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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班二氏出，已大畅私家修史之风，迨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而私家修史尤盛，大别言之，可分五类：其一为后汉史、其二为三国史，其三为晋史、其四为十六国史、其五为南北朝史。凡此五类之史，初皆由多家纂集，最后勒定一编。然其源虽同，其流则异，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又如唐以前晋史有十八家，唐太宗官修之《晋书》成，而十八家之书皆废，陈寿《三国志》未成之前，三国之史，各有作者，不只一家，自陈书行，而诸家之书，日就湮废，正与汉晋二史同符，此之谓源亡流存，一例也。晋代之十六国，亦各有史，流传颇盛。后魏崔鸿本之，以作《十六国春秋》，诸国之史，既渐以湮废，而自宋以来，鸿之本书，亦不见著录，此之谓源流俱绝，二例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书，北朝亦有魏、齐、周、隋。四书，李延寿因之以撰《南史》、《北史》，今则八书俱存，与南北史并列于正史，此之谓源流俱存，三例也。依此三例，衍而述之，大略具矣。
后汉史作者甚多，兹据《隋书》、《旧唐书》两《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考得要略，列表明之：
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东观汉记》
《隋》一百四十三《唐》一百二十七
汉 刘珍等
亡
今有清代辑本二十四卷。
《后汉书》
《隋》一百三十《唐》一百三十三
吴谢承
亡
有辑本。
《后汉记》
《隋》原百卷、存六十五《唐》一百
晋 薛莹
亡
莹本吴人，后入晋，所作亦称《后汉书》，有辑本。
《续汉书》
《隋》八十三《唐》同
晋 司马彪
志三十卷未亡，附范晔之书以行，纪传亡，别有辑本。
《后汉书》
《唐》五十八
刘义庆
亡
疑即撰《世说新语》之刘孝标，而两唐系于华峤之前，似为晋人，存疑待考。
《汉后书》
《隋》原九十七 存十七
《唐》三十一
晋 华峤
亡有辑本，原作《后汉书》，据《晋书 华表传》及《史通 正史》本作《汉后书》。
《后汉书》
《隋》原一百二十二
存八十五《唐》一百又二
晋 谢沈
亡
有辑本。
《后汉南记》
《隋》原五十五 存四十五《唐》五十八
晋张莹
亡
两《唐书》仅称《汉南记》。
《后汉书》
《隋志》原一百 存九十五《唐志》一百又二
晋 袁山松
亡
有辑本。
《后汉书》
《隋志》九十七《唐志》九十二《宋志》九十
宋范晔
存
《后汉书》
《隋志》一百
梁萧子显
亡
以上为纪传体。
《后汉纪》
三十
晋 袁宏
存
《后汉纪》
三十
晋张璠
亡
以上为编年体。
右可考者，凡十三种，而见存之本，仅范氏之《后汉书》，袁氏之《后汉纪》，二种而已。其他则多有辑本，清姚之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中凡辑《东观汉记》八卷，谢承书四卷，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书各一卷，司马彪书四卷，章宗源、黄奭、黄恩纶各有辑本，而汪文台更汇而成七家后汉书，此其可考之大略也。
汉明帝尝诏班固同陈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此即唐代以后官修诸史之滥觞。其后乃诏刘珍、李尤修《东观汉记》，东观者，为章和以后聚藏图籍之所，为修史者所取资 ，范书称，延笃与朱穆、边韶，著作东观是也。《东观汉记》之作，珍、尤而外，有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初未有名，后乃称《汉记》，其题为《东观汉记》，则自《隋志》始。范书未出之前，世人宝重其书，在诸家《后汉书》之上，魏晋南北朝之学者，尝称“六经三史”，“三史”者，《史记》，《汉书》及此书是也 。此亦为官修史籍之一，故撰述不出一手，历时甚久，而终未成书。衡以章学诚之所论，此书盖属于撰述，体例一依《史记》、《汉书》，大异古史官记注之成法，是为吾国史学界一大变革，而有一往难返之势者也。自时厥后，迄于范氏，私家之作，缘以大盛，有若二谢、薛、张、马、华、刘、袁八家之作，具如上表所载者，皆为三国两晋时之名著，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往者刘勰搉论及此，其言曰：“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文心雕龙 史传篇》)刘知幾亦独举司马彪、华峤两家，置他家而不数，且云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其心折可谓至矣。近人或推谢承，以为后汉诸史第一 ，然仅由逸文窥其压略，遽加论定未必衷于情实，仍当以二刘所论为当。八家之书，合以《东观记》，是为九家后汉书，皆承用《史记》之纪传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其中未成之作，实居半数，故有待于范晔之订定，范书既行，而诸家之史皆废，夫岂不以是欤。在范氏之前者，又有袁宏、张璠两家，皆著《后汉纪》，为编年体，为范氏所取资，今则袁《纪》独存。又梁萧子显亦撰纪传体之《后汉书》，时在范氏之后，书亡于隋前，故不晓其与范书孰为优劣；今并具列
于表。
《宋书 范晔传》，载晔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又载晔狱中《与甥侄书》，以自序云：
(上略)本未关史书，政恒览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下略) 。
