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页）。
[1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808页）。
[19]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815页）。
[20]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6页）。
[2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页）。
[22]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62页）。
[2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16页）。
[2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25]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63～880页）。
[26] 《编年史》（Chronik）1915，65页。
[27] 《编年史》（Chronik）1915，53页。
[28]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7页）。
[2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5页）。
[30] 《书信集》卷Ⅰ，257页。
[31] 参见《书信集》卷Ⅰ，120页。
[32] 参见费斯佩尔（Vesper）1906和费斯佩尔1910。
[33] 参见《书信集》卷Ⅰ，14页。
[34]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1912。
[35]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1922～1923和霍夫曼斯塔尔1926。
[36]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79页）。
[37]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38]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4～407页）。
[39] 参见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
[40] 参见《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4页）。
[41] 《著作与遗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3～804页）。
[4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120页。
[43]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页；亦见《文集》卷Ⅲ，167页）。
[44]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2页）。
[45]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页）。
[46] 博尔夏特（Borchardt）1927，500页。
[47]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2～93页）。
[48] 博尔夏特1927，500页。
[49] 《著作与遗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3页）。
[50]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51]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52] 参见本书中《约翰·威廉·里特尔致弗兰茨·冯·巴德尔》一信的导言。
[53]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54]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55]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5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7] 贡尔多夫（Gundolf）1916，9页。
[58]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7页。
[59] 参见本书中《约瑟夫·格雷斯致阿劳城主理牧师阿洛伊斯·沃克》一信的导言。
[60]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20页。
[61]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8页。
[62]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3] 《书信集》卷Ⅱ，47～48页。
[64]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19页。
[65] 《书信集》卷Ⅳ，442～443页。
[66]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107页。
[67] 布罗德森［编］：《德意志人》，386页。
[6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
[69] 参见本书中《尤斯图斯·李比希致格拉夫·奥古斯特·冯·普拉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0] 参见本书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致安东·冯·普罗科施-奥斯滕伯爵》一信的导言。
[71] 朔勒姆（Scholem）1980，234页。
[72]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致G.H.阿梅隆》一信的导言。
[73] 参见本书中《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一信的导言。
[74] 参见本书中《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致安娜·舒尔特斯》一信的导言。
[75] 参见本书中《戈特弗里德·克勒尔致狄奥多·施笃姆》一信。
[76]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7] 参见本书中《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一信的导言。
[78] 参见本书中《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导言。
[79]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1～582页）。
[80] 《著作与遗稿》卷Ⅱ（《文集》卷Ⅱ·2，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