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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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政体

    汉世执政权者称皇帝，皇则徒为尊称，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此义仍存。石勒以大兴二年（319）伪称赵王，咸和五年（330）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后乃僭即皇帝位。520盖称王犹同于人臣，称天王则已无所降屈，然其号犹未及皇帝之尊。勒死后，子弘为季龙所替，群下劝称尊号。季龙下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其视天王之尊不如皇帝，较然可见。咸康三年（337），史称其僭称大赵天王，盖去居摄之号也。勒之僭号赵天王也，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大子。逮僭即皇帝位，乃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大后，而立刘氏为皇后。谥父为帝，已违汉人追谥定陶徒称共皇之义；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乃追尊祖为武皇帝，父为大宗孝皇帝，则去古弥远；又立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大子，王皇并建，尤为不辞。时又贬亲王之封为郡公，藩王为县公，则尤不可解。《魏书》谓虎自立为大赵王，年号建武；又云：初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照镜无首，大恐怖，不敢称皇帝，乃自贬为王；又云：虎又改称大赵天王；则当其僭称天王之前，实曾但自号为王，故贬其亲王、郡王之号，《晋书·载记》记事不具，又有错乱也。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逮为冉闵所攻，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盖自同于人臣，故并不敢称天王。冉闵诛石鉴，便即皇帝位。后为慕容儁所获，立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闵盖以诛逆胡自负，故一得志即称尊，且始终无所降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乃复遣使祀之，谥曰武悼天王，犹不与以皇帝之号也。

    刘渊之至左国城也，其下刘宣等上以大单于之号，见第三章第四节。盖自谓恢复旧业。其后则以是为统御夷人之称，故石勒之称赵王，以其子为大单于，当时群臣请者，谓以镇抚百蛮也。是时以季龙为单于元辅。及勒僭号，季龙谓大单于必在己，而勒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盖其时汉人不甚乐与夷狄之争斗，夷酋所恃以攘窃篡夺者，实以诸夷之众为主，故其争之甚力，争而不得，则怨毒形于辞色也。冉闵欲攘斥夷狄，而亦署其子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盖亦为此，已见第五章第三节。苻健之入长安，其下表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不乐，改称天王大单于，盖亦不欲为人臣，然终不去单于之号者，盖亦欲抚用诸夷也。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意亦不过如此，彼非知民族之义者，未必有恢复旧业之意也。参看第六章第九节。

    苻坚初亦称大秦天王，盖其人少知治体，故未敢遽自尊大，姚兴，《晋书·载记》谓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案兴即欲自贬抑，无容与绪、硕德同号，《北史》云：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盖是？然则绪、硕德之让，即石虎时贬亲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吕光初亦称天王。及病笃，立其大子绍为天王，乃自号大上皇帝。案魏献文之禅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大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大上皇帝。”其言颇合古义。吕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笃，亦必不能更知政事；盖徒取皇帝、天王之称为尊卑之等差耳。观吕纂、吕隆亦皆称天王，而隆追谥其父宝为文帝可见也。慕容云、冯跋亦称天王，盖亦以国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庶人盖谓无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则弥自贬损矣。

    索虏非知故事者，而献文禅位时，群公之奏，顾颇合古义，盖臣虏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虏终不免沐猴而冠。胡灵后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为秦大上君。及其父国珍死，追号为大上秦公，张普惠为谏议大夫，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大后览表，亲至国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然卒不用其言。孝庄之立，尊其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妣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大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表谏，不听。时又尊其兄劭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又追谥为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彧又面谏，谓：“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德，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后，率多追谥其子弟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虏不足责，中国人亦因其失，则诚不免野哉之诮矣。前废帝之立，以魏为大魏，诏曰：“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盖亦以丧乱荐臻，故颇自贬损也。

    周孝闵帝始篡魏，亦称天王。时则追尊考文公为王，妣为文后，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崔猷传》云：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盖时习以天王之称为卑于皇帝，后周制作，最为泥古，然卒不能变易世人之耳目，终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宣帝之立，尊皇后为皇大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为帝大后。静帝立，一称为大皇大后，一称为大帝大后。又称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大后，天大皇后朱氏静帝所生。为帝大后。盖亦以在位者为帝，帝之父为皇，正后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抱朴子》有《诘鲍》之篇，载时人鲍敬言无君之论，而己驳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论，然亦可见其时好老、庄之书者之见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之，亦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陵弱，则弱者服之矣。知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由争强弱而校愚知，彼苍天果无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说也。又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此言无君之世天下之晏然无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谓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获遂其生。敬言则云：“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过“役彼以养此”，“贵者禄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则知巧生”，乱之既作，乃以“忠义孝慈”救之，幸而有济，亦所谓“死而得生，不如乡无死”也，况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其恩之及下，亦不过“陆处之鱼，相呴以沫”哉？“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信乎“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纣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足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卤丹野”哉？此鲍生以世事之纷纭，举归咎于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于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于此无言，则论有君之弊，虽极深切著明，亦徒为空谈耳。葛生诘鲍之辞，颇多拘墟之论，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远古质朴，盖其未变，譬彼婴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功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蕾足用致侵夺。”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乱源既伏，何计可止其迁流乎？且也“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受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大极浑沌，两仪无质”，固未若“玄黄剖判，七曜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由斯言之，社会之开化，势固不可以已，昔贤心仪邃古之世人与人相处安和之美，疾后世之不仁，乃欲举物质之文明而并去之，岂不悖哉？然物质之文明，虽不可去，社会之组织，固未尝不可变，亦且不可不变，而昧者又欲并此而尼之，则其失，又二五之于一十也。

    第二节　封建

    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521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大兴元年（318），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522《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大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396），始封五等。天赐元年（404），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尒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472），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大和十六年（492），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大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大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523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494），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563），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524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557），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579），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大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

    第三节　官制

    晋、南北朝之官制，盖承汉、魏而渐变。汉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则沿自列国之世，不尽宜于统一之局，其后乃随事势而迁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为部族时之规制，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佛狸以降，模仿中国，稍有建置，实亦非驴非马。王肃北走，孝文用之，以定众职，则几与南朝无异矣。北齐因之。后周大祖，以为汉、魏官繁，思法周礼。大统中，命苏绰掌其事。未成而绰卒，卢辩继之。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556）行之。其后世有损益。此实不切于时务，故至宣帝嗣位，而内外众职，又用秦、汉以来之制焉。见《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及《卢辩传》。《辩传》云：先是已置六卿官，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年毕，乃命行之。又《崔猷传》言：猷与卢辩创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尝参与其事，皆见本传。《武帝纪》：保定元年（561），正月，己巳，祠大庙，班大祖所述六官，盖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相国、丞相，自魏、晋以来，已非复寻常人臣之职。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置丞相，以魏武帝为之。文帝代汉，其官遂废。此后为之者，如晋之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元帝、南阳王保、王敦、王导，宋南郡王义宣等，皆非寻常人臣。其为相国如晋景帝、宋武帝、齐高祖等，则篡夺之阶而已，齐世相国，与大宰、大保、大将军并为赠官。陈丞相、大傅、大司马，亦为赠官。晋取《周官》之说，置大宰、以景帝讳，改大师为大宰。大傅、大保，而汉世三公之官仍存。大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马、大将军，汉世与大尉不并置者，汉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大尉如故，非恒典。至魏亦各自为官。晋武帝即位之初，尝八公同时并置。而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宋世又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谓之四安，平东、平南、平西、平北，谓之四平。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得置官属，此实多费无谓，故自隋、唐以降，遂专以无官属之三师为荣宠也。后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师、大师、大傅、大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大尉、司徒、司空。特进、仪同、开府、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及诸将军之号，以褒赏勋庸，而北齐因之。孝庄初，拜尒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而以元天穆为大宰，此亦非寻常人臣之职矣。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然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则实权初不在是也。后周初置大冢宰。后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580），又以隋文帝为大丞相，而罢左、右丞相焉。

    治理之权，实归台阁。尚书有令、仆。令职无不总，仆射副令，置二则为左、右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又与尚书分统诸曹。汉世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坐。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276），省驾部。四年（278），又置。大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置，事毕则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书，分曹数十。魏世凡二十三，后为二十五。晋武帝时三十四，后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江左初十七，后十八，最后十五。宋初十九，后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书。正始以降，俗尚玄虚，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之手焉。姚察说。录则尚书权重者为之，不恒置也。尚书为庶政总汇，然自魏、晋以后，又不敌中书、门下之亲。中书者，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以典尚书奏事。文帝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以刘放、孙资为之。其后遂移魏祚，事已见《秦汉史》。晋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晋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轻焉。见第十章第四节。魏文之置中书令，秘书改令为监，以掌艺文图籍。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武帝并秘书于中书，而著作之局不废。惠帝复置秘书监，著作改隶焉。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与机要，自宋文帝时始。侍中世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众事，世呼为小门下；遂以门下名其省。散骑常侍者，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东京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是为散骑常侍。魏末又有在员外者，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魏初又置散骑侍郎。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给事中，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东汉省。魏世复置。奉朝请，本不为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东晋罢奉车、骑二都尉，惟留驸马，诸尚主者为之，后遂沿为故事。自散骑常侍以下，宋别为集书省，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齐谓之直书省，而散骑常侍、员外、通直称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称西省官焉。魏、齐有中书、门下、集书、秘书诸省，设官略与南朝同。魏门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见《魏书·王慧龙传》。

    尚书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晋永嘉四年（310），东海王越率众许昌，亦以行台自随。后魏、北齐亦有之。《隋书·百官志》云：“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行台兼统人事，自辛术始，见《北齐书》本传。留台之名，起自晋惠帝西迁时。置于洛阳，以总留事。

    总众职者丞相，居列职者，则九卿一类之官也。自丞相之权，移于三省，而九卿亦寖失其职矣。魏世裴秀议改官制，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见《晋书》本传。晋初刘颂上疏，言：“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荀勖议省官，亦谓九寺可并于尚书。皆可见九卿寖失其职：故其官亦时有省并。晋世，大常、光禄勋、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并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复置。尉卫、渡江省，宋孝建元年（454）复置。大仆、渡江后或省或置，宋以来，郊祀权置执辔，事毕即省。廷尉、大鸿胪，江左有事权置，无事则省。宗正、晋哀帝省，并大常。大司农、晋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少府、晋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将作大匠、晋以来有事者置，无事则省。大后三卿、卫尉、少府、大仆，随大后宫为名，无大后则阙。大长秋，有后则置，无后则省。并为列卿。宋、齐同。梁于诸名之下，皆加卿字。以大常、宗正、大司农为春卿，大府、少府、大仆为夏卿，卫尉、廷尉、大匠即将作大匠。为秋卿，光禄、即光禄勋。鸿胪、即大鸿胪。大舟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汉又有都水长、丞。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以河堤谒者为都水官属。江左省河堤谒者，都水置谒者六人。梁初称都水台，后改。为冬卿，北朝亦以大常、光禄、卫尉、宗正、大仆、廷尉、齐曰大理。鸿胪、司农、少府齐曰大府。为九卿，称为九寺。又有国子、长秋、将作三寺。又有昭玄寺，以掌诸佛教，亦有都水台之官。

    自汉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台主，东京以后皆因之。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汉宣帝所置也。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晋惟置治书侍御史，与侍御史分掌诸曹。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晋遂置殿中侍御史，历代沿之。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晋孝武大元中有检校御史，则其后无闻焉。符节御史，秦符玺令之职，汉因之，至魏别为一台。晋武帝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梁、陈惟有符节令史而已。谒者，亦秦官，汉、魏因之，魏又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汉世属光禄勋。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大明中又置。魏、齐御史台，设官略同南朝，而谒者别为一台。

    魏武帝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建安十二年（207），改为中领军、中护军。文帝置领军将军，主五校、即汉世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中垒、武卫三营。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不隶。晋武帝省领军，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晋文帝为相国，相府置中卫军，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前、后、左、右、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右及前、后，皆晋武帝置。骁骑骁骑、游击皆魏置，为内军。晋世以领、护、二卫、骁骑、游击为六军。七军，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置北军中候。怀帝改曰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322），省护军，并领军，改领军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明帝大宁二年（324），复置护军。成帝世，领军又为北军中候。寻亦复焉。魏、晋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领营，但总统二卫、骁骑、游击诸营而已。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又有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宋大明中复置。虎贲中郎将，汉期门。冘从仆射，魏置。羽林监，汉有羽林中郎将，又有左右监，晋罢中郎将，又省一监。虎贲、冘从、羽林，是为三将。晋哀帝省。宋高祖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则无。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晋大康十年（289），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宋泰始后，多以军功得此官，无员。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孝武大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又其后并无复员。武卫将军，宋大明中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武骑常侍，宋大明中置。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梁天监六年（507），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又置朱衣直将军，以经方牧者为之。此外诸号将军甚多，皆无复统驭，《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上议，谓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实即后世之武散官也。散官之名始于隋，古但不任事而已，非徒以为号。宋、齐、梁、陈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梁武帝以其高下舛杂，命加釐定。于是有司奏置百二十五号将军，备其班品，叙于百司之外焉。魏、齐禁卫设官，略同南朝。亦有诸号将军，无所统驭。柱国之职，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后亦为散秩，如后世之勋官矣。

    东宫官，汉世分属二傅及詹事。后汉省詹事，悉属少傅。晋武帝泰始三年（268），建大子大傅、少傅，事无大小皆属焉。咸宁元年（275），以杨珧为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惠帝元康元年（291）复置，愍、怀建官，乃置六傅，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永康中，复不置詹事。大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后有大傅、少傅，不立师、保。王国：晋世置师、友、文学。师即傅也，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宋世复为师。改大守为内史。有中尉以领军。此外设官尚多。公、侯已下递损焉。北朝，东宫亦置六傅及詹事。王国置师一人。余官亦略同南朝。

    司隶校尉，历东京、魏、晋不替，渡江乃罢。州置刺史；郡置大守，京师所在则曰尹，王国以内史掌大守之任；县大者曰令，小者置长，为国者为相；历代皆同。魏、齐于司州，周于雍州，亦皆置牧。魏于代、河南，齐于清都，周于京兆皆置尹。魏州、郡、县皆分上中下，齐则于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户数为差。州分户三万已上，二万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郡分一万五千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一千已上，一千已下。县分七千已上，四千已上，二千已上，五百已上，五百已下。属官、佐史，皆随高下而异其员数。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北齐亦有三等镇、戍，各置镇将、戍主。此则专以兵力控扼为重者也。《魏书·韩茂传》：子均。广阿泽在定、相、冀三州之界，土广民希，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