今本《后汉书》，无晔《自序》，其撰述之旨趣，可由此书窥之。范氏撰《班固传论》，盛持其短，又用华峤之辞，谓固不能以智免极刑，身陷大戮，然晔亦与于彭城王义康之祸，其结局视固为酷，亦所谓目能察毫毛，而不自见其睫者也。观此书辞，露才扬己，毋乃太甚，何异自衒求售。然曹丕有言：“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 论文篇》)衡以此文，盖与丕有同慨，其曰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岂得已乎 且良工心苦，读书者未必尽喻，故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皆自道其甘苦也。《文选》所录范氏之作，《凡论》一首，《赞》一首，皆为杰作，其他杰作尚多，咸可诵览。如以批评文学之态度，持论班范两书，一则极博赡渊雅之能事，一切有名奇情壮采之可味，诚未知其孰为后先，而执笔为纪事文者，倘由范书入手，又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造文为史家之工具，研史之士，不能薄而不为，班书而外，范氏其首选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范氏删取《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是诚然矣。其所采取之迹，今犹有可考者：范氏撰史，多采华峤，峤书易“外戚”为“后纪”，范亦仍之，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传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其文中之一部，章怀并注为峤之辞；王允“传论”，章怀漏注，以《魏志董卓传注》参校，知亦峤辞 ；又以《东观记》为本书，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 ，以成一代大典。第近人王先谦则谓，范书因于华氏之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史，实因峤辞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说是也。不惟于华书如是，其于《东观记》亦然。
《史通》称晔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以罪被收，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 正史》)。《隋志》著录其书，作九十七卷，两《唐志》皆作九十二卷，唯《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其不同者，或以中有子卷多出，今本非有阙佚也 。范氏《自序》云：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故其目中有十志，以拟《汉书》。或谓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 。其事之有无不可知，藉令垂成而毁，诚可惜也。梁人刘昭曾为范书作注，凡得一百八十卷 ，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并作为注，得三十卷，以补其阙，其“序略”所谓借旧“志”以补之，是也。范书与《续志》合刊，始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所请，其奏中仅言刘昭注补《后汉志》，又云，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似未知其出于《续书》者。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乃明言《后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且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者，文与今“志”同，其为彪书无疑，至此疑案始决。而两书经此合刊，《续志》亦不复能别白，不细考者，不以为范书，必以为刘昭所补矣。
范氏既讥班固任情无例，又自称有纪传例，是则其书必有凡例，特以身罹极刑，随之俱散，乃不可考。然刘知幾之论，则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王鸣盛亦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六十一)是又能鉴马、班二家之失，而匡正之。是则其书一如《史记》之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汉书》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诚不愧一代良史之才，而其史学之梗概，亦可于此窥见焉。
袁宏《后汉纪》作于东晋康帝之世，在范晔之前，其《自序》云：
子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即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袁宏所采之汉纪即《东观记》，马、华、二谢之四书外，他所徵引，多著录于《隋志》。宏著是书之动机，由于病诸家《后汉书》之烦秽杂乱，而改效编年体之汉纪。其论班、荀二家之书则曰：“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是则以繁而难理，与简而易寻，为两书之轩轾。盖其本书既依仿荀氏而作，明其渊源所自，不能不左班而右荀，不自知其失于议论之公。然而袁氏之作，视上举诸家之书，为便于循览矣。
据王鸣盛所考，宏书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是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 ，而袁、范两书之价值，亦可想见。《四库提要》谓，荀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
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又难于悦，斯论诚然，此《史通》所以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也 。
其次则三国史，就可考者表列于左：
书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魏书》
四十八(《隋志》下同)
晋 (魏)王沈
亡
纪传体。
《魏氏春秋》
二十
晋 孙盛
亡
编年体。
《魏纪》
十二
晋 阴澹
亡
《唐志》作魏澹。编年体。
《后魏春秋》
九
晋 孔衍
亡
一作《汉魏春秋》。编年体。
《魏尚书》
八
同上
亡
《唐志》作《后魏尚书》。
《魏略》
五十
魏 鱼豢
未全亡
《隋志》作《典略》八十九卷，此实为《魏略》、《典略》之合本，应作《魏略》五十卷，《典略》三十九卷，有辑本。
《魏国统》
十(《隋志》)
晋 梁祚
亡
《唐志》作《魏书 国纪》，误。
以上魏。
《蜀书》
蜀 汉王崇
亡
《蜀记》
七(《唐志》)
晋 王隐
亡
《蜀本纪》
晋 汉谯周
亡
见《三国志裴注》。
《汉春秋》
(《唐志》)
晋 习凿齿
