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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欲知一时代中人民生计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费，次知其所入几何，以供此费，为有余，抑为不足？若有余者，其余财用诸何方？而其俗之侈俭可知矣。一切费用，若能均以钱币计算，自为最便。苦于前代，钱之为用，不甚普遍；晋室东渡以后，又南北分离，币制既不统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铸之钱，不得民信，民间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为代之物，又不能画一；故其计算极难也。
语曰：“食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价，而欲知谷价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历代度、量、衡制，略见于正史之《律历志》，然与民间所用，实不甚相符。《隋书》所载晋、南北朝度制，以晋荀勖准《周礼》所造，即所谓晋前尺者，为计算之准。此尺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王莽时刘歆所造之铜斛尺，后汉之建武铜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较此长七氂。江东所用，谓之晋后尺，当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间所用之尺，传诸梁、陈者，当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后三种：前尺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当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后尺，亦即后周民间所用，当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谓东魏尺者，为高齐所沿用，当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后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等累黍造尺，从衡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561），见下。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谓之玉尺。《隋志》云：俗间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与相承一铜籥云是蔡邕铜籥者，校计相符。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当时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然又云：“平齐后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则玉尺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铁作，俗间名为铁尺。《志》又载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谓“今之铁尺，是大祖遣苏绰所造，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平齐之始，已用宣布，因而为定，弥合时宜”，则铁尺初非取诸宋氏。不知周氏讳言之而妄云为苏绰所造邪？抑绰之所造，实取正于上国也？《志》又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则其尺亦未尝行也。量法：《隋志》引魏刘徽《九章商功注》：谓王莽铜斛，当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五年十月，准为铜升，班之天下。依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称法：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称。案魏孝文、齐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举；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尤为旷然一大变革；然实皆未行。《魏书·本纪》：大和十九年（495）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北齐书·本纪》：天平三年（537）八月，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周书·本纪》：建德六年（577）八月，议定权、衡、度、量，班于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书·本纪》：大业三年四月，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案《魏书·张普惠传》：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万姓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重，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其在库绢、布并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后普惠表论时政得失，又以审法度、平斗尺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为首。二人之论，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495），不过二十年耳。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大和之诏，初未尝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魏大和五年（481）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县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造四铢钱。三年（456），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大和十九年（495），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志》又云：“黄初二年（221），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350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寖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奸。”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具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流，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
金、银为用不广，钱又不足于用，所资以交易者，实惟谷、帛为多。宋世周朗，亦主废钱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不患其难。”可见北多用帛，南多用谷。351欲计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长、广。《宋书·律志》谓“布幅广二尺七寸，四十尺为匹”，较《汉书·食货志》所云“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者少广。《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则与《汉志》符同。又云：“六十匹为一端。”案大和班禄之先，户以九品混通，各调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详见第三节。一匹二丈，则六十尺。盖因有是调，乃有一端之称也。352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则多言绢、布，盖以绢为丝织之总名。353《北齐书·李元忠传》云：元忠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缣，又载世宗书辞曰：“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缣，下言绢，其明征矣。是时铜钱日少，故绢价日廉。《晋书·石勒载记》：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百姓私买，则中绢四千，下绢二千。魏大和十九年（495）行钱，内外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铸五铢，官欲贵钱，出藏绢，分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盖官卖止收好钱，私市兼收恶钱。普泰元年（531），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则利于多取，其时绢价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谟传》云：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可见四百为多取也。自石勒之时，至于魏世，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亦颇与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载谷价，多在饥荒丧乱之时，实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晋、南北朝谷价异常者：《惠帝纪》：元康七年七月，关中饥，米斛万钱，时直齐万年之乱。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时直张方之乱。《怀帝纪》：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时刘曜、王弥陷京师。《愍帝纪》：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时刘曜自前月逼京师。《成帝纪》：咸和四年正月，苏峻子硕攻台城，城中大饥，米斗万钱。《魏书·僭晋传》云：谷石数万。咸康元年（335），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石季龙载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吕光载记》：光之称酒泉公，谷价腾踊，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之将亡也，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十余万。《魏书》本传同。《秃发氏载记》云：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其尚书左丞婆衍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则尚未至如《隆载记》所言之烈。盖其初危急时，与后极困弊时，谷价又有不同也。《宋书·沈演之传》：元嘉十二年（435），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前废帝纪》：大明八年（464），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数百。354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斗。案《孔觊传》言：大明八年（464），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南史》亦同，则作斗者是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502），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庾革传》亦言革以是时行会稽郡事，时承凋敝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斗数千，人多流散。