    晋、南北朝官制之弊，莫如刺史之握兵。《宋书·百官志》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222），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明帝大和四年（230），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惟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导居之。以上《晋志》同。此句作“惟王导等权重者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齐书·百官志》云：“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诸州将督军；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大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案都督缘起，二说俱可通，不必深辩。晋初羊祜督荆州，别有刺史羊肇；王浑督扬州，别有刺史应绰；其后王浚督幽州，亦别有刺史石堪，皆都督刺史分职之证。然兼二职者究多，故刺史亦称州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注》。《晋书·温峤传》：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陈“古镇将多不领州，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能言此者盖寡矣。其时州郡之增置日广，镇将之所督，亦即随之而增。然亦间有都督不兼州，如纪瞻以镇东将军长史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非刺史。又有于某州但督其数郡者；而曰都督，曰监，曰督，曰使持节，曰持节，曰假节，权限亦各有不同。如檀道济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曲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诸史皆各如其事书之。《南》、《北史》但曰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曰都督某州刺史，而于所督不复详书，则求简而失其实矣。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自此史文但云某州总管，不云刺史。然齐王宪除益州总管益、宁、巴、卢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则但改都督之名为总管，而其责任初未尝异。《北史》亦间有全书者，如《长孙俭传》：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是也。以所任州冠于总管之上，但云某州总管，亦取文辞之简，而非当日结衔本然也。隋有扬、并、益、荆四大总管，又诸总管皆以某州为名，如蜀王秀以益州刺史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则其例仍与周同。《尉迟敬德碑》云：授襄、鄀、邓、析、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贬使持节都督并、蔚、岚、代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则唐制亦与隋同也。以上兼采《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刺史握兵，易致疏于政事；本以武人为之者，尤偃蹇不易驾御；其弊不可胜穷。《北齐书·高隆之传》云：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大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寮，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则有握兵之名者，已足扰民，而有其实者无论矣。

    《通鉴》：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正月，魏主珪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大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大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此事他处不见，盖行之未久？《魏书·官氏志》云：自大祖至高祖初，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恒目。淮北之亡，虏于东兖、东徐及冀州，皆并置两刺史，事见第九章第五节，盖一以资镇慑，一以事抚绥；大守并不临民，则徒资其荣禄；疑当时三人并置，其意亦如此也。薛安都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见第八章第五节。以军御政，亦犹南朝都督攘刺史之权也。

    州、郡、县之增置，晋、南北朝，可云最剧。其原因，盖有由于控扼要重，户口滋殖，蛮夷乡化，政理殷繁者，如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是也。《宋书·百官志》。然其大端，则实由丧乱荐臻，人民荡析离居之故。盖斯时一统未久，属人之治犹盛，属地之义未昌，人民之转徙异地者，不得不别设官司以抚绥之，招徕之，而侨置之事多矣。如康绚，本华山蓝田人。祖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大守。绚在齐世，亦除华山大守。此流人来归，即用其酋豪设郡县以抚之者也。寇赞上谷人，因难徙冯翊万年。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绥远将军魏郡大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户至数万，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参倍于前。此抚其已至，兼以招其未来者也。可参看第十七章第三、第四两节。《宋书·诸志总序》云：“魏、晋已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可见斯弊，由来已久。然终以错杂为忧，则仍鲜治理之便矣。此土断之所以亟，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张普惠省减郡县，史称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见侨置之有害于治理也。南北分张，此弊弥甚。《魏书·韩麒麟传》：子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七年（556），十一月，诏曰：“魏自孝昌已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今所并省，一依别制。”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云。《通鉴》：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十一月，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责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大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观此文，知齐文宣之诏，非过甚之辞也。《晋书·傅玄传》：玄子咸上言：“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晋初以是为病，况于南北朝之末？魏道武罢户不满百之县，《本纪》天赐元年（404）。而后周以户数秩郡县，县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奚翅十羊九牧哉？

    外官僚属：郡、县各有旧俗，分曹往往不同。吏、卒皆有定员，视户口多少为差。晋初尝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晋书·荀勖传》。苏绰六条诏书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悉宜罢黜，无得习常。”观此，知吏员虽云依户口而定，实未必能遵行也。

    《晋志》云：县五百已上皆置乡。三千已上置二乡，五千已上置三乡，万已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希，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525此等制度，宋、齐、梁、陈，度当沿之。《魏书·大武五王传》：临淮王谭曾孙孝友表言：“今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526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请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有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较魏制实省十二丁，即孝友之志也。苏绰六条之诏，谓“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党族、闾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然暴政亟行之世，在上者之诛求愈烈，则在下者之困辱愈增，而其自视卑而不得有所为也亦愈甚。刘曜为石勒所获，北苑市三老孙机上书求见曜，见《晋书·曜载记》。尚有新城三老遮说汉王，壶关三老上书讼戾大子之遗风，后此则无闻矣。527《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487），十月，诏曰：“孟冬十月，民间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未尝不欲复前代之遗规，然其效卒不可睹也。《北史·魏宗室传》：河间公齐之孙志，为洛阳令。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大尉主簿。辇毂之下，里正之见陵如此，况其远者乎？

    都邑之地，豪猾所萃，则击断之治尚焉。《晋志》：县皆置方略吏四人，而洛阳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此指方略吏言。《宋志》云：大祖元嘉十五年（438），县小者又省之。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此等制度，历代亦当略同也。北朝尚击断尤甚。《魏书·甄琛传》：琛迁为河南尹。表言：“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528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529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为之。”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崇传》：子谦之，为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崇奏在胡灵后时。此皆可见都邑之难治也。北齐制：邺令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经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

    刺史之设，本所以资巡察，其后寖成疆吏，则司巡察者又别有其人，此亦犹明代于巡按之外，复遣巡抚也。《宋书·礼志》，谓古者巡守之礼，布在方策。秦、汉、曹魏，犹有巡幸之事，至晋世巡守遂废。引武帝泰始四年（269）诏，谓：“古之王者，以岁时巡守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撢人诵志。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下叙宋武帝永初元年（420）遣使，文帝元嘉四年（427）、二十六年（449）东巡之事，其视之犹甚重。然克举其实者似鲜。其事亦仅间有之。如宋元嘉三年（426）、九年（432）、三十年（453），明帝泰始元年（466），皆尝遣使。北朝则高宗大安元年（455），高祖延兴二年（472），大和八年（484）、十四年（490），皆尝遣使。孝静帝天平二年（535），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请送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问疾苦。周武帝建德五年（576）遣使，诏意亦颇重视，皆见《纪》。至齐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则擅作威福，其弊无穷，详见《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后人所由訾遣使纵横，本非令典也。晋武帝访王浑以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言：“旧侍中读诏，诏文相承已久，非留心方国之意。请令中书，指宣明诏，不复因循常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其视之意亦甚重。然后亦寖成具文。北齐尚有其礼，见《隋书·礼仪志》。晋武帝泰始三年（268），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然范宁为豫章大守，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长吏得失，而徐邈与书，谓：“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所资。”“自古已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则虽守、相，欲明目达聪，犹不易也，况天朝乎？

    晋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后汉官。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孝建中，省南蛮校尉。齐建元元年（479）复置。三年（481）省。延兴元年（494）置。建武省。护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480），改为刺史。平蛮校尉，永平三年（510）置，隶益州。护匈奴、羌戎、蛮夷、越四中郎将，晋武帝置，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

    官品之制，530盖始曹魏？故《通典》叙魏官，皆明列品第。《宋书·百官志》备列九品之官，谓其定自晋世，晋殆亦沿之于魏也？晋初限田及衣食客、佃客，皆以官品差多少。《隋书·经籍志》职官门，梁有徐宣瑜《晋官品》一卷。梁武帝天监初，命尚书郎蔡法度定令为九品。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又定为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将军叙于百司之外，分十品、二十四班。《南史·勉传》云：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则班盖为选举而设。陈亦分十八班。皆见《隋志》。元魏九品，皆分正从，一品之中，复析为上中下，则一品而分为六矣。大和二十三年（499），高祖次《职令》，世宗颁行之。四品已下，正从各分上下阶，一品犹析为四。北齐因之。周卢辩依《周礼》定官制，内外皆分九命，以多为贵，实亦九品也。《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554），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宋志》所载，杂流技术，亦皆入品。至陈世则《隋志》云：官有清浊，又有流外七班，寒微之人为之。《魏书·刘昶传》载高祖临光极堂大选，亦言八族已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云。

    官禄：《晋志》惟载诸开府位从公、食奉日五斛。大康二年（281），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291），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特进、食奉日四斛。绢春五十匹，秋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奉日三斛，绢春五十匹，秋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尚书令、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大子二傅同光禄大夫。五官。宋、齐、梁、陈，史皆不载。北齐之制，见于《隋志》。齐制多循后魏，盖魏亦如是也。《通鉴》陈宣帝大建七年（575）《注》，即以此为魏、齐之制。其制：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为一秩。从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从四品二百匹，五十匹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为一秩。从六品八十匹，二十匹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从七品四十匹，十匹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匹，八匹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匹，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为差。上郡大守，岁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为差。上上县，岁秩一百五十匹，与邺、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为差。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卢辩之制：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已上，至于上大夫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531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

    魏初百官无禄，读史者或以为异闻。然周制凶荒便不颁禄，与魏初亦何以异？历代丧乱之际，减禄或不颁禄者甚多，又不独一周世。《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268），九月，议增吏奉，赐王公已下帛有差。咸宁元年（275），又以奉禄薄，赐公卿已下帛有差。可见前此奉禄甚薄，是时虽增，亦不为厚。《简文帝纪》：咸安二年（372），三月，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奉，并皆寡约。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奉。”是东渡之初，又曾减于西都也。孝武帝大元四年（379），三月，诏以“年谷不登，百姓多匮，九亲供给，众官廪奉，权可减半。”据《简文三子传》，是时司徒已下，仅月禀七升，则又不止于减半巳。宋文帝元嘉之治，见称江左，而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减百官奉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大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至孝武帝大明二年（458），正月，乃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齐书·武帝纪》：永明元年（483），正月，诏曰：“守宰禄奉，盖有恒准。往以边虞，沿时损益。今区宇宁宴，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则齐初又尝以兵事减外官奉。北魏班禄，始于大和八年（484），而及十九年（495），《纪》即言其减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于忠传》云：大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则又不仅闲官。《北史·齐本纪》，于文宣篡位后书：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则其末造又尝无禄也。盖行政经费，本在禄奉之外；而服官者当任职之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古人亦视为成法；则无禄者亦不过无所得耳，原不至不能自给，此凶荒之所由可绝禄也。郡县之官，取诸地方者，送迎之费为大。532《晋书·虞预传》：大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殖。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曰有常防而莫肯遵修，欲使条列而为之减省，则因之为利，虽云贪黩，资以去来，原非违法，故《隋志》所载：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并以定令；可裁之以正而不能径去也。汉世黄霸，即以长吏数易，送故迎新。公私费耗为病，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亦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送故迎新，相属于路”为病。然此自迁代大数，送迎所费大多为之，于法、于理，之任、代下者，原不能令其自筹川费也。居官时之所资，《齐书·豫章王嶷传》言之，曰：宋氏已来，州郡秩奉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奉禄之制，虽有定科，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证之则靡不入罪。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此所谓其余资给，盖即后世之陋规。取之者虽或损公侵民，循其本原所以供公用，故亦可洗核而不可禁绝也。《齐书·王秀之传》：出为晋平大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奉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遂上表请代。夫曰丰壤禄奉常充，则瘠土有不给者矣。此亦所谓各由风俗者欤？《南史·范云传》：迁零陵内史。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此盖本供公用而浮取之者，能去其浮取之额，则为贤者矣。《梁书·良吏传》：伏暅为东阳大守。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北齐书·裴让之传》：弟谳之，为许昌大守。客旅过郡，出私财供给，民间无所豫。是则当时守、令，日用交际，悉出民间。此似为非法，然禄既薄矣，不于此取之，将安取之？此亦未违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去镇之日，计在州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褚玠为山阴令，在任岁余，守奉禄而已，去官之日，不能自致，留县境种菜自给。俭不可遵，转未免贤知之过也。特资用不由官给而由自筹，因之贪取者必众，故以立法论则究非良规。北魏崔宽，拜陕城镇将，诱接豪右，宿盗魁帅，得其忻心。时官无禄力，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此已为非道。若《南史·宗元饶传》言：合州刺史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丐米；《梁书·宗室传》言：益州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则更不成事体矣。令长为真亲民之官，故其所取，皆在民间。若州郡则有更取之于县者。《朱修之传》言其刺荆州时，百城贶赠，一无所受，可见时以有所受为常。《南史·傅昭传》言：昭迁临海大守，县令尝饷粟，置绢于簿下，昭笑而遣之，此亦必非独饷昭者也。侯景之乱，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隋书·食货志》。则京官取资于外前世又早启其端矣。外官禄奉供给，取诸地方，盖随土所出，无画一之法。即内官亦或诸物杂给，533但以钱论直。《梁书·武帝纪》：大通元年（527），五月，诏曰：“百官奉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平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盖用实物者，平准或难优衷，故欲革其弊也。其给田者，亦病敛获之时，不能与在任之日相应。《宋书·良吏阮长之传》言：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此皆沿用实物之弊也。《隋书·苏孝慈传》云：先以百寮供费，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廨钱之制，当亦沿自南北朝时。盖许其回易，非如后世之存商取息，故以与民争利为病也。