亡
即《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之一部，其所谓汉即后汉及蜀汉也，《隋志》作《汉晋阳秋》，盖由避讳。
以上蜀汉。
《吴书》
五十五(《隋志》下同)
吴 韦昭
亡
纪传体。
《吴记》
九
晋 环济
亡
《吴录》
三十
梁 张勃
亡
以上吴。
《三国志》
六十五
晋 陈寿
存《叙录》一卷亡
内《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以上合三国为一书。
右所著录者，可分官修、私修两类，如王沈之《魏书》，韦昭之《吴书》，属于官修者也；其他诸作，多属于私修。至陈寿乃合诸氏之史，以为《三国志》，而集官私各书之大成焉。纂魏书者，有卫觊、缪袭、韦涎、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多人，而终就其业者则王沈也。纂吴书者，有丁孚、项峻、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其后韦昭独终其书。以上二书，皆承魏、吴二主之命而修者也。陈寿尝谓蜀汉国不置史，记注无官，而刘知幾以为厚诬诸葛，蜀以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其事具载《蜀志》(《史通 史官》)。兹考《华阳国志》(十一)《后贤志》，王崇于蜀为东观郎，入晋后著《蜀书》，颇与陈寿不同，今陈书不见崇名，知幾所见《蜀志》，若非崇之《蜀书》，即《华阳国志》也。《三国 蜀志 后主传》，景曜元年，亦有“史官言，景星见”之语，此所谓“史官”乃太史令之异称，实历官也。或据此以为蜀有史官之明证，殊为失考；而知幾谓寿之父为诸葛所髡，故加兹谤议，则亦未必可信也。王崇虽官于东观，而所作《蜀书》，仍为私修之史，其不著录《隋志》，以已早亡故也。《史通》谓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正史篇》)，其时盖在王沈《魏书》之前，今其书佚文甚多，可以窥见大略，裴松之据以补注陈书之阙略，亦可称之名著已。
《晋书 陈寿传》云：
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除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颈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原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华阳国志 后贤传》亦云：
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三国志》成于晋初，是时后汉史，仅有东观纪谢承书可资采撷，而谢书恐未大传于世，至范晔之撰《后汉书》，则远在陈寿之后，故其《外夷传》多取材于寿书，《隋志》以下，迄于今之二十四史，列范书于陈前者，盖以朝代为次，非论作者之先后也。《晋书》陈寿本传《论》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甚至，当代称寿有良史之才，以为马班之亚，不诬也。或谓寿不帝蜀汉，而为魏作本纪，又曾厚诬诸葛，谓将略非其所长，《晋书》又载其因乞米不与，而不为丁仪、丁廙立传，不悟晋以承魏，魏以承汉，寿身为晋臣，若帝蜀汉，必蒙骈首之诛，寿于《诸葛亮传》后，盛称其才，又为诸葛撰《集》，表上之，即有微词，决非谤语，至乞米事，尤为影响之辞，《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究之马班而后，应推寿作为佳史，则千载以来，无异议者 。故刘勰论之曰：“魏代之雄，纪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徵，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晋人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其用意盖以裁正桓温之觊觎非望(《晋书》本传)。说者谓习氏生于晋室南渡之后，与蜀汉之偏安相类，异于陈寿所处之境地，故得奋笔而申其所见。其后朱熹作《纲目》，帝蜀伪魏，亦当南宋偏安之日，正其显证。若宋萧常、元郝经之作《续后汉书》，明谢陛之作《季汉书》，皆承习氏，而以帝蜀伪魏为旨趣者也。然陈书虽未帝蜀，而亦未尝尊魏，其以三国之史，并列而分署，曰《魏书》、《蜀书》、《吴书》，用示三分鼎足之势，若以帝魏为旨趣，则必仿《晋书》之例，为蜀、吴二国各撰载记，而统署曰《魏书》，不得以“三国志”题之矣。且寿虽官著作，而所撰实为私史，当撰著之时，见其稿者，虽有张华、荀勗、夏侯湛，而未尝上之于朝，又以撰魏志有失勗意，摈之于外 。盖晚年归老于家，其书始就，殁后，范頵乃得表上之。《晋书》纪之曰，官就家写其书，则不同于王沈、韦昭等官修之史明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寿书高简有法，允矣。然宋文帝病其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本《史通 正史》)，及其奏上，文帝善之，称为不朽之作（《宋书》本传）。松之自谓作注之旨趣有四：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论辨。清《四库提要》则曰：“松之受诏为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考裴注采录之书，约一百五十种，故搉论属于三国时之史料 ，谓之异闻错出，其流最多(本《史通 正史》)，而裴氏悉加采撷，可谓极注家之能事，然吾谓与其谓裴氏为注史，无宁谓为补史，读《三国志裴注》，应作《三国志补编》读之，与读《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后汉书》之章怀注，大异其趣。惟刘知幾则讥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则失之过甚。盖刘氏之世旧典多在，可资博览，故深病裴注之繁，若在今日，转藉裴注以考见古籍之鳞爪，故弥觉其可珍，此因处境之异，而见地不同，未可执彼而议此也。
其次则晋史，唐太宗时，诏修《晋书》，有前后晋史十八家之语 ，兹以《晋书》及隋、唐二《志》考之，所得各家撰述，略如左表，《唐志》之卷数有异同者，亦附记焉。
书 名
卷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晋书》
《隋》九十三
《唐》八十六存八十九
晋王隐
亡