《侯景传》言：景围台城时，食稍尽，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传》云：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谷价之翔贵，由于水旱者实少，由于兵乱者特多且甚，此以见人祸之更烈于天灾也。其稍近于常情者：《晋书·食货志》载户调之式，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此恐亦仅能取诸户主。课调既愈远而愈轻，则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斗之价。此大粗略；且远夷情形，亦与中国不同；不足以考谷价。《齐书·豫章王嶷传》：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此条最可考见南朝谷价。荆、湘为产米之区，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谷斛不及百钱，余瘠薄之地当较贵，则当在百钱左右也。梁天监四年（505），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农，自无疑矣。然《魏书·食货志》言：天兴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隋书·食货志》言：东魏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魏初绢匹，假依石勒时中绢为四千，斛得钱约五十，其斛傥与古量相同，已去天监之世不远。东魏之世，斗、称于古，既已二而为一，则古斛一斛，仅得四钱半，不惟视梁之米斛三十为廉，且较汉宣帝时谷石五钱犹下矣。岂其所谓斛，犹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时，不论南北，粜价皆贱，则似不足疑。此当时论者，所由多以伤农为虑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为人五升，已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似亦无甚差殊，此固不应有异也。《晋书·食货志》载邓艾论屯田之语曰：“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十万之众，五年食三千万斛，则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斗六升余，此似乎大多。然《宋书·乐志》载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散骑常侍顾臻表谏伎乐之语，谓“兵食七升，忘身赴难”。又《宋书·刘勔传》，载勔策攻县瓠之语，谓“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则人岁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则与五升之数，相去不远矣。《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云：“粟五十粝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邓艾之语，盖据粟言之，一斗六升粟，得粝九升许，以稍精凿之米言之，则亦与顾臻、刘勔所云相去不远也。《梁书·何胤传》：胤谓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陈书·孝行传》：司马嵩丁父艰，日食薄麦粥一升。张昭及弟乾，父卒，并日食一升麦屑粥。此为衰者、毁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书·江革传》：革为元延明所执，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齐书·孝义传》：崔怀慎孤贫独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所以为至觳之养，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于古。《北齐书·库狄伏连传》：附《慕容俨传》后。家口百数，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若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盖谓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减于古之五升。亦足证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也。
《晋书·何曾传》云：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355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读史者皆以为极侈，其实亦不尽然。《北齐书·韩轨传》：子晋明，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然则万钱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则又倍之耳。若寻常之食：则《宋书·衡阳王义季传》云：义季为荆州刺史，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月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丰所啖肉，未必更由官给。然则日得钱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阙于甘旨之养矣。《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独食月得四百五十钱，略半于义季所以周续丰者，亦不为甚俭矣。《南史·褚彦回传》云：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何曾所食，设有若彦回时鳆鱼者，但一味，已去万钱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记载真实，而又参互详考之，无甚远于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价已见前。《宋书·沈怀文传》云：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是。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此虽异常之价，然二者横调既同，价之增当亦相近。假以绢一匹为钱二千五百，绵一两为钱三百五十，则绵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绢匹三百，绵斤当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齐书·褚渊传》：渊死后，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大祖所赐渊白貂坐褥，356坏作裘及缨。白貂盖为名裘，当时之貂，亦产于今之吉、黑。《魏书·勿吉传》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韦传》曰：亦多貂皮。间关至中国殊不易。《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谓其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天下以为名裘，其地尚较勿吉、失韦为近也。质价固非卖价，然渊甚贫，所质必与卖价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贵也。
《宋书·后妃传》：明帝陈贵妃，家在建康县界，有草屋两三间。357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则以草屋改为瓦屋，每间所费，为万至万五千钱。《蔡兴宗传》：父廓，奉兄轨如父。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造价若倍于改为，则五十万之赀，可得屋二十五间或十八九间也。造屋所费如是，买宅价亦相近。《齐书·王琨传》：琨罢广州刺史还，宋孝武问还赀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千万买邻为虚言，百万买宅为实语，则其所费，倍于蔡廓耳。广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举称，故其所费较多也。崔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与蔡廓起宅所费略侔。桓闳弟子昙深，为临城县，罢归，得钱十万，买宅奉兄，见《南史·桓护之传》。则其人以行义称，故其所费为独少也。《晋书·石勒载记》：勒将营邺宫，其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怒，欲收之。其中书令徐光又谏。勒为之止，而叹曰：“人家有百匹赀，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勒时中绢之价为四千至千二百，下绢之价为二千至八百，已见前。百匹市宅，以中绢计，为钱十二万或四十万；以下绢计，为钱八万或二十万；亦与南朝相去不远也。
《晋书·食货志》言：惠帝荡阴反驾，囊钱三千，似至俭矣。然《魏书·萧宝夤传》言：宝夤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要系千许钱以奔虏；又《司马楚之传》言：有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则当时民间行旅，原不过赍钱数千，惠帝亦侪于氓庶耳。《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晋世布价，十倍齐初，粟价亦当十倍，数斛粟亦当得数千钱也。《习凿齿传》：桓温追蜀人知天文者至，问国家运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悦，送绢一匹，钱五千文。星人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高义，乞为标揭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赀，是听君去耳。”以萧宝夤、魏咏之所赍例之，温之所赠，亦未为薄也。
不徒以为行赀不为菲也，即以为棺价亦然。《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以崇圣寺慧首鬀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刘墓，为有司所奏。又《张融传》：遗令以三千买棺。《梁书·刘歊传》；歊著《革终论》，欲死后以一千钱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论言“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则亦非过于俭者。然则当时棺价，极亦不过数千钱耳。