    第四节　选举

    晋、南北朝选法，最受人诋諆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国·魏志·陈群传》云：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则其制实始汉末。魏时，弊即大著，夏侯玄极言之。晋初，刘毅、卫瓘、段灼、李重等又以为言。皆见《三国志》、《晋书》本传：然其制迄未能废。北朝亦放之。至隋乃罢。《梁书·敬帝纪》：大平二年（557），正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此遭乱旷绝，非法废也。《魏书·官氏志》：正始元年（504），十一月，罢郡中正。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定姓族，后复。其制：于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称州都，534《廿二史考异》云：由避隋讳，《隋书·韦师传》：以杨雄、高颎为州都督，乃校者不达，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误，其说是也。然刘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则似非始于隋。《晋书·傅玄传》：子咸，迁司徒左长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孝友传》：盛彦本邑大中正，刘颂举为小中正。据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参与。以他官或老于乡里者为之。说据《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见于《职官志》。梁大平二年（557），诏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北齐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见《北齐书·许惇传》。刘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后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此则老于乡里者也。平骘人物，分为九品，而尚书据以选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晋世因之。《晋书·石季龙载纪》：季龙下书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从尒以来，遵用无改。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为主。德行必本诸实事，而行实必征之乡里，故汉世风气，最重乡平。“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铨衡之寄，任当台阁。由是仕冯借誉，学非为己”。《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此实选法之大弊。又其时舆论所奖，率在虚名。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矫伪。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故魏武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210）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顾亭林极诋之，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见《日知录·风俗条》。不知汉世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举矫伪而不足信也。参看《秦汉史》自明。然此乃一时矫枉之为，未可用为恒典。故何夔建议，谓自“军兴以来，用人未详其本，各引其类，时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毛玠、崔琰典选，史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即欲核其行实，以破借誉之局也。欲核行实，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废矣。故李重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病当时“人物播迁，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欲除九品而开移徙，“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卫瓘亦欲“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复；而吴平未几，五胡之乱复起，南北隔越，侨置之州郡县遂多，土断之法，盖终晋、南北朝之世，未能尽行；此则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废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论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论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论考绩，尤不应舍功实而采虚名。刘毅论九品曰：“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涂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案此等玄鉴，知人则哲，存乎其人，实非可责诸凡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又曰：“既已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此则确为中正之所负矣。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设，本所以核行实；而乡里清议，大都只能见其德行，535论才任用，据功考课，本当别有专司；论九品之语甚多，其实夏侯玄之言，已尽之矣。玄谓“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伦辈，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据之，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即欲使中正惟论德行，余事委之他司也。以是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中正之设，据行实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毁冕之为；中正所论，惟在德行，尤重当时所谓名教之防。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沉滞累年。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惟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谢惠连爱幸郡吏杜德灵，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伍。《文献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举之，尚更仆难尽。然如《晋书·孔愉传》：谓愉为司徒长史，以温峤母亡，遭丧不葬，乃不过其品。及苏峻平，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遂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执持，曷尝有妨于峤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岂能谓为无益？若云其所谓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则别是一义，不能以责当时之士也。抑且考论辈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则可以息奔竞之风；原不能谓为无益。所可惜者，其后并此而草能举。欲以息奔竞之风，而奔竞更甚。终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刘毅语。中正之弊，盖以此为最深。《宋书·恩幸传》论其事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可见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弥甚矣。中正之设，原欲以息奔竞，然刘毅讥其“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段灼亦谓“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竞也。《魏书·世宗纪》，载正始二年（505）诏，谓“中正所铨，惟在门第”，可谓南北一辙。然《孙绍传》：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乡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浑淆，知而不纠。”则并辨别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晋武帝咸熙二年（265），尝诏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可知立法之意，正与后来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晋书·何曾传》：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则诚所谓衰则削下，兴则扶上者矣。受纳货贿，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见《魏书·李灵传》。又阳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大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结交朋党，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案卫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厉，犹有乡论余风。536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是中正之初，尝有激扬之效，而后乃至于败坏也。然其败坏亦可谓速矣。而上之人选任之亦日轻。《晋书·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侨居始平。司徒选含领始平中正。据传咸表，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反覆言辞，是中正必以当地人为之也。537《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何充传》：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为之也。然《魏书·文苑传》：聿修年十八而领本州中正，则几于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兴、茹皓、趟邕、侯刚、刚子详，奄官如平季、封津，皆为中正，则正人君子，必羞与为伍矣。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皓旧吴人，父家居淮阳，上党。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则并籍贯而不能理矣。于是正论湮而怨讼敌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刘毅论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事，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此已为非体，然能禁其讼诉，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谓其“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罹其殃咎也。”其为祸可谓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尽归咎于立法也。

    秀、孝为州、郡常举，晋、南北朝，亦沿汉法。后汉避光武讳，改秀才曰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孝廉：魏初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宋书·百官志》。周宣帝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周书·本纪》。高齐亦下州三岁一举秀才。见《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策试之法，时有兴替。《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兴三年（320），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已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已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据此，申明试经旧制，事在建武、大兴之间。《抱朴子·审举篇》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未偏废。昔吴王初年，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320），凡四十年，葛氏此篇，当即作于建武、大兴之间。然则北方秀、孝之试，自八王搆乱而旷绝，南方则晋世本未尝试也。尔后试法盖复，然亦有名无实，《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332），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乱已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411），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旷绝矣。岂以桓玄之乱故欤？此后清平时恒有策试之法，间亦有亲策之举，如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齐武帝永明四年（486），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492），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563）是也。胡灵后亦尝亲策秀、孝及州、郡计吏于朝堂，见《魏书》本传。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其视上下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人国耳。”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此论虽指贤良，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学秀才。友人遗接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一皆不试。538接以为恨。是凡对策者皆可极陈所见也。然观孔坦之言，则知秀才策试，亦已兼用经义，539而孝廉无论矣。《晋书·魏舒传》：年四十余，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不听。自课百日习一经，对策升第。其所试者，盖全为经生之业矣。《石勒载记》言勒立秀孝试经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对策，又兼重文辞。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举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其孝廉，固辞。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南朝似尚不至此。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举秀才，范云见其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合清浊，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则考策者虽非徒重文辞，亦非不重文辞矣。《江淹传论》载姚察之辞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见其所偏矣。遂寖成考试之法，无复谘访之意矣。惟魏孝文大和七年（483）诏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文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所答虽不副所求，而其问之，则实得汉世策问贤良之意。盖以魏起代北，风气究较质朴故也。

    言有发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洪《选举》之篇是也。洪谓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而“防其所对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赋之。当答策者，皆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之。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又设难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才，要必愈于了不试也。自有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儿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厉，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使非汉武之世，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故“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案后世科举之利，在于官不立学，虽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乡学，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试，而其试之则关防不得不严。唐、宋、明、清之事，可以为证。而葛氏发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审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辅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540德与才皆不可以言试，故左雄选孝廉之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实即四科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则欲补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秀、孝试经，皆即儒学，文法之学，实切于用，而魏、晋以后，选士之制阙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当时试孝廉之法，实即后世明经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虽废绝，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辞，唐进士科之所试，实即前此之所以试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则即汉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试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举者。惜其视之大轻，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仍不绝于后世也。汉时射策之法，亦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此即后世帖经、墨义之法所本，秀才试经，或异乎此，然亦即后世试大义之法也。

    孝廉之举，本重行实，魏、晋而后，仍有此意。《宋书·孝义传》，吴兴大守王韶之发教：谓“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乃察潘综、吴逵为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则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乃举为孝廉。又郭世通，会稽永兴人。大守孟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兴宗，又欲举原平次息为望孝，与会土高门相敌。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孝廉之选，颇有不拘门第者。故史臣谓“汉世士务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实因果倒错。核其实，盖由斯时膏腴之士，别有出身，不藉行誉，故孝义获举，偏在穷檐耳。《自序》言：沈邵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其所以风厉之者，可谓至矣。然《袁粲传》言：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梁书·文学传》：高爽，齐永明中赠王俭诗，为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孝廉，则藉贿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韩麒麟尝以州郡贡察，但检门望为病，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拔忠孝于沟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诏选举，晋初为盛。《武帝纪》：泰始四年（269），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270），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七年（272），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八年（273），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288），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后世虽间有特诏，而希矣。《成帝纪》：咸和六年（331），三月，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诏举贤良。八年（333），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马隆传》云：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此即《纪》所载五年十二月之诏也。观于凉州之役，见第二章第二节。隆诚不愧壮勇秀异之目矣。《王衍传》：泰始八年（273），诏举奇材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大守，不就。则非徒举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诚得举才之道矣。惜乎后世，此等举措不恒有也。以至孝等实行获举者，多见《孝义》等传中，此风厉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举亦罕。惟魏孝文大和十九年（495），十月，尝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出于常举之外。

    马贵与云：“任子法始于汉，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盖两汉入仕，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魏、晋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犹卬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史传不言以荫叙入官，盖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案《魏书·房亮传》言：其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荫叙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刘毅病晋武卖官，钱入私门，见第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赐佞幸卖官，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皆弊政非弊法。惟宋明帝泰始二年（467），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南史·本纪》。魏明帝孝昌三年（527），二月，诏凡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魏书·本纪》。庄帝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资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则皆卖官之法也。

    回避之法，此时仍有之。《晋书·华表传》：子廙，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年三十五不得调。此犹曰人自避嫌，法无明禁也。刘弘之受敕选补荆部守宰也，见下。以襄阳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卒以授初，则其制仍存矣。《周书·柳敏传》：河东解县人，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然则统御乡里，处事易于不平，寻常选用，亦或有回避之科矣。

    禁锢之科，清议特重。《隋书·刑法志》：谓梁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荡涤。见诸本纪诏。魏胡灵后之立钊，亦诏清议禁锢，悉与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诏书而免。《晋书·忠议传》：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子，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司州，将镇洛阳，上疏言：“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不？”诏听之。此特免一人者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455），九月，诏曰：“在朕受命以前，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则普与蠲除矣。盖所以安反侧也。

    选授之权，实在吏尚。《宋书·蔡廓传》：征为吏部尚书。因傅隆问中书令傅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已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干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纸尾。遂不拜。可见吏部尚书，虽“由来与录共选”，谢庄传孝武诏语。实权皆在尚书矣。遇猜忌之主，或近习专朝，则令、录、尚书，有共失其权者。宋孝武虑权移臣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见《宋书·谢庄、孔觊传》。前废帝时，蔡廓子兴宗掌吏部，义恭录尚书，兴宗每陈选事，戴法兴、巢尚之等辄点定回换，已见第九章第三节。《梁书·王亮传》，言其建武末为吏部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子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皆其事也。山涛典选，史所称美，然又言其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问，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则逢迎人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耳。《外戚传》：王蕴，迁吏部尚书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此亦山涛之类，而皆获美誉，足见毁誉多操诸庸夫之口也。北朝亦重吏部。《魏书·任城王澄传》：从孝文幸邺宫，除吏部尚书。及幸代，车驾北巡，留邺铨简旧臣。初魏自公侯已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不之用，咸无怨者，其真允当与否不可知，其权则可谓大矣。《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其表文言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此则丧乱时事，不可视为常法者也。魏初尝置护军主武官选，《宋书·百官志》。可参看上节。晋景帝为中护军，为选用之法，见《本纪》。

    汉世人才，萃于郎署。魏、晋以来，光禄勋无复三署郎，541犹举四行，《宋书·百官志》。则徒有其名而已。吏部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魏崔亮语。夫安得尽其才？故当时论者，多欲使群官并举。卫瓘论九品之疏曰：“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刘寔作《崇让论》，欲使“人臣初除，各推贤能而让之，让之文，付主者掌之，有缺，择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名为让，其实荐也。宋孔宁子陈损益，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见《宋书·王华传》。殷景仁亦建议：宜令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为黜陟。谢庄亦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钩县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镜难原之才，使国罔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凡此建白。皆欲救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之弊也。保任连坐，似失之酷，然郤诜言：“自顷长吏，有亡命而购县，有缚束而绞戮。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网漏吞舟，何以过此？”则其时官方，败坏日甚，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事迄不能行也。选法既弊，奔竞之风大盛。《晋书》所载，郤诜一对，刘颂、熊远二疏，陈頵与王导书，及刘寔《崇让》，王沈《释时》之论，沈见《文苑传》。《传》云：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而不载其文。言之最为痛切。综其弊，则掌选者不守定法而冯人事，士不务学行而立虚誉，实仍季汉之余风耳。欲救其弊，范宁“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不”三言尽之。然终莫能行者，可见破除私党之难也。

    选法之坏。齐末为最，《梁书·武帝纪》载帝中兴二年（502）表曰：“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遂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此可见当日论才，虽冯衡鉴，平时亦有记注，不能临时冯亿进退也。542临时冯亿进退，必为奸弊之原。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涘，造请自息。”此可见选曹守法之要，而夤缘奔竞之风，悉由掌选者先自毁法启之矣。梁世徐勉在选曹，亦撰《选品》五卷。《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500）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大后许之，任城王澄不同而止。《孝静帝纪》：武定六年（548），四月，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选司奸利，真足惊骇。丧乱之际，尤不可问。徐陵述陈初情形曰：“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魏书·后废帝纪》：中兴元年（531），十一月，诏无识之徒，缪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则其事。高隆之奏请检括，卒以群小喧嚣，惧而中止，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可见整顿之难矣。

    刺史官属：《宋书·百官志》云：今有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又云：宋大祖元嘉四年（427），复置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晋书·蔡谟传》：父克，成都王颖为丞相，擢为东曹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有功曹史主选举。《晋书·刘毅传》云：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大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王韶之擢吴逵为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已见前。《晋书·虞预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邪党互瞻，异同蠭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豪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其言，未半年，遂见斥退。可见功曹所系之重，而亦可见其不易为矣。州郡用人，多不详审，观苏绰所为六条诏书可知。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杨公则为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而梁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是则明目张胆，惟论门资也。《梁书·张稷传》：出为吴兴大守。下车存问遗老，引其子孙，置之右职。又《大祖五王传》：安成康王秀，出为江州刺史。闻前刺史取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此名为养老尊贤，实亦以门阀用人也。甚有如隋文帝年十四而为功曹者。见《隋书·本纪》。尚可托以选用乎？门阀而外，势家干谒尤多。陶侃以范逵之言，庐江召为督邮，已见第四章第三节。《晋书·刘卞传》：本兵家子。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谓县令，令即召为门下史。卞兄为大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束晳传》：与兄璆俱知名。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调。《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也。侨居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543参看第三章第三节。《周书·柳庆传》：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544可见其门如市之概矣。《魏书·显祖纪》：和平六年（465），九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乂。然牧司宽惰，不祇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立法初意，盖以新任之官，不习当地情形，故委前政与之相参，而不意其遂为奸弊之薮也。州郡之职，本非志士所乐为，《魏书·李孝伯传》：父曾，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云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敬叔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意耳。”遂还家讲授。故延高贤者或不屈以吏职。唐彬为雍州，延致处士皇甫申叔等四人，不屈以吏职，见《晋书》本传。而其轻之如此，尚安望得人乎？

    门第用人，斯时为盛。大抵职闲廪重，则贵势交争，烦缛之职，皆非所乐处。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至于吏姓寒人，侨杂伧楚，则其官位，皆有所极。《梁书·文学传》：钟嵘于天监初上言，谓：“永元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望；因斯受爵，一宜削除。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曾祖弘敞，直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羁旅，不被擢用。又贵族入仕极早。梁武虽欲革其弊，天监四年（505）诏，见第十八章第一节。亦卒不能除也。《梁书·朱异传》：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此虽出特敕，然如张缅、张缵等起家之早，则仍沿旧习也。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可称敕唤出。”三十为老，545前古未闻，特缘当时贵胄入仕，皆习于早，乃以三十为已老耳。魏孝文谓刘昶：小人之官，别有七等，见上节。实为后世流内外分铨之原。《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注》。《隋书·卢恺传》云：开皇初，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除名。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彦师传》云：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时论美之。则选法虽平，人心初不因之而变矣。《魏书·肃宗纪》：熙平元年（516），八月，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则北方入仕，虽庶族亦习于早。而贵胄尤甚，杨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骑侍郎。裴宽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吕思礼年十九举秀才。袁聿修九岁，崔瞻子。年十五，封孝琰孝琬弟。年十六，皆州辟主簿。白建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簿。新君选补，必先召辟，皆其尤较然者矣。