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见《晋书》本传。
《晋书》
《隋》四十四
《唐》五十八存二十六晋虞预
亡
(晋书)
《隋》十四
《唐》十四存一十
晋朱凤
亡
《晋书》
三十余
晋谢沈
亡
仅见《晋书》本传，隋唐二《志》无之。
《晋中兴书》
《隋》七十八
《唐》八十
晋何法盛
亡
《南史》三十三。言法盛窃郗绍之稿而撰《中兴书》。
《晋书》
《隋》三十六
《唐》三十五
宋谢灵运
亡
《晋书》
《隋》、《唐》一百一十
齐臧荣绪
亡
《晋书》
《隋》一百又二《唐》九存十一
粱萧子云
亡
《晋史草》
三十
粱萧子显
亡
《晋书》
七
梁郑忠
亡
《晋书》
一百一十
梁沈约
亡
《东晋新书》
七
梁庾铣
亡
以上纪传体。
《晋纪》
四
晋陆机
亡
《晋纪》
二十三
晋干宝
亡
《晋书》本传作二十卷。
《晋记》
十
晋曹嘉之
亡
《汉晋春秋》
《隋》四十七《唐》五十四
晋习凿齿
亡
《隋志》作《汉晋阳秋》，由于避讳。
《晋纪》
十一
晋邓粲
亡
《晋书》本纪作《元明纪》十篇。
《晋阳秋》
三十二
晋孙盛
亡
简文帝太后郑氏讳阿春，改春为阳，见《宋书 州郡志》。
《晋纪》
二十三
宋刘谦之
亡
《晋纪)
十
宋王韶之
亡
《晋纪》
四十五
宋徐广
亡
《续晋阳秋》
二十
宋檀道鸾
亡
《续晋纪》
五
宋郭李产
亡
以上编年体。
右所列者，凡二十三家，谢沈之书，不见《隋志》，盖已不传，郑忠、沈约之《晋书》，庾铣之《东晋新书》，皆亡于唐前，故《隋志》注亡字以明之。唐初可考者，应为十九家，而刘氏谓之十八家者，岂以习氏之书，上包后汉三国，不专纪晋事，故去而不之数欤 或以其书主汉斥魏，故废不用，则臆说也 。
陆机《晋纪》，仅纪宣、景、文三世之事，谓之三祖，而三祖皆为追号；干、习二氏皆纪至愍帝；王隐、虞预、朱凤、谢沈，皆东晋初人，故所撰《晋书》，亦仅西晋四朝之事；何法盛始为东晋撰史，故称曰《中兴书》；邓粲之《纪》，仅记元明二帝，一称曰《元明纪》；徐广之书，虽无明文，所纪亦当限于东晋。其他如孙、王、檀、郭诸氏，或专详东晋，或兼记两晋，则史所未详，不能臆定。谢灵运之书，撰于晋亡之后，当兼详两晋，而书竟不就，本传亦明言之矣。其能囊括两晋之事，以成一代之典者，仅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氏耳。据《南齐书 高逸传》，称荣绪之书一百十卷，纪录志传俱备。同时之褚渊，尝谓其蓬庐守志，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书》十袠，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是其书之价值，可以窥见 。往者王鸣盛考论及此，以谓荣绪既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具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垂世，有何不可，乃唐贞观中，房玄龄奏令狐德棻重修《晋书》，号为太宗御撰，而荣绪之书竟废，吾为荣绪愤之 ，是可为臧氏千载下一知己矣。萧、沈二氏之书，虽亦为完作，然《隋志》著录时，沈书已亡，萧书仅存十一卷，其视臧书何若，无从质证，可以勿论，惟刘知幾谓贞观撰《晋书》成，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史通 正史》)，是诸家旧史之渐就湮废，本为自然之趋势。知幾又称，房玄龄所主修者为《新晋书》(见《史通》《题目》、《暗惑》二篇)，是亦因臧氏之书具在，而系新旧之名以别之，亦犹两《唐书》、两《五代史》，各系以新旧之称也。臧氏《旧晋书》，当亡于安史之乱，其后惟存贞观新撰书，而后世遂不复知有《新晋》之名 ，此考《晋书》者所宜知也。
评骘诸家《晋书》之得失者，具于《晋书》“传论”，《晋书》第八十二卷所载，除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四家之外，如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皆为私修《晋书》之史家，而复为之“总论”。云：
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干宝《晋纪》)安国(孙盛字)，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向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字)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徐广字)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诏修《晋书》之文，亦云：十有八家，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书非实录，荣绪烦而寡要，行思(谢沈字)劳而少功，叔宁(虞预字)味同画饼，子云学堙涸流，处叔(王隐字)不预于中兴，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陆、曹、邓，略纪帝王，鸾、盛、广、松，才编载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玉海》四十六)。此即唐之君臣对《晋书》所下之评语也。所评骘未必悉当，然可窥见大略。至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始命房玄龄等主修《晋书》《旧唐书 房玄龄传》，谓玄龄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与其事者，有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以好采诡谬碎事，论者所病。又以李淳风深明星历，主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为可观。而太宗自著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之四论，于是号其书为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大略如此。此书为鸠集多人，设局纂修而成，虽用后汉东观修史之成法，亦实开后来官修诸史之先例，大异于往者私修诸史。是时所成诸晋史，以臧书为最完整，故取以为主，是又可考而知之者。
其次则十六国史，其可考者，多见《隋志》，具载后表；其有不见《隋志》者，亦撷其要籍列入，惟注所出于附考栏中，再有不足于此，则近人所辑《晋书》艺文、经籍等志，可
覆按也 。
书 名
卷数
著 者
存 亡
附考
《汉赵记》