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杂载物价颇多，今摘录如下：《种瓠篇》云：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种胡荽篇》云：春种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干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还出之。但不湿。亦得五六年停。一亩收十石。都邑粜卖，石堪一匹绢。秋种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种桑柘篇》云：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夺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二百。亦堪作履，一两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锥刀靶，一个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犊车材，一乘直万钱。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着地中，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一具直绢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于山石之间北阴中种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处，多掘深坑，于坑之中种桑柘者，随坑深浅，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一树直绢十匹。《种榆白杨法》云：榆：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挟者即可砍卖，一根十文。挟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一直二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料简剥治之功，指柴顾人，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已自无赀。岁出万束，一束三文，则三十贯。荚叶在外也。况诸器物，其利十倍。岁收三十万。砍后复生，不劳耕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惟留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聘财、资遣，粗得充事。白杨：一亩三垅，一垅七百二十株，一株两根，一亩四千三百二十株。案当作根。三年中为蚕，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备。《种棠篇》云：八月初天晴时，摘叶薄布，晒令干，可以染绛。成树之后，岁收绢一匹。《种谷楮篇》云：三年便中斫。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种槐柳楸梓梧篇》云：杨柳：三岁成椽，一亩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合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箕柳：至秋任为簸箕，五条一亩，岁收万钱。柞：十年中可杂用，一根直十文。二十岁中屋樽，一根直百钱。《种红花蓝花栀子篇》云：花，负郭良田种顷者，岁收绢三百匹。一顷收子二百斛，与麻子同价。既任车脂，亦堪为烛。即是直头成米，二百石米，已当谷田，三百匹绢，端然在外。此皆当时物价间可考见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为计算之单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语工夫二字，358专指时间言之，乃其偏端之义。溯其原，则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谓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书·孝义传》：王彭，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砖。此为夫字之义。《晋书·文帝纪》：帝将伐蜀，谋众曰：“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刘曜载记》：曜葬其父母及妻，游子远谏，谓：“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为一工也。庸力者即准此论直。《齐书·王敬则传》：敬则为会稽大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子良启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订直，民自为用。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均夫者，通计全工须用人力若干，均之各家。订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干，有不能力作之人，许其出直以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许其出直以为代也。民间订直，或不必皆以见钱，敬则则一以见钱计直而取之，故云评敛为钱。《东昏侯纪》言其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其所为亦犹是也。民间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还之者。又有技艺者，其顾直与徒能力作者不同。《宋书·孝义传》：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族皆尽，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无被袴。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逆取谓暂未给直。施之则不取其直。佣力报答，则以夫直还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闲木功，庸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父亡，以为奉终之义，情理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性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散夫，盖别无技艺，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闲木工，此即所谓作匠，原不应取散夫之价，故其取之为谦虚。搆冢云取贱价，盖亦指此。客为依人之称，兼具隶属之义，故晋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十夫客受取买主之赀，盖亦同于奴婢，故有自卖之名。所异者，还其买价，即可自赎耳。《宋书·自序》言：世祖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军事。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亮病其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谓：“比见役人，未明工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备关限。”公家役民，程课之法，亦必本诸习俗。彼此相况，则民间庸顾之法可明。虽受顾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时，往必后于未明，罢必先于闭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罢之后，工力自仍为所自有。此时力作，是谓私夫。故原平得庸赁以养母，又得聚以自赎也。庸力得直，可使农民于稼穑之余，别有所入。无常职者，尤恃此为日食之资。程课宽严，平直高下，于民生舒蹙，所关实大。《齐民要术》言：指柴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则日得卅钱，已为顾直之优者矣。其《种红花蓝花栀子篇》又言：“一顷收花，日须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则指物顾人，自为当时通法。盖由民间钱少故如此。日得钱三十，准诸谷价，不为不优。然此尚须卖出柴始得钱，而主人亦不更给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顾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此盖当时伎乐庸直。伎乐之艺，自更优于匠人；且为侈靡之事；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较优也。
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此言计算农家生计，最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当得粟九十石。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当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远，米斛以百钱计，当得万八千钱；绢匹以三百计，当得六十匹绢也。今试本此，以观其时人之所入。晋世，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食俸日五斛。大康二年（281），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291），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于农家五人终岁之计。绢三百匹：依石勒时中绢官定之价，为钱三十六万；私价百二十万。下绢依官价，为钱二十四万；私价六十万。绵二百斤，据前所引沈怀文说，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时中绢官价，斤得钱二千六百八十八；私价得钱八千九百六十。下绢官价，斤得钱千七百九十二；私价得钱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为钱五十三万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或三十五万八千四百，或八十九万六千。合绵、绢二项，为钱六十九万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万二千，或五十九万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万六千。以粟斛千钱计，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斗，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顷，所入不易计算，以再食俸一年计，又得千八百斛。奉、绵绢、菜田三项合计，其所入，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斗，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五千有九十六斛。当农家五口之计，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进，食奉日四斛；春服绢五十匹，秋绢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大子大傅、少傅同。尚书令，食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依此可以类推。《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谓其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盖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饷，宜乎其穷蹙矣。《魏书·薛虎子传》：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宜矣。若论赀产之数，则贫民所有，不过数千。《齐书·顾宪之传》：西陵戍主杜元懿请增诸埭税，宪之议言：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是也。富人则有千万倍于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详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史·张敬儿传》：敬儿诬襄阳吴泰与袁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财货，直数千万；359此尚苞括各项资财。若《晋书·郗鉴传》，言其子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宋书·萧惠开传》，言其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曹虎传》言其在雍致见钱五千万；《南史》作七千余万。又云：悉厚轮大郭，他物称是。则尚非其赀产之全。其贪积最甚，若梁之临川王宏者，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则其赀财，更不可以称计矣。财多如此，故其用财亦无节限。《齐民要术》言：男女嫁娶，得绢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绢匹二百，不过钱三万六千。《宋书·武帝纪》言帝俭德，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晋书·卞壸传》：言壸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既已数倍或十数倍于平民。而刘敬宣女嫁，武帝乃赐之钱三百万。萧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须应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则更不成语矣。婚嫁一端如此，其余诸事，又可推想也。