    选法之敝，外任必轻。史臣言：“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北史·元文遥传论》。则晋初尚视之甚重。然傅咸言：“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则其实已渐轻矣。《晋书·袁甫传》：甫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惟欲宰县，不为台阁，何也？”葛洪言：“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则国事不举，万机有阙。”病其时“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迁；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或是所宿念；或亲戚匪他。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惟富是图。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赖主人，举劾弹纠，终于当解，虑其结怨，反见中伤，不敢犯触，恣其贪残。黎庶安得不困毒而离叛？离叛者众，则不得不屯聚而为群盗矣”。《抱朴子·外篇·百里》。其为祸可谓博矣。梁武帝尝着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三辅令，《梁书·良吏传》。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传》又云：何远为武康令，高祖闻其能，擢为宣城大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又《南史·循吏传》：传琰，升明中自山阴令迁益州刺吏。自县迁州，近世罕有。虽设是令，行之盖寡。《梁书·萧昱传》：因求边州不遂，表解黄门侍郎职。高祖手诏答曰：“昔汉光武兄子章、兴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习吏事，不过章为平阴令，兴为缑氏宰。政事有能，乃迁郡守。”昱高祖从父弟。其言善矣。然诸子弟，皆为大州，则亦徒能言之而已。北朝此弊，尤甚于南。《魏书·辛雄传》：上疏言：“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而《北齐书·元文遥传》言：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546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则其弊实至齐世，始克一革。然其末流，粥爵卖官，郡县之乱，更为前世所未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颜氏家训·省事篇》曰：“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拜为守宰。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联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司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则此曹虽以诡遇，旋亦受祸。然朝政浊乱既甚，此亦不足以遏之也。周大祖任苏绰，为六条诏书，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又盛选贤良，授以守令；见《周书·乐逊传》。可谓得为治之要。然周世功臣多为刺史，未免暗于政务，亦仍是乱世之余习也。《周书·令狐整传》：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其弟休为敦煌郡守。《隋书·柳彧传》：迁治书侍御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则虽勤民如隋文，犹未能遽革其弊也。

    郡县之不能善其政，与任期久暂，关系殊大。《晋书·王戎传》：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而司隶校尉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臣，在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盖奔竞之俗，必不容有久处之官也。《南史·谢庄传》：庄于孝建时表陈求贤之义，谓政平讼理，莫先亲人，亲人之要，是归守宰，莅人之职，官遵六年之限。《传》言初文帝世限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迁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限。宋之善政，于是乎衰。然齐武帝永明元年（483）诏言：“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良政传》：永明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则其未造，并三周之制而亦不能守矣。明帝建武三年（496），正月，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其法后亦破坏，见第十章第四节。魏守令以六年为限，见《魏书·房法寿传》。考课亦以六载为程。见《魏书·萧宝夤传》。高祖延兴二年（472），十二月，诏曰：“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可见定法，亦徒空文也。

    海宇分崩之际，用人者多特注意于抚绥，此虽不过为招徕新附，倾动敌人之计，然使僻陋之区，亦得有人与闻政事，则匪徒为治，抑亦敷化之良谟矣。《晋书·儒林传》：文立，巴郡临江人。蜀时游大学，师事谯周。仕至尚书。入为大子中庶子。表请诸葛亮、蒋琬、费袆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并以立为散骑常侍。及吴平，刘颂欲得壮王以镇抚之，使之随才授任，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已见第三章第九节。然《贺循传》：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叙。陆机上疏荐之，有云：“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以均分显路，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雍隔之害，远国益甚。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陶侃传》：侃察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后与语，乃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三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观此，知殊方人士，其受岐视尚颇甚。然此特仕途党援奔竞之私，朝廷立法，固未尝如此。且如元帝，渡江而东，亦卒不得不用王导之策，抚用其人也。明帝大宁三年（325），八月，诏曰：“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务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其汲引之，固犹未尝敢怠矣。梁武帝天监五年（506），正月，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地孤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盖所以使登庸遍逮于僻陋之区。七年（508），二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意亦犹是也。邢峦之寇巴西也，言其民望，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去州既远，不能仕进，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欲立州以镇抚之。事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则不徒天朝，即州郡，亦宜明扬侧陋，以舒其意气矣。抑僻陋如巴西，山居族落，犹有长于文学者，又足见文教之久已覃敷，登庸之不可不急也。韩麒麟以孝文时为齐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州郡局任又少，请守宰有阙，推用豪望，并增置吏员。李彪上封事，亦请擢河表七州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以怀江、汉，倾敌人，抚新附。可见疆埸之间，一彼一此，皆不得不以招怀为务矣。惟劳人武夫，不知政术者，用为长吏，亦不免诒害于民，元嘉时淮西有此情形，长沙王道怜曾言之，见《宋书》本传。则又不可不慎也。

    资格用人，世皆以为始于魏之崔亮，其实非也。547刘寔作《崇让论》，言“能不浑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是当时用人，势家而外，仍重资格；即同为势家，进用之后，亦惟论其资格；此固势之所不能免也。王亮以江祏专朝，多所进拔，每持异议，已见前。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其所选用，拘资次而已。《梁书·王泰传》：敕掌吏部郎事，俄即真。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属易意。天下称平。《陈书·王玚传》：除吏部尚书。务在清静，谨守文案，无所抑扬。皆资格用人之法：蹈常习故，夫人所能，原无待于异才，藉口求才，转足便党援而开奔竞，此固古今一辙；而嬖幸竞进之世，尤非此无以拒之；此资格之所以不能不用也，夫崔亮则亦若是而已矣。

    《魏书·张彝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却武人，不使与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崔亮传》：亮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灵大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辟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亮答书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案观亮答刘景安书，即微武人入选，吏部亦易得才？然则以失才归咎于亮，不过当时议论如此，未必得实也。诤是法者，有辛雄及薛琡，琡谓“执簿呼名，一吏足矣”，然如亮之所言，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果何以求其所为之有异于吏哉？雄病“委斗筲以共治，托硕鼠以百里”，致使“夷夏之民，相将为乱”，此亦入选者多勋人武夫之失，非资格之咎也。齐文襄始革是制，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北齐书·高乾传》：乾弟慎，征为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闾，不称朝望，世宗奏令改选焉。事权在手，则其志易行，此亦非可望诸亮也。

    整饬官方，莫亟于严明考课。魏世尝使刘劭等为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晋初杜预受诏为黜陟之课。《晋书》本传曰：“其略曰：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岂若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载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六年顿荐，黜陟无渐。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无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亦将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此文似预上其所为之奏牍，其详则不可得闻矣。刘颂病晋武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监司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已见第二章第一节。颂之言曰：“今闾阎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颂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不，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宋、齐、梁、陈四朝，考课之法不著。北魏则传者颇详。《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494），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明年（495），十月，壬戌，又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世宗纪》：永平四年（511），十二月，诏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505）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易，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501）至永平四年（511），通考以闻。自景明二年（501）至永明四年（511）凡九年，似又复三考黜陟之旧，然其后又系三岁一考，则高祖之法固在，特时怠慢不举耳。《崔鸿传》：延昌二年（513），将大考百僚，鸿建议曰：“二汉以降，大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迁进。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三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制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然《纪》言延昌三年八月甲申，帝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则似又复孝文之法矣。《萧宝夤传》：宝夤以正光四年（523）上表曰：“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谓之考功，事同泛陟。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寮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殆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惰？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又守令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而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冘官，及其考日，皆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何内外之相县，令厚薄之如是？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什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此非杜预所谓公相容过，清议大颓者邪？益以立法之诐，而是时之选政，不可问矣。宝夤欲使“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不，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列上尚书，覆其合不，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其内外考格，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定。《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每岁一终，郡守列令、长，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课，辨其能不。若有滥谬，以考功失衷论。是时朝纲方紊，亦非徒法所能济也。

    第五节　赋税

    汉世田租取粟，赋诸地；口税取钱，敛诸人。魏武平河北，下令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口钱始变为户调，548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此时未有授田之制，户调田租，犹析为二，至晋武帝平吴，而二者又合为一矣。事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东晋之制，见于《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549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通典》，《通考》皆作惟。所输，终优于正课焉。”蛮夷收其赕物，盖各随其土之所出。岭外酋帅，则征其贡而非税其民。浮浪人所出，盖亦无定物，惟侨民虽云散居无土著，犹当与江南之民，同循户调之法耳。《隋志》述其制云：“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年二十乃为丁。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二斗，一本作二升，盖据哀帝时之制言之，550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十二月，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通考》作尺。盖就旧法而增之。《晋书·李雄载记》云：其赋：男子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亦略循晋法也。

    北魏孝文之制，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肃宗孝昌二年526），税京师田亩二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齐、周之制，亦见《隋志》。齐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受田。《通典》作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通典》作丈。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551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案户调之式，及魏、齐之制，552皆人人受田，而晋成、哀及魏肃宗之时，又别有田税者？晋成、哀时制，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盖皆指公田言之，观北齐之制可明。此田盖王公贵人受者为多，故晋孝武改成、哀之制，史言自王公已下，口税若干。亦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虏则又以此惠其所谓代来户也。后周大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通典》作七。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通典》作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通典》作疾。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通典》作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

    租调所取，以粟帛为大宗，此外更有所取，则谓之杂调。《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曰：“凡逋三调及众债，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通鉴》胡三省《注》曰：“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553《魏书·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五调疑三调之误。军国所须，不能以粟帛为限。除列州、郡、县制为征赋外，南朝此项征赋，颇于国用有关。当时淫纵之君，或迫臣下以贡献，事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未必不由此而驯致。然贪取虽为非法，任土自是彝。典观第十章第四节所引齐明帝建武元年十月诏可知。是岁十一月，又诏“邑宰禄薄俸微，虽任土恒贡，自今悉断。”胡三省《通鉴注》曰：“观此，则江左之政，县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贡天台矣。”此《隋志》所由以列州郡县并举也。《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十一月，“诏方物职贡，各顺土宜，出献纳贡，敬依时令”。即当折课、市取，当时征敛，折易颇多。《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为会稽内史，桓温以山阴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之。《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以浙东诸郡大旱，听受杂物当租。《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486），五月，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竟陵王子良传》言：时诏折租布，二分取钱。《王敬则传》载子良启，谓：“民有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可听随价准直，不必一应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此即所谓折课。《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七月，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实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齐书·武帝纪》：永明五年（487），九月，诏曰：“自水德将谢，丧乱弥多，师旅岁兴，饥馑代有。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民咨涂炭，职此之由。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粜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皆欲变赋敛为市取者也。《豫章王嶷传》：其为荆州，禁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盖有借官市为名，行私市之实者。北朝亦有折征之制。《魏书·前废帝纪》：僭位后诏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折绢为钱也。《韩麒麟传》：在齐州，欲减绢布，增益谷租，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此亦犹折帛为谷也。《食货志》云：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其厉民，盖不徒在豫征而已。然其实并不能然。《宋书·武帝纪》：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公至江陵，下书“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即所谓杂调也。《魏书·食货志》曰：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振益黎庶。先是大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高宗纪》：兴安二年（453），正月，诏与民杂调十五，盖至大安中复免其十五也。然《纪》不载其事，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诏，亦仅言“比年以来，杂调减省”而已。盖其免之甚暂，故《纪》漏书。《北史·魏诸宗室传》，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言，出于常山王遵之子素，亦与《志》异。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显祖纪》：和平六年（465），六月，诏诸有杂调，一以与民。此朝廷所取于民。《世祖纪》；真君四年（443），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赀赋盖谓按其赀产多少为赋，亦杂调也。《任城王澄传》：转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此地方之所取也。赋税所取非一，故如有蠲免，亦随时而各不同。当时赋税减免，史所言者，名目不一。有曰户课者，《晋书·武帝纪》：大康五年（284），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是也。有曰户调绵绢者，《晋书·惠帝纪》：永平元年（291），五月，除天下户调绵绢是也。有曰户调田租者，《惠帝纪》：永兴元年（305），十二月，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是也。有曰租税者，《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453），五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大明五年（461），二月，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是也。有曰税调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451），二月，诏凡遭寇贼郡县，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顺帝纪》：升明元年（477），雝州大水，八月，遣使振恤，蠲除税调是也。有但言调者，《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四年（476），平建平王景素之乱，原京邑二县元年以前逋调；《顺帝纪》：升明元年八月，原除元年以前逋调是也。有曰众调者，《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467），十一月，制使东土经荒流散，并各还本，蠲众调二年是也。有曰田租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四年（447），正月，蠲建康、秣陵二县田租之半；二十六年（449），车驾陆道幸丹徒，行所经蠲田租之半：《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十二月，行幸历阳，蠲郡租十年；《前废帝纪》：永光元年二月，《明帝纪》：泰始四年四月，皆减郡县田租之半；《梁书·侯景传》：景既据寿春，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将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是也。减免租布之事最多。有以灾荒免者，《晋书·孝武帝纪》：宁康二年（374），四月，皇大后诏：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453），闰月，蠲寻阳、西阳租布三年是也。有以流亡免者，《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是也。有以京邑或兴王之地免者，是月，诏彭城桑梓本乡，优复之制，宜同丰、沛，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文帝纪》：元嘉四年（427），二月，行幸丹徒，三月，诏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其蠲今年租布；二十六年（449），二月，幸丹徒，三月，复丹徒侨旧今岁租布之半是也。有以行幸免者，《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二月，大赦天下，行幸所经，无出今岁租布是也。有以行义免者，《宋书·孝义传》：贾恩、潘综、王彭，皆蠲租布三世是也。《刘道产传》：弟道锡，为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元嘉十八年（441），为氐寇所攻，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及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优。右卫将军沈演之等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过十年。从之。案《齐书·高帝纪》：建元四年（482），正月，诏：“建元以来战赏，蠲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则似蠲租布二十年，军中故有此例，道锡特援用大优耳。