十
前赵和苞
亡
记前赵刘氏事。
《赵书》
十
燕田融
亡
记后赵石氏事，一名《二石集》，《唐志》作《赵石记》二十卷，徐光等撰《上党国记》早亡。
《二石传》
二晋王度
亡
度又作《二石伪治时事》二卷。
《汉之书》
十
晋常璩
亡
记蜀李氏事，《唐志》又作《蜀李书》九卷。
《燕记》
○
燕杜辅
亡
纪前燕事，见《史通》。
《后燕书》
三十
后燕董统
亡
见《史通》。
《燕书》
二十
后燕范亨
亡
合纪前燕、后燕慕容氏事，申秀亦撰《燕书》。
《燕书》
○
后燕封懿
亡
见《魏书》本传。
《南燕录》
五
燕张诠
亡
纪慕容德事，下同。《唐志》作《南燕书》。
《南燕录》
六
／、
燕王景晖
亡
《南燕书》
七
游览先生
亡
不详何时人。
《燕志》
十
魏高闾
亡
纪北燕冯跋事，此书实韩显宗撰．
《秦书》
八
何仲熙
亡
记前秦苻氏事。又有车频《秦书》三卷。
《秦记》
十一
宋裴景仁
亡
此书实因赵整车频之《秦记》。
《秦记》
十
魏姚和都
亡
记后秦姚氏事。
《凉记}
八
燕张谘
亡
记前凉张氏事，下同。
《凉国春秋》
五十
凉索绥
亡
见《史通》。
《凉记》
十二
凉刘庆
亡
《凉书》
十
凉刘昞
亡
《西河记》
晋踰归
亡
《凉记》
十
凉段龟龙
亡
纪后凉吕氏事。
《凉书》
十
魏高道谦
亡
纪北凉沮渠事。
《凉书》 十
魏宗钦
亡
同上。
《托跋凉录》
十
无撰人
亡
纪南凉秃发氏事。
《敦煌实录》
十
凉刘昞
亡
纪西凉李氏事。
《夏国书》
赵思群等
亡
纪赫连氏事，早亡。
以上十六国史单行本，独缺西秦乞伏氏。
《十六国春秋》一百
魏崔鸿
原书亡，有伪本、辑本。
《三十国春秋》
二十一
梁萧方等
亡
有辑本，此书以晋为主，附刘渊以下二十九国。
《三十国春秋》
一百
武敏之
亡
同上，名见《唐志》。
《战国春秋》
二十
李槩
亡
同上亦纪十六国之事。
以上十六国史合辑本。
唐初撰《隋书 经籍志》，始著“霸史”之目。其序云：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纪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同时刘知幾于所著《史通 正史篇》中，榷论十六国史之原委较详，然自《十六国春秋》书行，而十六国史尽归散亡。其可述者，独有崔氏之书而已。
《魏书 崔光传》云：
从子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偶、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即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诏鸿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中略)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中略)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代，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乞敕缘边求采。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鸿意如此。后永安中，鸿子子元为秘书郎，乃奏其父书曰：臣亡考鸿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今缮写一本，乞藏秘阁。
盖鸿于生前迄未敢将书进呈，虚撰表文，以求免祸，至殁世后，其子乃表上之，细按传文可知也。又《史通 正史篇》云：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异同，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凡上所述，即崔鸿撰书之始末及其命意之所在也。考崔氏之书，以晋为主 ，又有表 、赞、序、例(见前)，区分时代，各系本录，体载详备，足以包举诸家。惜其书于宋代之《崇文总目》即不见著录，晁、陈以下更无其名，然《太平御览》撰于宋初，犹见称引，司马光撰《通鉴考异》，亦屡及之，光所见者，固非全帙，而其书亡于北宋中叶以后，则无可疑也。世所流传之《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经清代考定，为明人屠乔孙、项琳、姚士粦辈之伪作 。今细检之，乃取《晋书》张轨、李暠(原作李玄盛)两传，及载记三十卷之专详十六国事者，并《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佚文，一一书录联缀而成一编，摭拾略备，用心颇苦；惟《魏书》所叙十六国事，其文不必悉同崔书，而作伪者亦为采入，称为鸿作，则谬妄之尤者也。吾谓后人重辑十六国史，应不出两途：其一，应以辑逸为主，先就《类聚》、《御览》所引，明知其为崔书者，录为一辑，再就他书所载之虽未明言为崔书，而确知其必出于是者，取而附益之，如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是其例也。其二，应以史事为主，不必限为崔书，凡古籍中涉及十六国事者，悉以入录，不遗只字，而一一注明所出于下，如马骕之撰《绎史》，即其例之最佳者。屠氏所作，实同《绎史》，诚能将所辑之书，一一注明，则不失为十六国史之佳本，何必托名崔鸿，而以作伪为哉。浦起龙曾谓，屠氏欲起斯废，毋假初名，毋袭卷数，显号补亡可也，匿所自来，掩为已有，真书悉变为赝书矣，所论诚为中肯。然屠氏之书，署为鸿作，则非攘人之善以为已有者，实以崔鸿原作，大略不出于是，至其已蹈于作伪，则不之知，何若自署其名称为辑本之为得也。
唐修《晋书》，兼引十六国史，而撰三十《载记》，《史通》已言之矣(《正史篇》)。其所采者，固以崔书为多，然亦兼采各国史之原作。汤球辑本，以《汉魏丛书》之简本《十六国春秋》为主，而以《晋书》张、李两传及《载记》全文补足之，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者，再据以改正之。球谓《晋书 载记》所叙十六国事，实采崔书而成，尚无大误，然遽谓《载记》之文，即同于崔书，一一录出，以为不异原作，虽异乎屠氏之作伪，亦不免失于武断矣。《隋志》于《十六国春秋》下，附载《纂录》一十卷，未注为何氏之作，汤球谓即《汉魏丛书》著录之简本(凡十六卷)，由后人摘录崔书而成，校以《通鉴考异》所引，悉与此同，例所称《十六国春秋钞》者，即此本也。又据北齐修《文殿御览 偏霸部》所载，亦悉与简本相同，遂名是书曰《十六国春秋纂录》，并改订十六卷为十卷，以蕲合《隋志》之数，是亦可谓史学界之一发见矣。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汤氏有焉。