第二节 豪贵侈靡
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第二章第一节，已略言之。此盖自古以来，操治理之权者，积渐堕落，以至崩，非一人一事之失也。《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奏议，言“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王导传》：导言：“自魏氏以来，迄于大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足见晋初之弊，皆沿自魏朝。而魏世之弊，则又有沿诸秦、汉者。《江统传》：统转大子洗马，上书曰：“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360渐染相放，莫以为耻。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夫商贾之事，古之士大夫，莫不视为大耻，今乃以大子之尊，而公然为之，封建之世，治人、食于人者之节概，扫地尽矣。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当时奢侈之事，观史之所载，殆无不出于意表者。如王济食晋武帝，供馔悉贮琉璃器中，已见第二章第一节。《石崇传》云：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三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采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琉璃、珊瑚，乃西域、南海之物，既路途遥远，又丧乱荐臻，宇县分隔，致之甚艰，而晋初君臣，乃能多致之如此，其骄淫矜夸，可以想见。当时以奢侈闻者，如竟陵王楙、何曾、夏侯湛、任恺、贾谧、贾模等，其事迹皆见《晋书》本传。王濬功名之士，而史称其平吴之后，不复素业自居，玉食锦衣，纵奢侈以自逸。习俗之移人，可谓深矣。奢侈之极而无以供，则不得不竞为聚敛。如义阳成王望、《望传》云：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望孙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和峤、杜预称峤有钱癖，见《预传》，亦见《峤传》。《王济传》云：峤性至俭。家有好李，武帝求之，不过数十。济候其上直，率少年诣园共啖，毕，伐树而去。王戎等是也。《戎传》云：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又云：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俭以持身者，殆为凤毛麟角。当时以俭称者：如高密王泰、下邳王晃、刘寔、山涛、华恒等是，皆见《晋书》本传。然泰子新蔡王腾，史称邺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性俭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数尺。人不为用，遂致于祸矣。甚至身当戎马之际，日迫危亡之机，而犹不能自振焉。如罗尚，史称蜀中风谣，谓其富拟鲁、卫，辞固多诬，见第三章第六节，然谓尚不富亦不可得也。又如王浚，361《裴楷传》言石勒簿其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浚之所以败，未必不由此也。流风所被，则虽贤者亦不能独立，而不得不随俗波靡矣。如杜预饷遗洛中贵要，苟晞厚遗都下亲贵是也，见第二章第一节。刘毅等数劾奏何曾侈汰无度，武帝一无所问。益州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大守杨宗及唐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盖其视贪侈，亦习焉而不以为怪矣。曷怪其口言节俭，而卒不能董之以齐斧哉？参看第二章第一节。
当时之贵戚、功臣，非惟侈靡而已，其敖很又特甚。如石崇因其帐下泄其作豆粥、韭蓱齑及御牛之法而杀其人，又吹笛小不韵而杀其伎是也。骄侈之极，则见恶于人，而身亦不免。《晋书·何曾传》言：曾每宴见，不食大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馔。又云：人以小纸为书者，362敕记室勿报。曾子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劭庶兄遵，性亦奢汰。遵四子：嵩、绥、机、羡。史惟于嵩无贬辞。于绥则云：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敖。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刘舆、潘协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于机则云：性亦矜敖。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拜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于羡则云：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板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得谓之偶然乎？《石崇传》云：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曰：“在所择。”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返，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夫其所以召祸，亦未始非其敖很有以致之也，岂真以一伎哉？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当时贵势中人，轻浅寡虑如此，而欲任之以家国之重，安可得乎？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元帝渡江，奢侈之风，未之有改。363《晋书·纪瞻传》云：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谢安传》云：安于土山营墅，楼观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则虽贤者亦不免焉。安弟石，遂以聚敛无厌，取讥当世，不可谓非父兄之教不先也。武人如陶侃、刘胤，见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世族如王国宝等，国宝，述之孙，坦之之子也。史言其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家。不知礼义者，自更不足责。恭谨志节之士，不随俗波靡者，如周、卞壸、褚裒、庾冰、桓冲、王恭、殷仲堪等，其为凤毛麟角，亦与西晋之世无以异也。南方之豪，其贪纵鄙吝者如周札等，亦与北方之士无异。《札传》云：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敝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此与新蔡王腾，可谓双绝矣。《谢安传》言：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以为珍膳。顶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364江东之穷困如此，而北来新人，溺于故习，南方旧族，率其弊俗如此，欲求振起得乎？
凡政治，每随风俗为转移，而欲以政治之力，矫正风俗者，则往往仅能收效于一时，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然使惩劝有方，亦尚能收一时之效。而晋、南北朝之世，则并此而无之。《晋书·范宁传》：宁上书曰：“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博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敖诞成俗。”其弊可谓深矣。然不赡者岂不穷而思反，合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贺琛之言观之，而知整饬之非遂无术也。乃谢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曰襄墨，此徒以虚名贬斥，而时尚不能用，况其进于此者乎？《王述传》云：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赂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犯法至千三百条，而犹为当时所叹，可见时俗之波靡矣。而王导之徇私纵恶，其所犯，又奚翄千三百条而已哉？
纵侈之为，固多出于贵势，然纪纲既紊，则亦将延及平民。《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曰：“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椟，集服累笥。逮至婢竖，皆无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365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不可称纪。至有列以游敖，饰兵以驱叱，不亦重甚哉？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于民。366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梁武帝中兴二年367（502）下令曰：“自永元失德，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粥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368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可见侈靡之风，渐染氓庶矣。武人不知礼义，所欲者不出于声色货利之间，故开创之后，不继之以文教者，敝俗必不能革。刘穆之，宋开国元臣也，而自奉不免奢豪；参看第九章第七节。《宋书》本传云：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豪不以负公。”王镇恶，亦当时名将也，而入关裒敛无极。《镇恶传》云：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此后贵戚、武人之伦，抑更不足论矣。宗室中如梁之诸王，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外如宋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齐萧景先之子毅、陈始兴王叔陵；世族如谢灵运、虞悰；国戚、功臣之后，如宋之徐湛之、何勖、孟灵休，齐之到等；史皆言其纵侈。武人如沈攸之，见第九章第九节。张敬儿，见第十章第一节。鱼弘、羊侃，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沈庆之、夏侯夔、孙玚等，其事迹皆见本传。世族既骄淫矜夸，其人遂不足用，乃不得不任所谓佞幸者流。此辈出身虽微，而既小有才，能把握事权，则其势焰熏灼，臧污狼籍，又非世族之无能为者比也。参看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四节。开创之君，大率多有俭德，然不一再传，即复流于纵侈。参看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四节。甚至迫其臣以贡献，369《宋书·后妃传》云：大宗为后废帝立江皇后为妃，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及百金。始兴大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南史·齐武帝诸子传》云：南康王子琳，以母宠故，最见爱。大尉王俭因请婚。武帝悦而许之。群臣奉宝物、名好，尽直数百金。武帝为之报答，亦如此。盖几成例举矣。《崔慧景传》云：每罢州，辄倾赀献奉，动至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垣闳传》云：孝武帝即位，以为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还，赀财巨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朝，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魏书·岛夷传》云：梁武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其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梁武未必贪取于下，然其政事既废弛，则积习亦不易改也。或取之以樗蒱，370樗蒱永日，最为恶习，然在当时，几上下皆习之。《晋书·陶侃传》言：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可见东渡之初，此风已甚，后乃更借之以取财。《桓玄传》云：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当时如是者必非玄一人。《南史·朱修之传》云：修之立身清约。百城贶赠，一无所受。惟以蛮人宜存抚纳，有饷皆受。辄与佐史赌之，未尝入己。可见时俗渐靡，不以为非。《颜师伯传》云：孝武尝与师伯樗蒱。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得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此与逼夺又何异邪？且此风无间南北。《魏书·食货志》：和平二年（461）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此已为非礼。《北史·王思政传》：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诸将樗博取之。物尽，周文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则其恶风全与南朝无异矣。或径出于劫夺。《齐书·到传》：