    杂物而外，粟帛似应皆取诸租调之中，然亦有别立名目多取之者。《晋书·成帝纪》：咸康二年（336），二月，算军用税米，空县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以下免官。此尚可云即在常赋之中，特度支别立一目。《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560），三月，诏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宣帝纪》：大建三年（571），三月，大赦天下。自大康元年（280）讫大建元年（569）逋余军粮、禄秩、夏调未入者悉原之。则其取诸民，亦别列一目矣。《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十月，大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亦临时增取于民者也。《韩麒麟传》：慕容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篣棰。以是人有逃散。惟罴信著于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诸州，而无怨。亦皆增取于民，以供军食者也。

    户调所征，悉系著籍之户，故所最虑者为漏籍。宋武帝至江陵，下书曰：“江、荆二州，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则税役有与户籍不符者。然如是者究少。《魏书·食货志》云：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554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426），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议出阉官仇洛齐，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书·食货志》云：元象、兴和之中，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租调之入有加焉。武定二年（544）事，亦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皆可见漏籍者多，赋税必阙也。

    耕桑之民而外，北朝亦有他法以取之，如魏泰常六年（421），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一节。此犹南朝于蛮俚则取其赕物矣。

    田租有不入公家者。宋武帝江陵之令又曰：“州县屯田，利入守宰者，555一切除之。”《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413），四月，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皆其事也。《魏书·高允传》：时多禁封良田，京师游食者众。允言：“古人云：方一里，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三万七千顷，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天下之广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禁封良田，夫何为哉？《传》又言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任城王澄传》云：在定州，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北齐书·段韶传》：平高归彦，赐归彦果园千亩。非弃田以为园囿，则变官税为私租而已。

    人民所苦，力役尤甚于租调。《晋书·食货志》：武帝制户调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范宁传》：宁陈时政曰：“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者非复童幼之事。岂可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此法令所定成丁之年大早，诒害于民者也。《宋书·王弘传》：弘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直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弊尤深。致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功，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从之。然《文帝纪》元嘉十七年（440）诏，犹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之语，则苛政亟行，并有非法令所能限者矣。役法与户籍，关系最大，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

    《隋书·食货志》言：东晋之制，男丁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其实役之远过于此。其取丁之法，通常三丁取二，五丁取三。《南史·孝义传》：孙棘谓宋大明五年（461）发三五丁；《郭祖深传》：祖深上封事，谓自“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是也。《康绚传》：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其取之之法，较三五少宽，盖以其役实重难故也。《齐书·周颙传》：颙言：“山阴邦治，事倍余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踬：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则各地方之役法，亦有善恶之不同。然能善者盖甚鲜。酷者乃至役及女丁。556《宋书·元凶劭传》：劭拒义军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亲役，犹曰非常时事也。《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十一月，诏停在所役使女丁；《安成王秀传》：郢州当涂为剧地，至以妇人供役；则并习为恒事矣。

    有恒役，有杂役。《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十一月，诏河南七州之民，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大和二十年（496），七月，诏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恒役，具以状闻。《刘昺传》：正光三年（522），大保崔光奏乞敕尚书推检昺后，所属甄免碎役。四年（523），六月，诏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碎役即杂役也。杂役厉民，远较恒役为甚。《齐书·周颙传》：建元初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颙言于大守闻喜公子良曰：“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柤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此云役命有常，乃谓有常程限，非谓所课者为常事也。《晋书·庾亮传》言：亮为丹阳尹，除重役六十余事。可见杂役重难者甚多。

    随意役民，本有禁令。如《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463），三月，诏“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高祖纪》：大和元年（477），诏“牧民者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是也。然其事卒非法令所能禁。《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诏，谓：“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557其侵渔可谓甚矣。河北郡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见《周书·裴政传》。《魏书·安同传》：大宗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刺史擅用御府针工，请案律治罪。善矣，然其东出井陉至钜鹿，乃发众四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大宗以同擅征发于外，槛车征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而大宗仍以同虽专命，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则又何也？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转运，使公孙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魏书·公孙表传》。轨表第二子。亦不过坐征还而已。

    役之事，征戍为大，而漕转次之。古人于役，最苦其远，说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晋、南北朝，亦未免斯弊。《晋书·刘颂传》：颂上疏言：“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咸有死亡之患。”欲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更不能，则静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参看第二章第一节。此诚当时靖民之急务也。王羲之遗谢安书，论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之弊，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言转运中州以实边镇之弊，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又《杨椿传》：除定州刺史。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及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表罢之。有屯兵而转致劳民，尤见征戍之诒毒也。

    兴筑之事，亦为劳民之一大端。高齐之筑长城，事见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北齐书·赵郡王叡传》云：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558加以饥病，多致僵殒。叡于是亲率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督率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余，赡不足。赖以全者十三四焉。肯留意抚绥者，不过十全三四，况视之如草芥者乎？韦孝宽于汾州、离石间置城，事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是役也，征徒至十万。可见营建劳民之甚矣。

    补吏亦为民所深苦。宋武帝平江陵，下书：“荆、雝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抚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振。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南史·张缵传》：为湘州刺史，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此两事，可见与于役者，老稚，疾病，穷独，皆不得免焉。《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县南有豪族数百家，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此可见为吏之困辱，故法令于其召补，每加制限。如宋武帝平江陵，命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是也。《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506），八月，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梁书·安成王秀传》：为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此州凋残不可扰。”此等皆见称为宽政。《谢方明传》：转会稽大守。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倩发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割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此又可见补吏之事，其中弊窦孔多也。

    事有必待专技，然后能为之者，古人以此设工官。后世乃亦召民为之。逮其身亡而役不免，而其业又未必能守之以世也，则遂变为杂役。王羲之与谢安书曰：“百工、医寺，死亡绝后，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此又可见当时杂役之重。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百工医寺而可以五岁刑者充之，其徒为杂役审矣。然有待专技之事，究非夫人所能为也，乃又别召民为之。如《南史·齐本纪》言：东昏侯大起诸殿，絷役工匠。《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558），十月，大极殿成，匠各给复。《宋书·刘敬宣传》，言守宣城者，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梁书·贺琛传》：琛启陈事条，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之。有曰：“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陈书·宣帝纪》：大建二年（570），八月，诏巧手于役死亡，不劳订补。《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472），四月，诏工商、杂技，尽听赴农。《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皆有专技之民，见役于官之事也。

    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轻者充兵役，五岁刑充杂工医寺，盖谓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时者，齐武帝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刘系宗启谪役东人随唐寓之作乱者，从之，其事也。

    复除之事，有为经制者，如魏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内，凡复三十八人。其后元孝友言：《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则其制已小异。见第三节。其出临时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晋武帝咸宁元年（275），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是也。大康元年（280），十月，除五女复。或以产乳及新昏，如齐明帝建武四年（497），正月，诏民产子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后移徙，如晋武帝大康元年（280），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后抚绥，如陈宣帝大建十一年（579），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是也。或以旧恩，如晋元帝大兴三年（320），七年（324），诏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是也。或以行义，如《宋书·孝义传》：严世期复身徭役，张进之诏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旧劳，如陈大极殿成，匠各给复，见上。世祖天嘉元年（560），二月，以讨王琳，舟舰输积，权倩民丁，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是也。《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487），五月，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三长复征戍，余若民，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孝感传》：阎元明复租、调、兵役，令终母年，此则所谓赋役无所与者也。《文明后传》：后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缌麻，皆受复除，当即大和十一年（487）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传》：王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此为臣下之异典。《世祖纪》神四年（431），自破赫连定还，战士赐复十年，此所以优战士。《高宗纪》：和平二年（461），三月，诏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高祖纪》：延兴三年（473），十一月，诏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承明元年（452），十月，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政。大和四年（480），七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此则所以优老也。三长之制，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前废帝纪》：僭位后诏：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此则口惠而实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十八章第一节。《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苻坚载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则虽五胡，亦能守兹成法也。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宋书·沈怀文传》。梁鄱阳王恢之子泰，为谯州刺史。遍发人丁，使担要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南史》本传。其为祸之烈如此。隶属于人者亦无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详见第三章第三节。时又发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331），正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已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升平三年（359），三月，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此皆罕有之事。《刁协传》言：“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可见积习之不易破矣。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齐东昏侯纪》言：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见第十章第六节。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于法亦免，故范宁言人或残形翦发，要求复除，《东昏侯纪》亦谓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焉。

    赋与役，皆当视赀产之厚薄，以为重轻。苏绰《六条诏书》曰：“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559由之而起。《晋书·刘超传》：超补句容令。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出，有余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实法也。《魏书·世祖纪》：延和三年（434），二月，诏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大延元年（435），十二月，诏“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盖始分为三级，继又曲分为九。《隋书·食货志》言：齐文襄始立九等之户，560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实则九等定户，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创者，或税役之别耳。赀与力之相贸，盖事势不得不然。齐永元后，远郡之役，悉令上米准行，已见第十章第六节。史以是为东昏秕政，然《宋书·顺帝纪》：升明三年（479），正月，齐王表诸负官物质役者悉原除，所谓质役，盖负物不能偿，而出力以为代，561事与上米准行相反，理则一也。顾宪之言：山阴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税其钱，实开明世别银差于力差之先声，亦得宋王安石令无役者出助役钱之意。《宋书·周朗传》：朗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盖病户等平定之不实。朗又云：“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齐竟陵王子良言：“三吴守宰，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资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其弊，亦与后世无异矣。户调法行之后，本已无所谓丁税。562然《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为荆、湘时，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云：“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梁书·良吏传》云：高祖元年（502），始去人赀，计丁为布；《陈书·宣帝纪》：大建九年（577），五月，原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盖亦计赀为绢。一似又有丁税者；盖亦或以之代役，或出临时调敛，后遂相沿不废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为官府所破坏，会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则悉评敛为钱送台；东昏侯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皆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其事矣。《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盖不可多得矣。

    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则无力征。见《隋书·食货志》：其立法可谓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则不可知也。

    山泽之利，两晋及宋、齐、梁、陈，多为官吏贵豪所固护，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等皆非法之所许，然亦有不然者。《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风闻颖达启乞鱼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563虽实为私奉养，而必启乞待许，即不翄官收其税矣。北朝情形，与南朝略同。魏显祖皇兴四年（470），高祖大和六年（482），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皆尝弛山泽之禁。即北齐，亦仅后主武平六年（575），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开酒禁而已。然《魏书·酷吏传》：崔暹坐障吝陂苇，为王显所弹；《阉官传》言：刘腾于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则其利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齐书·卢潜传》，言其为扬州行台时，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政令岂能真行？民家无以自资，豪势保无转因之以为利者邪？

    鄣锢山泽，恶其夺民利而已，弃田以为园囿，564其弊亦与之同，故晋法明列其不为属国焉。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猎也。《魏书古弼传》云：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可见其占地之广。《高祖纪》：延兴三年（473），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大和十一年（487），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司马楚之传》：子跃，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此可见苑囿之立，实妨田业，又不徒鄣锢山泽而已。又魏于内地置牧场，占地甚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正始元年（504），延昌二年（513），皆尝以其地赐代迁之民。可谓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已。

    冶铸之利，作兵为亟，民用后焉。《晋书·宣帝纪》：大和四年（480），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盖斯时之铁，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书·百官志》：卫尉一人，丞二人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454）复置。又云：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属卫尉。江左已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王弘传》：弘建屯田之议曰：“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弘建此议，在其为晋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可见江左冶政，专攻兵器，罕资民用，565此其获利所以甚微。宋世刘道济刺益州，立冶断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又可见民用本不资官也。《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561），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南朝言盐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伪诸国：慕容德尝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事见《晋书·载记》。拓跋氏于盐利颇详。566《魏书·食货志》云：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其国用所资，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鄣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大师高阳王雍、大傅清河王怿等奏：“先朝置司，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鄣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据《本纪》，高祖大和二十年（496），十二月，尝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503），七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诏罢盐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见《琛传》：其时尚书执奏之辞，亦谓“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贾轻议”，则置监亦未必无弊也。《长孙道生传》：曾孙稚，萧宝夤反，为行台讨之。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圾。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观此，知河东盐利之厚。《周书·寇俊传》云：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渔，乃以俊为之。是其时于此，资赖正深，而忽有废之之诏。虽为长孙稚所格，至前废帝即位，仍诏税市、税盐，可悉废之，可见税弊之深矣。《柳崇传》言：高祖时，河东、河北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可见官吏豪强，同以为利。《辛庆之传》：大祖东讨，为行台左丞。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大统四年（538），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守令弃城，而监将犹能守土，岂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众欤？《北史·崔昂传》：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文襄以问昂。昂曰：“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则迁邺后四州官煮之外，他处仍有盐税也。周有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取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见《隋书·食货志》。

    北朝冶铸，亦以作兵为急。《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404），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周书·薛善传》：西魏于夏阳诸山置铁冶，令善为冶监，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间有之。如《魏书·崔挺传》，言其为光州刺史，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是已。冶铸之业，盖以民营为多，故《食货志》言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咸阳王禧，史言其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见第十二章第一节。而长白山亦为豪右鼓铸之地也。见第二十章第四节。矿利，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肃宗纪》：神龟元年（518），闰月，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则亦有弛禁之时。

    酒税，除禁酿外，大都有之。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东昏时，都下酒酤，皆折输金，见第十章第六节。陈时虞荔、孔奂请立榷酤，见前。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557），八月，制榷酤，见《北史·本纪》。《北齐书》不载。后主立酒禁，亦见前。《宋书·文九王传》：世祖普责百官谠言，建平王宏上书称其弛榷酤，则似曾一时无税。

    关市之征，历代皆有。《晋书·武帝纪》：受禅后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可见魏时征税，遍于全境，晋亦因之。渡江已后，《隋书·食货志》云：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晋书·王濬传》：濬上书自理云：“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陈。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豪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北史·孟信传》：信去官，居贫无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观此二事，知当时货卖，多有文券也。历宋、齐、梁、陈如此，此后世之契税也。又云：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此后世之过税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此后世之住税也。《晋书·孝武帝纪》：宁康元年（373），三月，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文帝纪》：元嘉十七年（440），十一月，诏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孝武帝纪》：大明八年（464），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粥米者，可停道中杂税。又《前废帝纪》：是年，六月诏，有“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之语。《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明帝纪》：建武元年（494），十月，诏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传》：启论司市之职，谓“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参看第二十章第三节。《顾宪之传》：永明六年（488），行会稽郡事。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记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议曰：“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田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旨，惧诒遣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参看第二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516），正月，诏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定格。大同十一年（545），三月，诏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税，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其时陆验、徐驎递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为务，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陈书·宣帝纪》：大建四年（572），闰月，诏姑熟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贸，不责市估。十一年诏有“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之语。《南史·陈本纪》，谓后主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阳慧朗，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此皆关市政令，发自中枢，散见纪传者也：亦有由地方为之者：《晋书·甘卓传》言：卓迁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又《儒林·杜夷传》言：刺史刘陶，告庐江郡，常以市租，供给其家人粮廪。《齐书·豫章王嶷传》：徙荆州刺史，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侯景据寿春，停责市估，已见前。景后抗表，有云“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焉。《梁书·陆法和传》：刺郢州，列肆之内，不立市丞，但以空槛籥在道间，上开一孔以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此等兴替、增减，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见当时关市之征，中枢所取，实有限也。