其次则南北朝史，部次颇多，有修于唐以前者，有修于唐初者，其中有官修者，有私修者，兹就可考者，列表明之，表中所列，悉据隋唐二志，非有异同，则不复别白云。
书 名
卷 数
著 者
存亡
附考
《宋书》
六十五
宋徐爰
亡
《宋书》
六十一
无撰人
亡
宋大明中。
《宋书》
六十五
齐孙严
亡
《宋书》
一百
梁沈约
存
以上纪传体．
《宋书》
三十
王智深
亡
《宋略》
二十
宋裴子野
亡
《唐志》：王智深《宋纪》三十卷．
《宋春秋》
二十
梁王琰
亡
《唐志》：鲍衡卿《宋春秋》二十卷。以上编年体。
《齐书》
六十 存五十九
梁萧子显
存
今本佚其叙传一卷
《齐纪》
十
梁刘陟
亡
《唐志》作《齐书》。
《齐纪》
二十
梁沈约
亡
以上纪传体。
《齐史》
十三
梁江淹
亡
《齐春秋》
三十
梁吴均
亡
《齐典》
五
隋王逸
亡
《齐典》
十
齐熊襄
亡
《唐志》作《十代记》。以上编年体。
《梁书》
一百 存四十九
梁谢贞
亡
《梁史》
五十三
陈许亨
《梁书帝纪》
七
隋姚察
《梁书》
三十四
谢昊、姚察
亡
《梁书》
五十
唐姚思廉
存
以上纪传体。
《梁典》
三十
隋刘璠
亡
《梁典》
三十
陈何之元
亡
《梁后略》
十
隋姚最
亡
以上编年体．
《陈书》
四十二
陈陆琼
亡
《陈书》
三顾野王
亡
《陈书》
三傅縡
亡
《陈书》
三十六
唐姚思廉
存
以上纪传体。
以上南朝各史。
《后魏书》
一百三十
北齐魏收
存
今本只称《魏书》。
《后魏书》
一百
隋魏澹
亡
《隋志》作魏彦深，彦深即澹之字。
《魏书》
一百
唐张太素
亡
以上纪传体．
《北齐未修书》二十四
隋李德林
《北齐书》
二十唐张太素
亡
《北齐书》
五十
唐李百药
存
以上纪传体。
《齐志》
十
隋王劭
亡
《唐志》作《北齐志》十七卷。
《齐书》
一百
同上
亡
《北齐纪》
二十
隋姚最
亡
以上编年体。
《周史》
十八
隋牛弘
亡
《后周书》
五十
唐令狐德棻
存
今本只称《周书》。
《隋书》
隋王劭
亡
仿《尚书》纪言体。
《隋书》三十二
唐张太素
亡
《隋书》
八十五 内“志”三十卷
唐魏徵等
存
以上纪传体。
以上北朝各史。
《南史》
八十
唐李延寿
存
《北史》
一百
同上
存
以上南北朝合史．
右列南朝诸史，为宋、齐、梁、陈四代，此《南史》所据以成书者也。北朝诸史，为魏、齐、周、隋四代，此《北史》所据以成书者也。南北朝诸史之已亡者，多属私修，《史通 正史篇》，已略论之，可供研考，无事赘述。兹第就见存诸史论之，仅萧子显之《南齐书》，出于自撰，书成而上之于朝，若沈约之《宋书》，则于齐武帝永明五年，被诏纂修，六年二月上之，魏收之《魏书》，则齐文宣帝天保二年，被诏纂修，又命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陆仲让等同预其役，实开唐初设局修史之先声。书成上之。至梁、陈、北齐、周、隋五史，私家不乏作者，多来成书，唐高祖武德中，令狐德棻始议纂修，久而未就，至太宗贞观三年，乃诏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李百药修《齐书》，姚思廉修《梁》、《陈》二书，魏徵修《隋书》，而以房玄龄总监诸史，至贞观十年五史俱成，合称《五代纪传》，凡二百二十五卷 ，此为唐初官修之五史，一称《五代史》者是也。隋姚察始撰梁、陈二史，《隋志》著录之《梁书》帝纪七卷，即察未成之稿也，察亦仅成《陈书》二卷，唐太宗因其父子世业，故命其子思廉踵成之。隋李德林亦成《北齐书》二十四卷，著于《隋志》，称曰《未修书》，以明为未成之作，唐太宗命其子百药，续成《北齐书》，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耳。是则梁、陈、北齐三书，官修其名，而私撰其实也。依此求之，沈约之修《宋书》，虽受命时君，而奋笔一室，不假众手，亦与私撰无殊，即魏收之书，多人为助，亦与唐以后设局纂修之史不同，谓为出于魏收之私撰，亦无不可也。唐代所修五史，惟令狐德棻主修之《周书》、魏徵主修之《隋书》，成于众手，是为官撰，与魏晋南北朝私家所修诸史，大异其趣，是则与梁、陈、北齐三书，不可并论者耳。
李延寿之作《南史》、《北史》，本为承其父大师之遗志，《北史 序传》，曾详言之。其略云：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尝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宋、齐、梁、魏四代有书，自余竟无所得，……家本多书，因编辑前所修书，贞观二年终，……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子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子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阙，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终。十五年任东宫典缮丞，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褚遂良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敕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披寻，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自手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几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南史》、《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
又延寿《进上<南史>、<北史>表》云(见《序传》)：
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一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犹未出，然其书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