资藉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伎妾姿艺，皆穷上品。爱仗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罪，付廷尉，将杀之。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责。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又《刘悛传》：悛既藉旧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朝，欲献之，而世祖宴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高宗启救之，见原，禁锢终身。又《张欣泰传》：父兴世，元徽中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感病卒。群下效之，相驱成俗。《南史·王僧达传》：为吴郡大守。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渔阳王绍信，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大守郑道盖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此亦与劫夺无以异也。观于南北朝之弊风，而知罔不小大，草窃奸宄之非虚言也。京邑如此，边方自更无忌惮。《宋书·刘秀之传》言：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大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寮，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罗研言蜀中之民，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盖有由也。《南史·梁宗室传》言：邓元起在蜀，崇于聚敛，金玉珍物为一室，名曰内藏，绮縠锦绣为一室，号为外府。此盖萧渊藻诬蔑之辞。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无此语，盖知其不足信而不之采也。然亦必宦蜀者贪取已甚，乃能为是诬辞也。梁、益如斯，交、广更不必论，其屡招外寇而激起土人之怨叛，亦宜矣。参看第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侈费甚则所入虽丰，仍苦不足，乃不得不厚自封殖。梁临川王夺人田宅、邸店，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崇水碓至三十余区，371仓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财物称是。其仓头，盖即使管治田宅、水碓等者，非以供使令也。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田园之盛，观前所述谢氏世业，即可见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而此曹又多封固山泽，详见下节。《齐书·虞悰传》，言其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魏书·毕众敬传》，言其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知当时豪富之徒，能持筹握算若王戎者，为不少矣。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兴。”郑羲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此盖田舍翁所不忍言，商贾人所不屑为，而当时士大夫，讼言之公行之而不以为耻。“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盖亦有迫于不得已者在邪？梁之萧琛，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此所谓随身用度，悉仰于官也，古人如此者多。此已为贤者。周王思政不营赀产，尝被赐园池，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命左右拔而弃之，亦尚不失武士之风。若乃徐勉，虽居显贵，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尝为书诫其子崧曰：“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则一人而已矣。
既以不足为患，自不得不流于吝啬。372案当时士夫，家口率多，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江南士夫，又无田业，惟资俸禄以为食，见《颜氏家训·涉务篇》。其患不足，理固宜然。治生纤悉，容或势不得已，非尽可以为讥议。《南史·王琨传》云：俭于财用。设酒不过两盌，辄云此酒难得。盐、豉、姜、蒜之属，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赋之。此非其性癖，即必有所不得已也。《陈书·沈众传》云：众性吝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558），兼起部尚书，监起大极殿，怛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众性狷急，于是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高祖大怒。以众素有令望，不欲显诛之，后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众之死，有他故否难考。假其不然，亦以狷急致祸。史所采者积毁之辞，不足信也。《魏书·崔亮传》：亮从父弟光韶，家足于财，而性俭吝，衣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然又云：其家资产，皆光伯所营，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后送还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贷，仆不知也。”竟不纳。则光韶必非矫啬之人也。又《张烈传》云：弟僧晧，好营产业，孜孜不已。藏镪巨万，他资亦称是。兄弟自供俭约，车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僧晧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则其兄弟皆非不用财之人，特不好饬车服耳。清节易招嫉忌；欲沾润泽而不得者，尤易造为诬谤之辞；不可不分别观之也。然如北方之崔和，埋钱数百斛，母思堇惜钱不买，而其子乃盗钱百万亡走；又如《颜氏家训》所云邺下领军，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者，见上节。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敝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则虽欲不谓之为吝啬而不可得矣。然真有俭德者，亦易见毁于人。朱修之之去荆州，秋毫无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谷、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可不谓廉乎？乃其《传》又云：性俭刻，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赡。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赡之，西土称焉。耗公家之财以奉其姊，孰与躬履俭素，与九族同之之为爱人以德？史之所云，谓非恶直丑正得乎？《魏书·良吏传》言：杜纂历任好行小惠，疏食敝衣，多涉诬矫，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夫轻财洁己，终无受纳，廉吏也，惟俭可以养廉，非疏食敝衣，安克致此？而乃以为诬矫，不亦难乎？然则清德之士，若宋之孔觊、顾觊之；齐之刘善明；梁之周舍、徐勉、江革、到溉、顾宪之、孙谦、夏侯亶；周之苏绰等；终不能谓非贤于人者也。
北方之俗，大体较南方为俭。《颜氏家训·治家篇》云：“生民之本，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疏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能守其业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373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其明征矣。然此亦以大较言之，若居要势者之侈汰，则北朝初末未减于南朝，且恐其纵恣尤甚。虏本不知礼义，惟以富厚相夸。观其兼并他国，惟事略夺；有来朝贡，则肆诛求可知。《魏书·食货志》云：自大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镇，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又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魏书·蠕蠕传》云：大和元年（477），遣莫河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观此记载，而索虏之风尚可见矣。374职是故，其人亦惟知贪取。元志晚年耽好声伎，在扬州日，侍侧将百人。375器服珍物，冠于一时，及在雍州，逾尚奢侈，聚敛无极。元晖在宣武世，深被亲宠。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天下号曰市曹。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属，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公孙轨之死也，大武谓崔浩曰：“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刘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拔城破国，聚敛财货者，与洁分之。其败也，籍其家产，财盈百万。视俘掠所得为利薮，而君臣上下，共朋分之，此真鲜卑之文化也。其嬖幸阉宦之纵恣，实亦更甚于南朝，读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可知。《周书·儒林传》载乐逊陈时宜之言曰：“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失。”又言：“其时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耀街衢。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而《艺术传》载黎季明上书，且谓“汉文帝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曾不如婢隶之服”。是时关中实较东方为贫瘠，而其侈靡犹如此，而东方之俗可想矣。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晋、南北朝时，豪族贵人，可谓极其奢侈，问其财自何来，则地权之不均，其大端也。