    北方诸国：张重华尝除关税，见《晋书·载记》。姚兴增关津之税，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沮渠蒙逊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之语。《甄琛传》：琛论盐池表有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输”，则魏初似无商税。肃宗时，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已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前废帝即位，市税与盐税并除，已见前。齐末，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以其所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见《隋书·食货志》。周闵帝元年（557），初除市门税。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亦见《志》及《周书·本纪》。宣帝税入市者人一钱。静帝立，罢入市税钱，见《纪》。

    第六节　兵制

    晋、南北朝，为中国兵力衰微之世，其所由然，盖以取之、教之者，皆不得其宜也。民兵之制，虽自东汉来已废，然调发之制仍存。故《晋书·段灼传》：灼言晋人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羌、胡非恩意告谕不可。然调发人民时甚少，自三国至南北朝，皆别有所谓军户者，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军户放免，其事甚难，《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458），正月，韶先帝龙飞荆楚，奉迎文武、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此乃特典。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竟陵王诞之叛，孝武帝使垣阆袭之，诞焚兵籍，使壮士率之出击：亦危迫之际，非常之措施也。而其困辱殊甚。《晋书·赵至传》：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盖军户之困辱久矣。服役率取长上。567长上之名，不始唐代。《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慕容宝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乱。《注》云：“凡卫兵皆更番迭上，长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怀化执戟长上，归德执戟长上，皆武散阶，长上之官尚矣。”案《宋书·张茂度传》：子永，以世祖孝建二年（455），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则番代之期，有甚短者。遵行者盖渐少也。老稚亦不得免。《晋书·宣帝纪》：帝平公孙渊，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武帝纪》：平吴后，诏诸士卒年六十已上，罢归于家；此已为甚晚。《宋书·自序》载沈亮启大祖，谓西府兵士，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尤可见其使之之酷。晋明帝之讨王敦，诏敦之将士，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亦危急时旷典也。身死又须补代。刘卞兄为大子长兵，死，兵例须代，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见第四节。于是人民规免者多，乃有以亡命、谪户或蛮夷充之者。逃叛、死亡，追代或及亲属，甚者及于邻伍。其虐，与明代之句军无异矣。《晋书·庾冰传》：冰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此以漏籍者为兵也。《毛璩传》：璩迁淮南大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此以逃亡者为兵也。《宋书·沈庆之传》：庆之前后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此以夷隶为兵也。《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十月，诏曰：“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何承天传》：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其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而法以其母存为期亲，子宜随母补兵。皆可见其句补之酷。然据《南史·郭祖深传》，则当时追讨，并有滥及邻伍者，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又不限于亲属矣。征发之法，多用三五，亦有更密于此者。三五取丁，释见第五章第二节。此据《通鉴》晋成帝咸康八年（343）《注》。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注》又云：“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568不知果有此两法邪？抑胡氏偶误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其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则前说似是。《慕容儁载记》：儁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封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则三五取丁，殆为当时通制。苻坚入寇，诸州之民，十一遣一，盖以所发者广，故所取者少。佛狸临江，丹阳统内，尽户发丁。胡三省曰：“凡人户见丁，无论多少尽发之。”此则危急时偶行之法也。率先贫弱，转后殷强，其流弊滋大。《晋书·慕容儁载记》：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案《宋书·王弘传》：弘与八坐丞郎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左丞江奥议：“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梁书·处士沈传》：天监四年（505），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大守柳恽以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则其时兵役，士人率遭优免，此亦舍越殷强之一端也。《慕容载记》又云：悦绾言于曰：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纳之。出户二十余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尤可见侥幸免役者之众。且斯时之民，久阙训练，发之无益于事，《宋书·武帝纪》：隆安五年（402），孙恩向沪渎。高祖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果为贼所败。又《自序》：元凶弑逆，分江东为会州，以隋王诞为刺史。沈正说诞司马顾琛，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唱始。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当须四方有义举，然后应之。”皆江东之民，久阙训练之证。《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叛，富阳但发男丁防县。文季时为会稽大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亦败。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一战便散，禽斩寓之。王敬则之叛，百姓从之者十余万，胡松以马军突其后，即惊散，见第十章第三节。皆民兵不可用之证。齐初虏动，高帝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褚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良有以也。然此等苟经训练，亦可成精兵。伐秦之役，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为白直队主丁旿，事见第七章第七节。白直者，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亦可见兵之强弱，惟在训练矣。而或致激变，如张昌之乱是矣。《晋书·山涛传》云：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复，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兵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涛之论今不可闻，然其时州郡握兵，实为天下之乱源。刘昭论之，最为痛切，见《续汉书·百官志注》。晋之患，始于宗室诸王，而成于夷狄。当时州郡置兵，诚较王国为少，然八王之乱，非以其国之兵起也。五胡乱后，州郡曷尝无兵？果能戡乱定难欤？综观当时诸家议论，亦多以人民阙于训练为言，如何承天《安边论》曰：“汉魏以来，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自无经略，惟望朝延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而非以无经制之兵为患。《涛传》所云，非笃论也。

    召募之制，意在选取精勇。马隆讨树机能，募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者，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负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兵仗。恩大喜。可见军中武力之重矣。刘敬宣之伐蜀，国子博士周祇书谏高祖，谓官所遣皆乌合召募之人，师果无功。《宋书·沈演之传》：子勃，泰始中欲北讨，使还乡里募人。勃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数之曰：“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义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逐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臧物，二百余万。”则召募之弊，亦甚大矣。《晋书·刘超传》：出为义兴大守，征拜中书侍郎，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此亦召募之类。设其终属于超，即成私家之部曲矣。

    部曲之制，569已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此等送故之兵，久假不归，即成私家之部曲矣。廪布既资官给，何必听属私家？然而部曲之制，卒不能革者？《陈书·蔡征传》言：后主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征之抚恤，或不必专施于部曲，然部曲既属私家，其抚恤容有更周者。《南史·郭祖深传》：梁武帝以祖深为南津校尉，使募部曲二千。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或亦以其专属于己，故简择者精也。《陈书·樊毅传》言：毅累叶将门。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殁，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高祖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侯瑱遣使招毅，毅乃率子弟部曲还朝。《鲁广达传》言：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此等私家部曲，公家征战，亦多用之，几如辽人之有头下军州矣。范宁言送故多割器杖，则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宋书·范晔传》所以言周灵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欲奉义康，乃与以钱六十万，使于广州合兵，其征也。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此亦南北朝之世，篡乱之所由不绝欤？

    为免扰累平民起见，时亦发奴客为兵。东晋时事，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元帝所免僮客，以配刘隗、戴渊。又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见《戴若思传》。王敦率众内向，抗疏曰：“当陛下践阼之初，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敦攻刘隗，自难免于过当。然庾翼欲北伐，并发所统六州江、荆、司、雍、梁、益。奴及车、牛、驴、马，史亦云百姓嗟怨，则敦言亦不能尽诬。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盖奴婢亦为财产之一，不宜使其主人蒙损过大，故有此举。《晋书·隐逸传》：翟汤、庾翼大发僮客，敕有司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编户为百姓，则调发亦不能无优免也。《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524），七月，赐北讨义客位阶。是梁世亦有奴客从军者。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道俗奴僮以充兵。《晋书·列女传》：苏峻作乱，虞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潭母孙氏，尽发家僮，随潭助战。则危急之际，地方亦有用之者也。

    当时风气，称习战者必曰伧楚。子勋之叛，殷孝祖率二千人还朝，并伧楚壮士，人情大安；详见第九章第四节。始安王遥光欲叛，召诸伧楚是也。见第十章第五节。吴人谓中州人曰伧。见第三章第九节。楚者，江西之地，皆楚之旧壤也。王融欲辅子良，招集江西伧楚，见第十章第二节。祖逖率亲党避地淮泗，后居京口，史言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详见第四章第二节。郗鉴寝疾，疏言所统错杂，率多北人。详见第五章第四节。此皆其时之所谓伧：《梁书·陈伯之传》：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此则时人习称剽悍者为楚也。淮南劲悍，自昔著闻。淮南王允之攻赵王伦，史言其所将皆淮南奇材剑客，伦兵死者千余人。吕安国袭破杜叔宝饷刘顺军车，实为胜负所由判。详见第九章第四节。是役决胜，实由黄回。史称其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见《宋书·殷琰传》。刘牢之距苻坚之师，陈庆之送元颢之众，其中此曹，盖不少矣。然宋武之征南燕，公孙五楼策之曰：“吴兵轻果，初锋勇锐不可当。”见《晋书·慕容超载记》。伐秦之役，沈田子实奏青泥之烈，而史称其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宋书·自序》。则江东之士，亦未必遂弱。民风恒随处境而转移。当时江东以稼穑为重，而江西则为战地，此其风气之所以渐殊也。

    士大夫之风气，南方亦较北方为弱，观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颜氏家训·涉务篇》可知。其《杂艺篇》又曰：“江南以常射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人士，率晓兵射。”士大夫者，民之率将，士大夫日趋文弱，无怪细民之稍益不振矣。颜氏之言则善矣，然而射不主皮，左射狸首，右射驺虞之意，则益微矣。可胜慨哉！

    元魏丁男，亦有兵役。大宗永兴五年（537），正月，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高祖延兴三年（473），十月，大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是也。末造，常景病差丁不尽强壮，三长皆豪门多丁，求权发为兵。孝静帝兴和元年（539），六月，以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寻为东北道大行台，差选勇士。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盖亦取诸人民。惟此等在平时亦罕用，寻常充补，率于军户取之。军户：有以俘虏为之者，如高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是也。或以杂户充役，如《崔挺传》言河东郡有盐户，掌供州郡为兵是也。然要以罪谪者为多。征戍皆有之。《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诏流徙之囚，皆勿决遣，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528），二月，滕王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此皆用于征战者也：用诸戍守者尤多。《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474），十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匈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源贺传》：贺上书曰：“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臧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高宗纳之。六镇戍兵，本皆高门子弟，其后非得罪当世者，莫肯与之为伍，即由戍兵中此等人多故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遇之颇酷，欲免除甚难，逃亡之格又峻，终至激成六镇之叛焉。《魏书·任城王澄传》：澄以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从之。是当时谪戍，率并其家属徙之也。《高祖纪》：大和十二年（488），正月，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可见其获免之难。《崔挺传》云：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辞甚雅切，高祖纳之。《郭祚传》：世宗诏以奸吏逃刑，县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徙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在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县名永配。于眚不免，奸途自塞。”诏从之。此等皆可见其牵连之广。《李崇传》：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几成冤狱。其祸，亦原于追逃之酷也。末造六镇须改为州，事极明白，然正光五年（524）所免者，犹是元非犯配之人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召募之法，亦间行之。如孔太恒等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是。见《魏书·孔伯恭传》。末年乱事蜂起，赏募之格尤重。然赏格虽优，奉行不善，亦不能收其效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引高谦之语。

    宿卫之士，多出朔方。《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495），八月，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似不限其区域。然其明年（496）十月，又诏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矣。《地形志》言：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为永安以后禁旅所出，亦仍以北方之民为主也。禁兵间亦出征，并有从事戍守者，《魏书·和其奴传》：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率殿中精甲万骑讨之。任城王澄言：羽林、虎贲，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番兵。然其末年，骄悍殊甚，致有贼杀张彝之事，而京城附近，形势且甚岌岌，乃欲使四中郎将带郡守以为卫。亦见《任城王澄传》。固知兵愈骄则愈不可用矣。

    调发人民，除大举时盖甚罕。《魏书·世祖纪》：真君六年（445），八月，车驾幸阴山之北。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高祖纪》：大和二十二年（498），四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县瓠。《世宗纪》：景明四年（503），六月，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正始三年（506），七月，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献文六王传》：高祖将南讨，遣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周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此等征发，所及较广，尚多故有兵籍者，不皆比户之民也。征戍之士，更代本有定期，《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496），十月，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周书·武帝纪》：保定元年（561），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事亦见《隋书·食货志》。胡三省《通鉴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魏书·薛虎子传》：为徐州。在州戍兵，每岁交代，必亲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北史·房谟传》：转徐州刺史。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饥寒死病，动至千数。谟至，皆加检勒，不令烦扰。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亲自检视。又使佣赁，令作衣服。终岁还家，无不温饱。全济甚多。伤夷亦许还本。《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495），八月，诏从征被伤者，皆许还本。然役之每过其时，《魏书·皮豹子传》：为仇池镇将。兴安二年（453），表曰：“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惟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已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瘁。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甚有死于道路者。《魏书·裴骏传》：骏子宣，于世宗时上言曰：“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魂，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夷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以是兵无斗志，或转恃民兵以为固焉。民兵盖本不在兵籍者，然当风尘洞之际，资其用者颇多，而据地自专，反侧于两国之间者，亦此曹也。多兵之用，至东西魏分立而广。《周书·苏绰传》：弟椿，大统十四年（548），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与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韦瑱传》：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北史·李彦传》：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546），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此统领之重其人也：又《魏玄传》：其先，任城人也，后徙于新安。每率乡兵，抗拒东魏。《泉仚传》：子仲遵，率乡兵从杨忠讨柳仲礼，皆乡兵之与于战守者：虽高昂兄弟，所用亦乡兵也，见下。《颜氏家训·诫兵篇》曰：“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又云：“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衡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文士如此，武夫可知，衣冠之族且然，武断乡曲者更不必论矣。

    北齐兵制，与后魏略同。《唐邕传》言：邕于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莫不谙知。见第十四章第八节。九州军士，盖以军户为之，四方勇募，则籍外之士也。《孙骞传》言：高祖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所获甚众。骞之计也。此则比户取之矣。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齐文襄为大都督，见《周书·王士良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惟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治，谓之外兵省。其后邕、建位望转隆，各为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亦见《北齐书·邕传》。北齐流罪，投于边裔，以为兵卒，见下节。