寻此所论，《南》、《北》二史悉由延寿自造，不假众力而成。故一则曰私为修撰，再则曰止资一手，以示别异于贞观官撰之五史，此诚陈寿、范晔以后所仅见者也。司马光称延寿之书，乃近世之佳史。虽于讥祥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净，比之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贻刘道原书》)。此由修《通鉴》时，细心称量而出，自属确评。大抵二史之效，即为删繁就简，往者赵翼尝取八史核对，延寿于宋、齐、魏三史，删汰最多，以其芜杂太甚也；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则增删俱不甚多，以五史本唐初所修，延寿亦在纂修之列，已属善本故也。故翼又总称之曰，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 。此盖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南北史粗得作史”之体一语同其意旨者。尝谓三代以下，汉唐为盛，而汉之前有秦，唐之前有隋，皆所以为其统一之先驱。隋开国未久，即灭陈而统一南北，不得侪于南北对峙之七朝，而李氏必以列入《北史》，何也 夫陈氏《国志》，称曹魏为本纪，所以明晋统，李氏《北史》，侪隋代于七朝，所以尊唐宗，皆所谓有意为之，不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今本宋、南齐、魏、北齐、周五史，皆有阙略，而《北齐》、《周书》尤甚，除《南齐》外，多取李氏《南》、《北》二史补之，《魏书》之中，间有采魏澹书补入者，今取诸史观之，似为整齐之作，而实则残阙不完。梁章钜谓自《南、北史》行，而八书俱微，诵习者鲜，故愈久而阙佚愈甚(《退庵随笔》十四)，信为笃论。是则八书转赖《南、北史》以传，而《南、北史》之有功于史学，亦大矣哉。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以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无志，诏修《五代史志》，以长孙无忌监修，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奏上，此即附于《隋书》之十志凡三十卷者是也。《史通 正史篇》叙及此事，谓修志者为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人，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所论最为辨晰，其编入《隋书》者，以其序为最后耳。吾谓此等编次之法，最得史体，其他四史，则不必一一作志，以省卷帙，厥后钱大忻撰《元史 艺文志》，兼举辽金，即用此法，不知此者，乃谓《隋志》上及梁、陈、齐、周，失于断限，抑何不考之甚耶
综上所述，源流略具，官修之史，十才一二，私修之史，十居八九，其上者如陈寿《国志》、范晔《后书》、李延寿《南、北史》，次者如司马彪之《续汉志》、华峤之《汉后书》、臧荣绪之《晋书》，皆私史也。沈约《宋书》，名为敕修，实出一人之手，亦私史之比也。故论本期之史，以私修者为多为佳，而官修之史，不过随以附见而已。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师，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竞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徵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竞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数访于王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晋书 王隐传》)。郄绍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遂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 徐广传》)。以此二事证之，乃至不惮攘窃，以成己名，修史之重，又可知矣。自司马迁撰《自序》一文，系于《史记》之末，述其先世所自，及世为史官，兼明作史之意，是其本旨未为失也。班固《叙传》，自侈家世，乃于其父班彪撰《史记后传》之事，不著一字，若无范书，即无从晓其本末。或谓以子继父，无烦注明，颜籀注班，即其显例。此殊不然，事实具在，讵得泯没，以班例马，亦其失也。厥后作史诸家，竞相仿效，侈述先德，累牍连篇，有若沈约、魏收、李延寿诸作，或云自序，或称叙传，虽云有例在前，多无关于作史，盖于是时，人人以拟孔、左，家家自况马、班，若非从事侈陈，其名无由而显，是则风气使然，贤者不免，而作史动机，亦由于此矣。
本期史家等第，亦可一为摧论，陈寿、范晔、沈约、李延寿，是为上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干宝、臧荣绪、崔鸿、裴子野、王劭，抑其次也。其余诸家半归散佚，就其存者论之，非上述诸家之比矣。往者刘勰《文心》谓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而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史传篇》)，是史之有例，始于邓粲矣。刘知幾《史通》更纵论之，其言曰：
昔夫子修史，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踰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中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粲)孙(盛)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自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辞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师不事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序例》)。