近人钱氏穆曰：汉世租额，系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魏、晋租额，则《晋书·傅玄传》言：玄于泰始四年（288）上便宜，云：“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又《慕容皝载记》：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谓“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是魏、晋收租，以什六、什五为常，什七、什八为酷，盖私家租额本如是，官乃从而效之也。至一人所种田数，及其所入租数，则可据屯田之制推之。《三国·魏志·邓艾传》，载艾策屯田之语曰：“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计除众费外，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四万人岁完五百万斛，是人岁输百二十五斛，此盖取其全数。《宋书·良吏·徐豁传》：豁为始兴大守，上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魏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事在大和十二年（488），寻施行焉，见《魏书·食货志》。则半取之也。王莽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是时之政府，实自为豪民也。盖大乱之后，农民无所托命，不得不依附豪强，豪强遂因而虐取之，田虽非其所有，而取之遂同于其所有。至于屯田，则政府将无主之田，收为己有，分赋军人耕种，土地之所有权，又移于政府手中，故其取之又同于私租也。晋武平吴，制户调之式。《晋书·食货志》述其制云：“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占田合百亩，即古一夫百亩之制。其外二字，承上绵、绢之输而言，乃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非百亩之外别给以七十亩，此仍是十七之税。其时又有官品占田之制：品第一者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东渡后仍袭其制。《隋书·食货志》谓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客皆注家籍。此非授强宗豪旅以私占之权，乃括其先已私占者以归于公，而为定一私占最多之数耳。此时租税：《晋书·食货志》云：咸和五年（330），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377），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税三斛。八年（383），又增税米口五石。亩税三升，为十分取一，则口税三斛，乃视为有田百亩。然王公有田必不止此数，其取诸佃户者，亦必不止什一，则仍获邀宽典也。
魏之所以救是失者，则为孝文时所行均田之制。《魏书·食货志》云：“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民希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大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此为井田废坠以后疆理土田之一大举。其所由然，则与豪强争民也。均田之制，与三长并行。三长之制，《食货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大和十年（486），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则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则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案耕牛一头，所出当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则为帛二尺，粟一斗。《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请分典虞、右典牧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无全取之如前所言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计，则牛力五倍于人矣。故魏之所取于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则一丈，奴婢八之一则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冲传》云：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不以为然。大尉元丕，则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众又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驳之。大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案《食货志》言：大和八年（484），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如所言，以依旧制而征敛倍于公赋计之，苞荫之家，可赢得帛七匹，絮四斤，丝二斤，粟四十石。若如新制所收，除完官调外，尽入苞荫之家，则苞荫三十家者，可得帛二十六匹半，粟四十石；苞荫五十家者，可得帛四十六匹，粟八十石，宜乎其富厚矣。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李安世传》载安世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传》云：“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案均田之制，376在大和九年（485），三长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云三长既立，而《传》云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误。窃疑此《传》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制，乃三长既立，民返旧墟，豪强不便而捍格之，犹欲肆其侵陵劫假之旧，安世乃复以为言，魏朝从之，立为年断，使事久难明者，悉属今主，俾贫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谓之均田也。世皆谓西晋户调之式，元魏均田之法，惟大乱之后，土田乏主，乃可行之。今观魏之授田：一夫一妇，不及百亩，必土广民希，乃许随力所及；狭地则有以桑田为正，不给倍田，人别减受之法；即未至此，而同时授田，亦必先贫后富；可见中原之地，闲土无多。377盖其所授者，本即其人之所耕，特其所属，并不分明，豪强获倍赋之利，则听其耕种，及其不获苞荫，则将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而争之，以如是而获直，则田复为其所有，而可遂其侵陵劫假之私也。然则均田制之所为，不过于细民所耕种者，确定二十亩为其所有，此外又给之以四十亩，俾免其求乞于豪强耳。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然政府于豪贵之多田者，亦不夺之。钱氏又云：“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又北齐河清三年（564），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案亦见《隋书·食货志》。据此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者之多；且北齐尚有限制，而元魏则无之。又《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则政府之于豪强，虽夺其隐蔽私敛之权，初未尝使之屈居人下也。”虽与豪强大争其民，而其行之初不甚激，此其所以不至激成相抗之局欤？然举数百年来私擅于豪强之土地、人民而悉出之，终不可不谓之贤矣。以上引钱氏之论，见其所著《国史大纲》第十九、第二十两章（商务印书馆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录元文耳。
《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盐井而外，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已见上节。又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378悉资奉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种，几月当收；安识世闲余务乎？”《涉务篇》。然则江南士夫，其于田业，实远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传》：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即之推之说之证也。前节所引沈庆之、虞悰等善于经纪者，盖不多觏矣。然虽不自经纪，而务广其封略者仍不少。《梁书·后妃传》：天监十一年（512），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大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379以直逼还之。此其一事。此或出于保守先业之意，然亦有借以营利者。《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380雄纳之。《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诏谓：“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即所谓豪强侵陵，分田劫假者。故虽不能自行田作，而以贵势逼夺民地者仍有之。如颜延之启买人田，拒捍余直，垂及周年，为尚书左丞荀赤松所奏是也。大抵膏腴之地，争夺者多，贫瘠之区，则又皆弃而不顾。孔灵符以山阴土地褊狭，民多田少，表徙无赀之家，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而江夏王义恭谓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义恭以是驳灵符，适足证山阴之田，尽为豪富所擅耳。《晋书·隐逸传》：郭翻家于临川，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又可见荒瘠之区之无人过问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泽，占据尤多。《晋书·职官志》言：“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则山泽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历代有之。如《元帝纪》：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宋书·武帝纪》：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即义熙九年（413）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书曰：“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罢之。”381其整顿不为不力。然文帝元嘉十七年（440）诏言：“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则禁令等于具文矣。《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兄子希，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臧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熂炉，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䲡鮆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臧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336）壬辰之科。”从之。此制可谓极其迁就。然大明七年七月诏言：“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则犹之具文也。