    后周兵制，为五胡乱华以来一大变。五胡用兵，率以其本族若他异族人为主。高欢语鲜卑：谓汉人是汝奴，语汉人：谓鲜卑人是汝作客，已见第十六章第六节。《魏书·刘洁传》：南州大水，百姓阻饥。洁奏曰：“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本，府库所资。应加哀矜，以鸿覆育。”皆可见汉人虽或充兵，并不以为劲旅。故韩陵之战，高欢谓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欲以鲜卑参之也。570见第一章。是役也，欢之所将，实为葛荣余党，必不能尽是鲜卑，而薛孝通语贺拔岳，谓其以数千鲜卑，破尒朱百万之众。见《北史·薛辩传》。盖凡乐于战斗者，其人虽非鲜卑，亦必已渐染鲜卑之习矣。既染鲜卑之习，必不复知民族之义。北方累经丧乱，可乘之机甚多，而汉人卒不能崛起光复旧地，盖以此也。自府兵之制兴，而兵权乃渐移于汉人矣。府兵之制，起自宇文泰。以六柱国督十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六军之置，事在大统八年三月，见《北史·本纪》。《周书》又云：十二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北史》则云：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惟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案魏世军人，多并家属屯聚一处，称之为府。六镇之兵，即见称为府户，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魏书·杨椿传》言：自大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统摄。《北史·唐邕传》：邕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周书·武帝纪》：天和元年（566），七月，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五年（570），三月，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将家累入京，不乐者解宿卫。建德六年（577），十二月，行幸并州官，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皆足见当时军人，多并家屯聚一处也。其军人，有专务教练者，亦有兼事耕屯者。《北齐书·唐邕传》：邕以军民教习田猎，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围，人马疲敝，奏请每月两围。世祖从之。此军民与后来军人二字同义，谓有兵籍属军府之人，非兼兵与寻常人民言之也。唐避大宗讳，改民为人，后遂相沿，而军人军民，其意各异矣。田猎月别三围，自无暇更及农事。然亦有兼事耕屯者。薛虎子欲以州镇戍兵资绢，市牛令耕，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纪》：正始元年（504），九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源贺传》：诏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以备北寇，至春仲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百人，复其徭赋，厚加振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史言事寝不报，然观第十二章第三节所引《源怀传》，则北边镇戍，固未尝不事种植也。魏世禁旅，以半月上番，半月教习，自无暇更事种植。然自周武帝以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志》言“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而其制一变矣。《新唐书·兵志》云：“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盖更其名以歆动夏人也。宇文泰所立府兵之制，《通鉴》系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云：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糒，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为二十四军。《文献通考·兵考》则云：周大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放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才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又云：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二书之说，盖同本于唐李泌之《邺侯家传》。农隙教练，与《北史》半月上番、半月教习之说不符。盖误以后来之制为初制。近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然云众不满五万，则似系初创时事。其时西方贫困，必无力能养多兵。周武募夏人为侍官，盖正以如是则可徒蠲其租调，而不必别出兵费也。斯固物力所限，然其时异族之民，必更同化于汉族，欲募以为兵，亦不可多得矣。此诚世局之一大转捩也。

    部曲之兵，北朝亦有。尒朱荣死，魏庄帝引见高昂，劳勉之。昂请还本乡，招集部曲，其后韩陵之役，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其弟季式，亦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杖皆备。昂兄慎，迁光州刺史，亦听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封隆之子子绘，高祖崩，世宗以为渤海大守，亦听收集部曲一千人。此皆扰攘之际，听以腹心自卫也：清河王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世宗未及文宣之世，频请纳之，皆未见许。及葬毕，乃纳焉。然岳之死实非良死也。斛律光之死也，何洪珍赞其家藏弩甲，奴僮千数，则私甲究非善制也。

    行军所用牛马，魏制亦出自民间。《魏书·大宗纪》：永兴五年（537），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421），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世祖纪》：始光二年（425），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是其事：此等虽遍及境内，然马之产，究以北边为多。尒朱荣家世豪强，牛马谷量，散畜牧招义勇，遂以起事，其兴，正拓跋氏之所由兴也。魏道武之追柔然也，柔然遁去，诸将请还。道武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通鉴》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571晋孝武帝大元十六年（391），魏登国六年（397）。宋文帝元嘉六年（429），魏主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大武神二年（429）。《注曰：“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副马之制，蒙古亦有之，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古今。此胡骑之所以迅捷。《宋书·刘敬宣传》：刘牢之与孙恩之众战于虎疁。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并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此南人不习骑战之征。皮豹子自言所领之众，不任攻战，见上。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骑步不敌，尤可概见。周朗所以言之痛也。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北强弱之机，实判于元嘉二十七年（450）之役。此役南朝受创之深，实以六州残破之甚，魏人之能肆意摧残，则以其骑兵疾速，宋人不能阻御也。当时欲图恢复，非决一二大战不可，决战求胜，终不能无骑兵，梁武不知务此，是以卒无所成，说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车亦间有用者，不过以将粮重、防冲突而已，不能恃以制胜也。572宋武帝之讨南燕，以车四千乘为两翼，方轨徐行，而以轻骑为游军，见第七章第四节。魏大武之迫彭城，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武陵、江夏二王趋历城，见第八章第七节。檀道济之援青州也，刁雍言其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见《魏书·雍传》。此皆以车为翼护：即丁旿之距魏军亦仅藉车以自固，不能以之逐利也。吕梁之役，吴明彻成禽，而萧摩诃卒免，尤可见车骑之利钝。

    兵器似多由官造，观上节所述可见。当时刑徒有配甲坊者，甲坊，谓造甲之所也。石季龙建丰国、渑池二冶，尝徙刑徒配之，见《晋书·载记》。《魏书·司马悦传》：世宗初，除豫州刺史。汝南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疑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考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观此，知当时里巷作兵，不逮城市，此官立监冶，所由不可废欤？祖逖北征，屯淮阴，起冶铸兵而后进，见第四章第二节。何承天《安边论》曰：“四曰课丁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则当时作兵之材，民间亦有不能尽备者也。

    攻战所施，强弩最称利器。卢循遣十余舰攻石头栅，宋武帝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其后水战，又以军中多万钧神弩获胜。已见第七章第二节。杨公则攻东昏侯，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神锋弩，盖即神弩也。周文育攻韦载，以载收得陈武旧兵善用弩不能克，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弩之难御如此，故庸、蜀之众，惟便刀矟，则邢峦轻之矣。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水战，舟舰利于高大，说见第七章第二节。又有所谓拍者，水战多用之，间亦施之于车，用以攻城。《陈书·侯安都传》：留异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距王师。因其山陇之势，迮而为堰。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侯瑱传》：与王琳战于芜湖，众军施拍纵火。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黄法传》：大建五年（573）北伐，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亲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楼堞，时又大雨，城崩，克之。《章昭达传》：讨欧阳纥，装橹造拍，以临贼栅。《徐世谱传》：与侯景战于赤亭湖。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军，以益军势。《吴明彻传》：讨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周书·裴宽传》：为汾州刺史，陈将程灵洗，以大舰临逼，拍竿打楼，应即摧碎。皆当时攻战，资拍为利器之事也。《隋书·杨素传》：素居永安，造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拍之用不可详知，其制犹有可考，《读史兵略》以为即炮，则误矣。573

    第七节　刑法

    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实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汉初犹沿用之。其时情伪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于用，递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芜秽，又伤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世论者，多以删定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陈群等为之，制新律十八篇，晋文帝秉政，又命贾充等改定，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269）班行之。其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矣。律既定，明法掾张裴《齐书》、《隋志》皆作斐。为注表上之。其要，见于《晋书·刑法志》。其说绝精。后杜预又为注。泰始以来，斟酌参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于是公卿八坐，参议考正。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491），廷尉孔稚珪表上，请付外施行。《齐书·稚珪传》。东昏即位，又诏删省科律。《本纪》：永泰元年十月。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事在天监元年八月，《梁书·本纪》云：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议其可否。法度请：“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郎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大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凡得九人。二年（503），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纪》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纪》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又云：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陈书·本纪》：永定元年（557），十月，立删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伪诸国，虽刑政无章，然以大体言之，亦当承用《晋律》。《晋书·石勒载记》：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可见时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

    《魏书·刑罚志》云：“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昭成建国二年（339），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旧。又云：“大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本纪》事在天兴元年（399）。则始用中国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纪》在四年十月。诏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445）春，《纪》在三月。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纪》云：以经义量决。《高允传》：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延兴四年（474），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正平元年（451），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纪》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据《刑罚志》。《高祖本纪》，大和元年（477），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大华殿。《刑罚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三百八十二章。”然据《本纪》：则十五年（491），五月，议改律令。八月，又议律令事。十六年（492），四月，颁新律令。而五月，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则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实未大成也。《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504），冬，《纪》在十二月。诏曰：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是时与议者十余人，刘芳为之主，见《北史·袁翻》及《芳传》。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尒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请悉准律令，以明恒宪。诏从之。”然据《本纪》：出帝大昌元年（532），诏曰：“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可令执事之官，四品已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冘滞。”则其时之律令，仍甚紊乱。《孝静帝纪》：兴和三年（541），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李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盖至此又一清定。案前世虽有法律，遵守初不甚严。《晋书·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其时裴、刘颂、熊远等皆以是为言，其论绝精。574平世如此，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弁髦旧法矣。石勒之别造条制，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

    《隋书·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550），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武成即位，频加催督。河清三年（564），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北齐书·本纪》：是年三月，以律令颁下大赦。《北史·封述传》：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齐律序》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见《北史·俟传》。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律无正条，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关中也，典章多阙。大统元年（535），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周书·本纪》在三月。云奏魏帝行之。七年（541），又下十二条制（《纪》云十一月奏行。）十年（544），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纪》在七月。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纪》作二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武帝用法严正。齐平后，以旧俗未改，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纪》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579），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后又广之，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纪》在大象元年八月，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晋、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大炎有《五朝法律索隐》篇，见《大炎文录》卷一。盛称魏、晋、宋、齐、梁律之美。谓汉法贼深，唐律承袭齐、隋，有所谓十恶者，《隋志》：齐律刊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宽平无害。其说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杀子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曰恤无告：诸子姓仇复者勿论。曰平吏民：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广韵》引《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为表旗，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则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谲怪，将为文明之辱。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纵辱文明，则奸政、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且商人工人，虑非有高下也。今观日本。诸庸作者，织布为裋，大书题号其上，背负雕文，若神龟、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为谲怪者，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满洲始稍稍崇商贾。非直因以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商人犹不以无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若则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则不恕矣。其尊奖商人也则宜。易世而后，莫如行晋令便。”此说于社会、政治情势，几于茫无所知，而徒任情为说，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论走马城市曰：“张裴《晋律序》曰：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余寻李悝《法经》，本有《轻狡》之篇，秦、汉因之。盖上世少单骑，车行有节，野外之驰，曰不过五十里，国中不驰。六国以降，单骑郁兴，驰骤往来，易伤行者，由是有轻狡律，《晋律》：众中走马者二岁刑，见《御览》六百四十二。都会殷赈，行人股脚肩背相摩，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然犹俜侠自喜，不少陵谨，此明当附贼杀之律，与过失戏杀殊矣。藉令车骑在中，人行左右，横度者犹时不绝。若无走马杀人之诛，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自电车之作，往来凡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财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豪毛。以为利贼杀人，视以轻狡贼杀人，其情罪当倍蓰。如何长国家者，惟欲交欢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晋律》以全横目，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论子姓仇复云：“治吏断狱，必依左证，左证不具，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如是，狡诈者愈以得志，而死者无可申之地。前代听子姓复仇者，审法令有跋，不足以尽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说虽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陈群等定魏律，依古义制为五刑。575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为十五等。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天监三年（504），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复开。北齐刑名五：一曰死，重者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途，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通鉴》系陈文帝天嘉五年（564）《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鉴》依《五代志》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仲长统言肉刑之废，轻重无品，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晋世葛洪论此，意亦相同。见《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实由以徒流备五刑，其制大成于隋，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

    复肉刑之论，魏晋之世，尚多有之。《晋书·刑法志》言：晋初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及元帝时，卫展为廷尉，又上言之。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纪瞻、庾亮、梅陶、张嶷等是之。周、桓彝等非之。帝欲从展所上。王敦以为习俗日久，必验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乃止。桓玄辅政，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命百官议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议，《晋志》不载，《宋书》本传载之，亦赞以斩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书，言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光寿者，慕容儁年号，伪号烈祖。建兴者，慕容垂年号也。伪号世祖。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晋后议者，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576其言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徒亡日属，贼盗日烦。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后从而赦之，此谓刑不制罪，法不胜奸。”其说诚当。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余人之论，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或谓人见其痛，将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导等之议，既欲复肉刑，又虑人习所见，或未能服，欲于行刑之时，明申法令，任栾刑者刑，甘死者杀，则更灭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复也。

    然肉刑之名，虽未尝复，其实则未尝不偏复。577《宋书·明帝纪》：泰始四年（469），九月，诏曰：“降辟差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旧制。斩刑。五人已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此即魏晋来之论议，欲以放流、鲸刖，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四年（515），正月，诏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途已雍，并可省除。”《隋书·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斩，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详见下。天监十四年，除黵面之刑。”与《纪》所载当即一事，则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宫刑亦间用之。578《南史·杜崱传》：岳阳王詧诛诸杜，幼者下蚕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齐亦然。据《魏书·阉官传》所载，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段霸、赵黑、孙小，敌国之俘也。张宗之、抱嶷、平季、刘思逸，反者之俘也。杨范坐宗人劫贼。余皆但言因事。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见于《阉官传》之外者：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亦敌俘。封懿之孙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谋叛。《崔玄伯传》：崔模入北，其子冲智等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之。而魏赐谟妻金氏，生子幼度。行人以财贿至都，当窃模归。模顾念幼度，指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亦得赐妻，生子灵度。及此，弃妻子走还。灵度遂刑为阉人。是亡归敌国者，魏法皆刑其子也。周文帝定秦陇，兄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子胄，以年幼下蚕室，见《周书》本传。崔季舒、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小男皆下蚕室，见《北齐书》本传。《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年（547），二月，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齐本纪》：后主大统五年二月，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盖宫刑至是始除。然则五刑之不用者腓耳，而又代之以刖，然则肉刑何尝废？而刑亦何尝平哉？