是则史例之作，始于干宝，而邓粲效之，范晔《后书》有例，已具论于前，证以《史通》，语益不诬，而魏收袭之，尤为有据已。寻《史通》所论，不惟干宝、邓粲、孙盛、范晔、檀道鸾、沈约、萧子显、魏收之书有例，而李百药《北齐书》、唐修《新晋书》亦莫不有例，今虽亡佚莫考，然发凡起例，为作史之良法，创于孔、左，而大盛两晋、南北朝矣。见存之书，若范氏之《后汉书》，沈氏之《宋书》，则最得此意者也。陈寿《国志》，成于范书之前，当代已推为良史’然其可称道者，乃在仿《国语》、《国策》之体，而造成三国分峙之国别史。其后若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路振之《九国志》，吴任臣之《十国春秋》，皆闻陈寿之风而兴起者，亦《国语》家之支与流裔也。范氏作史，高自位置，见于《自序》，论者亦以为然，无待详论。若夫李延寿之作《南、北史》也，一用《史记》之法，取在南之宋、齐、梁、陈，在北之魏、齐、周、隋，合而纵述之，以成通史之一段；一用《三国志》之法，南北并述，而为国别史之后劲；其后薛居正、欧阳修，合梁、唐、晋、汉、周而为一史，即承用延寿之成法；若衡以《史通》所论，则《南》、《北》二史，盖合《史记》、《国语》两家而兼之矣。李氏自称依司马迁体，连缀以拟《史记》，今考其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为一家之学，马、班、陈、范而后，盖所罕见，以云拟马，非夸词也。沈约《宋书》繁简失当，尝为后人所嗤，所撰八志，亦谓失于断限。不悟《宋书》之长，正在诸志，约《序》自称，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则前史之有志者，约已擷其菁英，其无志者，又藉此补其未备，是犹《隋书》之附载《五代史志》，必合而观之，始可考见前代典章之全，作史良法，无过于此，昧者不达，众而嗤之，抑何陋也。南北八朝之史，唯沈约《宋书》，详赡有法，所撰诸志，上继史、汉以弥陈寿以来诸作之缺，其体略如后来之《五代史志》，如此编次，尤具史识。沈氏本已编撰晋、宋、南齐诸史，斐然可观，惜今存者，独《宋书》耳。此书保存史实最多，实在《晋书》之上，李氏《南史》，于宋事剪裁过甚，《宋书》之不可废，亦其一因。故吾摧论魏晋南北朝之史家，以陈、范、沈、李四氏为上选焉。司马彪、华峤、袁宏、习凿齿、臧荣绪之书，略论于前，皆不愧为作者，刘知幾极推干宝、裴子野、王劭，其于干宝则曰：“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补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史通 载言》)又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又《正史》) 其于裴子野则曰：“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约次之。”(《正史》)又曰：“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论赞》)又称：“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杂说》) 其于王劭则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共诋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子野字)务为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 (《叙事》)又曰：“王劭《齐》、《隋》二书，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之饰辞，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存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载文》)由其推挹之至，知其为史家之良者矣。崔鸿撰十六国之国别史，综此群书，取材繁富，悉就陶冶，诚为难能，陈氏《国志》之亚也。或谓萧子显曾撰晋、齐二史，不愧一代作者，魏收之书，虽以秽史见嗤，然实详赡有法，其《官氏》、《释老》二志，更为创作，姚察、思廉，李德林、百药两父子，俱两世作史，亦应侪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亦协于议论之公者也。
右述私家诸史，仅举其荦荦大者而已。上述之外，如梁吴均之《通史》，魏元晖之《科录》，《史通》讥其全录旧史，芜累尤深，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正史篇》)。然实为乙部之总录，亦本期之钜制也。若乃衍本纪之体，而为《汉纪》、《魏纪》、《晋纪》；衍列传之体，而为耆旧传、先贤传、高士传、孝子传、列女传；衍书志之体，而为舆地志、方物志、文章志；衍表谱之体，而为帝王谱、百家谱、姓氏谱、宗族谱、中表簿；皆正史之支与流裔，而有不暇悉述者矣。综论本期私家诸作，与史体相近者，计有二端：一曰典礼，二曰方志。昔者周公初制官体，垂为一代大典，复有经礼三百，典礼三千，以为仪文之节制，于是有《周礼》、《仪礼》二经，其后应劭注《汉官》，复撰《汉官仪》，卫宏亦撰《汉旧仪》，而丘仲孚撰《皇典》，何胤撰《政礼》，齐、梁之世亦大修五礼，与其役者，前为王俭、何胤，后为沈约、徐勉，疑何胤所撰之《政礼》，即为五礼之一部，皆自《周礼》、《仪礼》推而出之者也。古有《世本历谱牒》，司马迁因之以作年表，而后世乃有氏族谱牒之学，更因之而造家传，又由谱牒而变为目录，刘向、刘歆父子始撰《七略》，班固本之以作《艺文志》，荀勗本之以造《文章家集叙》，挚虞本之以造《文章志》，是盖由簿录记载，而渐成专门名家，凡兹所录，亦为典礼之一。《周礼》之纪职官，《仪礼》之载节文，委曲繁缛，亦近谱录。此其部次应属于典礼者一也。古有《禹贡》、《山海经》以志舆地，为后世图经之所始，其后有《水经》，而郦道元注之，阚骃更有《十三州志》，而常璩撰《华阳国志》，最为有法，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曰刘先主，曰刘后主，曰大同，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所载皆巴蜀一方之史事，而无一语及于舆地山川，是又源出于《越绝书》、《吴越春秋》(有赵晔、皇甫遵二本)，而不属于图经者也。往者章学诚尝论方志与图经异趣，方志如列国之史，无所不载，山川、都里、名胜应汇入地理，人物当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 ，依此求之，如陈寿之《益部耆旧》 ，周裴之《汝南先贤》，徐整之《豫章烈士》，悉名为传，实具方志之一体，而艺文目录之属于一方者，亦应编入方志，至如司马彪《九州春秋》，亦不专属于图经，是则方志一体，实兼图经而有之矣。此其部次属于方志者二也。今取《隋志》阅之，若斯之类，杂然并陈，骤数之不能终其物，是即史学盛于魏晋南北朝之明徵。吾谓王官失守，而诸子之学以兴，史官失守，而乙部之书目盛，当此之时，笃学之士，竞以作史相尚，有日新月异之势，亦如诸子之在晚周，以异学争鸣，而结璀璨光华之果，研史之士，可无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