齐高帝初即位，崔祖思陈政事，即以“时罢山泽之威禁，深抑豪右之专擅”为言。建元元年四月，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大官池籞，官停岁入，优量省置。”郁林王之立，亦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梁武帝天监七年（508），有“公家屯戍，封熂者悉开常禁”之诏。大同七年（541），又“禁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越界禁断”。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凡所禁止，实多成虚言。《晋书·刘弘传》：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王湛传》：子承，迁东海大守。小吏有盗池中鱼，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邪？”承族子峤，王敦请为参军。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采，未知其可。”敦不悦。《梁书·傅昭传》：出为临海大守。郡有蜜岩，前后大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陈书·宗元饶传》：迁御史中丞。时合州刺史陈裒，臧污狼籍。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元饶劾奏之。《南史·任昉传》：出为新安大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大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年未之有也。此官吏之固护者也。《晋书·刁协传》：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免官。《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大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大守孟，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兴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信佛。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梁书·顾宪之传》：行婺州事。时齐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此贵豪之固护也。南方如是，北方亦然。《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季龙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慕容载记》言：慕容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苻坚载记》言：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姚兴载记》言：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齐文襄秉政，亦禁贵豪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可见其情形与南方无异矣。
第四节 侈靡之禁
侈靡之禁，历代有之，惜行之不以其实。此固非政令所能为，然告朔饩羊，其意亦不可不知也。晋武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后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李重传》云：泰始八年（272）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其法亦可谓严矣。其时名臣议论：如刘颂云382：“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采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此言实得古人制礼之精义。又言：“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费，而计终已大益；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此防名为兴利，实以自润者，亦言督责之术者所不可废也。傅玄言383：“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大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果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此言大偏重农业，自不脱古人见解。然其言分人授事，则仍得合全社会而通筹之意，与一任其迁流所届，而不能加以控驭者不同。后世之人，知此义者鲜矣。抑计天下之人，他途皆取裁足，余尽驱之归农，似大不自由，而背于社会进化之理。然当大乱之后，四海困穷，生众食寡，为疾用舒，自为当务之急。暂举天下之人，迫使尽出于生利之一孔，固亦事势应尔，未可訾其狭隘酷烈也。惟此等论议，必也小国寡民，可由人力控驭，乃能行之。卫文公等破败之后，易于复振，即由于此。在后世，则往往徒托诸空言耳。然行之以文者仍不绝。
苻坚因其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而立非命士以上不得于都城百里内乘车马，主商、皂隶妇女不得服金银、锦绣之制，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刘曜载记》：曜禁无官者不得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姚兴载记》：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是虽夷狄之君，亦知制度之不可无也。南北朝诸主中，齐高帝最崇俭节。宋顺帝昇明二年三月，帝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武帝虽不能自克，然于法令，亦能踵袭前规。永明七年四月，诏：“婚礼下达，人伦攸始。晚俗浮丽，历兹永久。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如故有违，绳之以法。”十月，又诏：“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海陵王延兴元年（494），申明织成、金薄、采花、锦绣履之禁，则虽篡夺纷纭之际，此等禁令，亦不废弛矣。梁武帝于中兴二年（502）下令述齐末之侈，已见上节。于是减损浮费，又命外详为条格。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诏：“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宣帝大建十一年十二月，下诏非军国资须，多所减省。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具为条格，标榜宣示”。后主即位，亦诏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华之属，详为条制，并皆禁绝。是虽淫侈之主，亦能奉行故事也。虏朝亦多此等禁令。魏世祖太平真君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高宗和平四年十二月，又诏有司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高祖大和二年五月，又诏：“朕今宪章旧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世宗延昌二年九月，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献文六王传》：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表请王公以下贱妾，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则鞭一百。《周书·崔猷传》：猷以大统时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请禁断。周武帝建德二年九月，诏顷者婚嫁，竞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惟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禁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皆其事也。此等皆朝廷之政令，亦有以有司而行诸一地方者。如晋范粲为武威大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粲检制之，息其华伪，北齐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中礼是也。然其为效弥微，则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历代禁奢之政，似皆有名无实矣。然此特在今日为不可行，若一旦社会组织，涣然丕变，则其义仍有不可不知者。此固势不能行，非谓义不当尔也。而历代于违礼之物，不惜加以摧毁，384绝不顾惜物力，则其陈义尤高。《传》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历代奢丽之物，苟皆视作文明，其可珍者何限？然今竟安在哉？虽欲惜之，亦恶得而惜之？况夫社会组织，苟极安和，此等物自将日出而不穷，其宏壮，其工巧，皆将十百千万于古而未有已。故此等物，除以为古迹而保存之外，他无足取。而至其时，则人人共享其利，与前世及今日，徒足少数人之淫欲，而竭多数人之血汗，或且糜其顶踵以为之，且因此而更引起少数人之淫欲者，大不同矣。不足非天下之公患，天产与人工所为之物正同，又何恤而不摧毁之，以为矫正风俗之助哉？晋武帝焚雉头裘，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此事读史者以为美谈，其实若此之举，历代初不止一二。《晋书·陆云传》：云拜吴王晏郎中，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言：“武帝训世以俭，屡发明诏，厚戒丰奢，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十月，诏罢东田，毁兴光楼。《皇后传》谓大祖毁宋明之紫极。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六年正月，入邺，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六年五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魏书·长孙道生传》言：道生廉约，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切责之，令毁宅。此皆毁坏宫室者。诸奢侈之物，宫室营造，工力实为最多，而犹不惜毁坏，他更不足论矣。《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论革侈丽之俗曰：“自今以去，宜为节目，若工人复造奇技淫器，则皆焚之而重其罪。”文惠大子薨后，齐武帝履行东宫，见大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梁武帝受相国、梁公之命，亦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陈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此皆与晋武帝之焚雉头裘无异。梁武帝天监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魏书·韩秀传》：子务，为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类矣，可付其家人。此诏当出宣武。”此二者虽未毁其物，然其绝之之深，亦与毁其物者无以异也。
第五节 借贷振施
晋、南北朝之世，民间借贷，利率颇巨。《晋书·张骏传》言：骏境内大饥，市长谭祥，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则其时民间利率，必尚不止三倍。《魏书》言骏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385《北齐书·卢叔武传》言：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而岁岁常得倍余。盖平时借贷，自春及秋，偿之以倍，饥馑之时，则有过于三倍者也。《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386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北史·齐本纪》言：后主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周书·苏绰传》：绰为六条诏书，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其六均赋役曰：“财货之生，其功不易。必须劝课，使豫营理。如其不豫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棰朴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其所言，即魏和平二年（461）诏旨之所诫也。此等乘人之急者，其利率，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387《晋书·庾敳传》：刘舆见任于东海王越，人士多为所搆，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敳。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枕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周奉叔就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并金铪等物。梁武帝在戎多乏，就曹虎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又帝为荆州谘议时，刘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匮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踬士，云何能得舂？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此等非以市恩，即由慑势，与寻常借贷，实不尽同。至寻常借贷，则为数仍微，且多以物为质。388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万一千，已见第一节。渊从父弟炫，罢江夏郡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以冠剑为质。谢弘微曾孙侨，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庾诜，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孙腾、司马子如尝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及卒，又以金蝉质绢，乃得敛焉。祖珽亦尝以《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蒱。此等盖皆谨守民间借贷之法者。若其所负非一人，而为数颇巨者：则有若宋萧惠开为益州，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为责主所制，不得俱还，惠开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之，此恐其初亦不免恃势乞取。褚渊之没，负责数十万，则其位高而家本贫。庾丹父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产。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南史·梁宗室传》。丹盖好交结者。夏侯道迁子夬，沽卖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犹数千余匹。则其人本无行之徒也。宋江夏王义恭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已见第九章第四节。《南史·刘秀之传》：秀之徙丹阳尹。时赊买百姓物不还钱，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用。当时所谓民间债负，盖多兼赊市言之，389非必尽贷金钱也，然其倚势取求则一矣。
其真民间借贷，则为数甚微。390《南史·宋武帝纪》言：帝微时，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执，王谧以己钱代偿，乃得释。《魏书》《刁雍》及《岛夷传》皆同。惟《北史·雍传》作一万。宋武虽贫窭，犹是豪杰之流，真闾阎细民，零星乞贷，必尚不及此数也。富人亦有能弃券已责者。《宋书·王弘传》：弘父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又《顾觊之传》，言其子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尝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丧累日。《齐书·崔慰祖传》：料得父时假贷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焚之。魏崔光伯亡，其兄光韶悉焚其契，已见第二节。《北齐书·李元忠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此皆以钱物出贷者。《魏书·虑义僖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责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责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此则以谷物为贷者也。此等人实不能多，而豪势且有恃官力放责者。391宋游道劾咸阳王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弼、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此借官之名以放责者也。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此恃官之势而放责者也。《北齐书·虑潜传》云：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循吏·苏琼传》：迁南清河大守。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责数来，无由启口。此则自放责而倚官力为之征偿者也。若民间豪右自行征偿者，则刁逵之执录宋武，其一事矣。皆可见责主之暴横也。
当时僧寺，实为借贷之所。392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于招提寺，已见第一节。《南史·循吏·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尝以一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不受。僧寺本以施济为事，施济不能遍及，乃推而为借贷，此亦便民之举。然在财产私有之世，惟牟利之事，为能遍行，能常行，此则事之无可如何者。故僧寺之借贷，亦渐变为求利之举焉。《魏书·释老志》：永平二年（509）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是其事。如道研者，盖即其人也。
借贷者既多有质物，受其质者，自亦必有券契与之，使得凭以取赎。《齐书·萧坦之传》：坦之死，遣收其从兄翼宗。检家赤贫，惟有质钱帖子数百。《通鉴》胡三省《注》曰：“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此即后世当票之权舆矣。
公家借贷于民者393：宋元嘉二十七年（450），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及僧尼，并按赀财，四分换一，以充军用，已见第八章第七节。萧颖胄之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赀，以助军费。晋、南北朝时所云换者，即今所谓借，既以换为名，自无不归还之理，此颇类今之公债。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人。又樊子鹄为殷州刺史，会岁旱俭，子鹄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此虽以官力迫人出贷，而公家不以债户自居，不得以公债为比也。
振施之事，豪富之家，亦颇能行之。《晋书·裴楷传》言：楷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物，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超又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为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泛腾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萧惠开自蜀还，赀财二千余万，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崔慰祖，父庆绪为梁州，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邓元起，少时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此等皆徒为豪举，其所惠，实不出于宗族、故旧之间，不则所识穷乏者得我耳，真能爰及矜人者鲜矣。其所施较广者：宋徐耕，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旱，民饥，诣县陈辞，以千斛助官振贷。严成、王道盖，大明八年（464），东土饥旱，各以谷五百斛，助官振恤。吴明彻，侯景寇京师，天下大乱，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久，奈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李士谦，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年饥，罄家财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此则足当任恤之目者邪？然亦非有力者不能为也。若乃崔怀慎，孤贫特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沈约少孤贫，干宗党，得米数百斛；此则合众人之力以济一人，真为平民之互相救恤者矣。
振恤之政，古代本有恒典。爰及后世，事多废坠。其新起者，则多溺于佛说，欲事布施。此固不失慈爱之意，然小惠不遍，执政权者，不能修明旧典，而惟小惠是务，实不能无讥焉。《宋书·礼志》云：“汉安帝元初四年（117）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读此文，而知宋时此等政事，无复存焉者矣。《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其意盖欲以僧曹行振恤之政。然中国佛寺，权力之大，赀财之富，均非欧洲基督教会之比，故其所成就亦微。《齐书·文惠大子传》云：大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梁书·武帝纪》：普通二年正月，舆驾亲祀南郊，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394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分收租赋。”《南平王伟传》云：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大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南史·昭明大子传》云：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振赐，人十石。又出土衣绢帛，年常多作袴，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槥。《梁宗室传》：始兴王憺子暎，为北徐州刺史，尝载粟帛游于境内，遇贫者即以振焉。此皆以布施行小惠。《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九月，诏曰：“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其意，亦与梁普通二年（521）之诏同也。惠而不知为政，天下之人，岂能耕而食之，绩而衣之邪？然如北齐后主，武平七年正月，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以操切之道行之，其无济于事而易以滋弊，抑更不待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