    陈群制法，枭葅夷三族者，579皆不在律令，是律已废此刑也。然卒不能禁其不复用，则胜残去杀，非徒法之所能为也。刑之残者：如，魏卢溥及其子焕，见《魏书·大祖纪》天兴二年（400）。赵准，见《长孙肥传》。此皆以反叛。萧宝夤少子凯，以害母南阳公主，见《宝夤传》。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亦奏之，而潴其室，见《邢峦传》。如烹，杜岸之诛，萧詧拔其舌，脔杀而烹之，见《南史·杜崱传》。魏静帝与华山王大器、元瑾谋攻齐文襄，大器等皆见烹，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妖贼郑子饶，烹于都市，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六年（575）及《皮景和传》。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为长史，思好败，尚之烹于邺市，见《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如焚，思好之败，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五年（574）及《北史·后妃齐武成弘德夫人李氏传》。《北齐书·思好传》云：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如支解，崔妾冯氏，以厌蛊、受纳狼籍，斩于都市，支解为九段，见《北史·崔逞传》。厍狄伏连与琅邪王俨杀和士开，亦受支解之刑。如大刃剉杀，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杀之，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如具五刑，魏宗爱夷三族，具五刑，见《魏书·阉官传》。中国之暴主，亦间行之，而要以出于异族者为多。慕容超议复肉刑，又欲立烹、之法，附之律条，夷狄诚不知治体哉！三族之法，晋创业时用之最多。曹爽、《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249）。王淩、嘉平三年（251）。夏侯玄、张缉、《景帝纪》正元元年（254）。诸葛诞《文帝纪》甘露三年（258）。及其支党，皆受此诛。虽附己者如成济，亦不得免焉。《文帝纪》景元元年（260）。《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阃阖门。文帝弟安阳侯幹闻难欲入。佑谓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勖谏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可见当时族诛之滥。而杨、贾乱后，诛戮之酷由之矣。《杨骏传》：孟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据《惠帝纪》：是时夷三族者，有骏弟卫将军珧，大子大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骏传》言：武帝初聘武悼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斩之。处乱朝者，诚无以自全矣。《赵王伦传》：伦矫敕三部司马曰：“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内侯。不从诛三族。”孙秀劝伦杀张林，诬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皆夷三族，见《伦》及《岳传》。齐王冏杀王舆，夷三族，见《惠帝纪》永宁元年（301）。孟观为伦守，亦夷三族，见本传。《孙旂传》：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责让。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大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其滥亦可谓甚矣。冏之死，诸党属皆夷三族，见本传。成都王颖杀陆机，夷三族，见《颖传》。陈敏夷三族，见《周处传》。张昌同党并夷三族，见《昌传》。又《武帝纪》：泰始八年（273），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其夷狄之君：则石勒杀曹平乐，夷其三族。见第五章第一节。乞伏慕末尚书辛进，随炽盘游后园，弹鸟误伤暮末母面，暮末立，诛进五族二十七人。《北史》本传。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见上。崔浩之败，大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以高允持之而止。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游雅且以论议长短，陷陈奇至族焉。《魏书·雅传》，参看下文。亦云酷矣。《晋书·怀帝纪》：永嘉元年（307），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盖陈群定法，虽蠲此刑，其后又尝著之也。《愍帝纪》：建兴三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大后陵。敕雍州掩骼埋骴，有犯者诛及三族，此或仅指一事言之。然《明帝纪》：大宁三年（378），二月，又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见下。《温峤传》：峤奏军国要务，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则又竟复之矣。《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474），六月，诏：“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刑罚志》：大和十一年（487），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可更议之。”盖至是始从宽典。然《北齐书·韦子粲传》：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被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刺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惟子粲与弟道谐二人而已。则门房之诛，西魏犹行之也。

    《魏书·源贺传》：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高宗纳之。出养犹追还就戮，可见亲族连坐之酷。然中国之法，女子出适者，亦不能免于连坐，其酷亦殊不减此也。曹爽支党之诛，姊妹女子子适人者皆杀，见《晋书·宣帝纪》。毌丘俭之诛，其子旬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昏。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大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言：“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宜改旧科”，“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朝廷佥以为当。于是有诏改定律令。据《晋书·刑法志》及《何曾传》。潘岳之死，已出之女，亦一时被害，见《岳传》。《解系传》云：弟结。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则其时既醮之妇，已不从戮，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明帝复三族刑，《纪》亦云不及妇人。

    游雅之贼陈奇，事见《魏书·儒林传》。云：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皆及孥戮。遂抵奇罪。以口语而致斯祸，尤前世所未闻矣。然魏法之酷，实尚不止此。《魏书·刑罚志》云：“高宗大安四年（458），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臧二丈皆斩。”当时盖酒禁其名，监谤其实，故下文云“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以二者并言。见劾为不敬者，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候官者？《官氏志》言：“道武欲法古纯质，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法古纯质，不依周、汉，犹云彼自创为，不用中国之法耳。候官之职，颇类魏、吴之校事，然亦以口语诬陷人，则又魏、吴之所未有矣。《刑罚志》又云：高祖大和三年（479），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术。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

    敌国相争，士民各为其主，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故降下之际，未有加以诛戮者。乃魏晋之际不然。580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本纪》景初二年（238）。其酷，亦前古所未有也。晋宣帝不足责，杜预粗知书传，而其传言：预初攻江陵，吴人知其病瘿，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此何刑法乎？俗既成则莫知其非，事习焉则不以为怪，故武人之专横，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谯纵之在晋世，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然其民则亦胁从耳。朱龄石入成都，所诛者止于纵同祖之亲，善矣。然其后蜀人侯产德作乱，又穷加诛翦，死者甚众，则又何也？宋孝武广陵之戮，不下于晋宣帝之于襄平，则更惨无人理矣。见第九章第二节。《宋书·沈怀文传》，谓其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即京观之俗称也。

    逆乱而外，刑法峻重者，莫如劫及亡叛。此皆穷而无告者之所为，而又以严刑劫之，亦可哀矣。《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420），七月，诏曰：“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八月，又以“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无故自残伤者，意亦欲以避役，实与亡叛同也。梁律：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谪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隋书·刑法志》。劫科峻重，于此可见。此尚为朝廷法令，并有州郡自立严制，以劫其民者，如沈攸之在荆州，一人逃亡，阖宗捕逮是也。见《齐书·柳世隆传》。比伍保受，本为军刑，亦以劫及亡叛，蔓延滋广。《宋书·谢庄传》：大明元年（457），起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顷年军旅余弊，劫掠犹繁。监司计获，多非其实。或规免咎，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锧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闬，莫不及罪。”甚有如《宋书·自序》所载，以盗发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沈亮知其非理，亦不过欲使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而已，民尚何所措手足哉？

    章大炎谓五朝之法，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此特法令如是，论其实，则鞭杖之刑，及于士流者甚罕。颜之推谓梁武父子，好用小人，由可鞭杖肃督，已见第十八章第二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421），六月，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烦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觕为中否之格。”《齐书·陆澄传》云：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迁尚书左丞，时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尒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十五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虽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已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皆南朝杖罚，久以文行之证。《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502），诏：“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槚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棰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评议，务尽厥理。”似有意于实行杖罚。然观颜之推之言，则亦未尝行诸士大夫也。北朝则不然。魏初朝士，多见杖罚，581见《魏书·高允传》。高阳王雍为司州牧，考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豪，为任城王澄所奏，见《澄传》。北齐崔季舒，文宣时为司马子如所列，与崔暹各鞭二百，徙北边。武成时，又以诣广宁王宅，决马鞭数十。及谏后主适晋阳获罪，韩长鸾又将加其同署者以鞭挞，以赵彦深执谏获免，事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甚至唐邕为宰相，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大尉记室参军平涛为征官钱违限，邕各杖背二十。史言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者，至是甚骇物听。厍狄伏连，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挞，逼遣筑墙焉。伏连《北齐书》。附《慕容俨传》。无怪沈攸之“鞭棰国士”，史谓其“全用虏法”也。《齐书·柳世隆传》。魏自大和以降，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此盖孝文浮慕中华，偶有是举。李彪乃因此上书，谓汉文纳贾谊之言，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欲使其著为长久之制。《魏书·彪传》。以是望虏，不亦远乎？《齐书·张融传》：融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461）：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则中国之法，鞭杖施诸僮干，亦有定限，断不得如唐邕、厍狄伏连之所为也。

    鞭用革，杖用荆，长广皆有定法。枷锁杻械，亦有恒制。皆见《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又有测立之法，以施“臧验显然而不款”之人。其法：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鞭笞讫，着械杻上测，隔若干日一上，上测若干刻，皆有定法。梁、陈之制，见《隋书·刑法志》及《陈书·儒林·沈洙传》。《洙传》载周弘正之说，谓“测人时节，本非古制”，疑其缘起颇晚，故汉、魏史籍，未及其事也。《南史·循吏传》：何远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测，《梁书》作立。远度己无臧，就测。测，《梁书》亦作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臧禁杖除名。又《陈宗室诸王传》：南康愍王昙朗之子方泰，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陈书》作行刑，疑浅人所改。方泰乃投列承引。则士大夫不受测，亦特相沿如是，而非法不得施也。《梁书·孝行传》：吉翂，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卿蔡法度：“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盛陈徽，备列官司，厉色问翂，更和颜诱语。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听。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世固有画地为牢议不入，削木为吏计不对者；畏惨酷而自诬服，亦非无其人，乃更以威严，胁其请代之子，且加桎梏以苦之，以是而得狱情，无失出，与失入者孰多？高宗录尚书，议改测立之法，周弘正请先责取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廷尉监所列，款者初不较不款者为多。而盛权谓：“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则旧制之所得，必不免如弘正所云“无愆妄款”者矣。弘正云：人有强弱，断狱宜依准五听，不应全恣考掠，诚哉是言也。皆见《陈书·沈洙传》。

    中国历代，皆以矜慎为恤狱之道；而昔时法学，非甚专门，恒以为审理之事，凡官吏皆能为之；故审理之级数易增，参与审理之官司，亦随之而日多。谢庄之奏改定刑狱也，谓“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辨。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485），七月，诏：“丹阳所领及余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此虑令长之不详而重州郡之责，又虑州郡之不详而重廷尉之权者也。非官司所能理者，得击登闻鼓上闻，如吉翂是。《齐书·谢传》：出为吴兴大守。长城县民卢道优家遭劫，诬同县殷孝悌等四人。收付县狱考正。考悌母骆诣登闻诉，称：“孝悌为道优所诽谤，横劾为劫。一百七十三人连名保征，在所不为申理。”闻孝悌母诉，乃启建康狱覆。道优理穷款首，依法斩刑。有司奏免官。是其法，确亦有时能申理冤枉也。人君亲览狱讼，历代皆时有之。如宋文帝、孝武帝，皆每岁三临讯，见《南史·本纪》元嘉三年（426）、大明元年（457）。《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528），诏“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出帝纪》：永熙二年（534），五月，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到者，听其人名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虽当造次颠沛之际，仍不忘申理冤滞，即无实效，亦足见告朔饩羊之意也。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三年（504），六月，诏曰：“哲王宰世，每岁卜征。末代风凋，久旷兹典。可分将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五年（506），四月，诏“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皆见《本纪》。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免枉。《隋书·刑法志》。高祖永定三年（559），正月，诏临川王蒨省扬、徐二州辞讼。《本纪》。此等皆多开审理之途，期尽矜慎之意者也。此自有合于“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之义。然审级大多，岁月或致淹久；又错出干与之官，不必皆明法令，甚或生事护前；则亦不免有弊。《魏书·高崇传》：子道穆，以庄帝时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雪者，岂可胜道哉？如臣鄙见：请依大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诏从之，复置司直。观此，即足知错出干与之弊矣。

    特异之人，治以特异之法鞫以特设之官者，前代亦间有之。石勒使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582《晋书·载记》。魏世宗永平元年（508），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583《魏书·释老志》。是其事也。此自各率其俗之意，与近世之领事裁判用意不同也。

    葛洪欲立明法之科，已见第四节。齐建元元年（479），崔祖思启陈政事曰：“汉末习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职者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永明九年（491），孔稚珪上所校律文，表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募。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皆见《齐书》本传。至梁武帝天监四年（505），三月，乃置胄子律博士焉。《南史·本纪》。《晋书·姚兴载记》：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其重视法学，584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魏书·常景传》言：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则魏律生亦属廷尉。《隋书·刑法志》言：北齐定律之后，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此皆官学。其私家传业者：《晋书·高光传》言：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光，魏大尉柔之子。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又《儒林传》：续咸，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后没石勒，以为理曹参军。《周书·赵肃传》言：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大祖命肃撰定法律，已见前。又云：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尝欲辨析秋豪。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皆明法之士，见称于时，获用于世者也。《晋书·忠义传》：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浅，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此等虽习律令，而不必明于其理，则为令史之俦矣。《晋书·刑法志》：张华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此乃古者县法象魏之意，意在使民畏法，非欲使民明法也。

    复仇之风，仍极惨烈。法令于此，本加禁断，《魏律》：贼斗杀人者，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者，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姚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见《载记》。《魏书·世祖纪》：大延元年（435），十二月，诏曰：“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自今已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盖以避仇失职者多，故为此一切之法也。《隋书·刑法志》云。周武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案其事见《周书·本纪》保定三年四月。然舆论率称道之，执法者为其所动，遂亦多加原宥焉。刁协子彝，王敦诛后，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见《晋书》本传。又《良吏传》：乔智明，为隆虑、共二县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南史·孝义传》：张景仁，广平人。父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526），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诣郡乞依刑法。大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以旌孝行。又成景儁。父安乐，仕魏为淮阳大守。天监六年（507），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儁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525），邕和为鄱阳内史。景儁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杀其子弟，噍类俱尽。武帝义之，亦为屈法。又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尒朱荣害衣冠，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长子朗，时年十七，沉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周书·柳庆传》：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宝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晋王护闻而大怒，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然武帝卒特原雄亮，事又见《隋书·柳机传》。当时之复仇者，往往蓄志积年，如张景仁、成景儁、李庆绪、元朗、柳雄亮皆是。不远千里。《宋书·孝义传》。长城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埔埭逢庆思，手刃杀之。自系乌程县狱。吴兴大守郗超表不加罪，许之。奚庆思，《南史》作庆恩。虽在蛮夷，身不能至，亦且伺隙而行其诛焉。《宋书·宗越传》：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尝出于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大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其酷者或及后嗣。谯闵王承为王廙所害，子烈王无忌，与丹阳尹桓景等饯江州刺史于板桥，廙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拔刀欲手刃之，救捍获免。御史中丞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而许无忌以赎论，此亦失刑也。桓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与焉。彝子温，时年十五，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沈庆之之死，攸之求行。及攸之反，文季督吴兴、钱唐军事。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亲党无吹火焉。史称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龚壮父叔为李特所害，壮说李寿以讨期；萧顺之为齐武帝所贼，梁武帝助明帝以倾其嗣，亦皆报诸后人者也。即敌国相争，《晋书·陶璜传》：孙晧时，交趾内附。将军毛炅破吴军，斩其都督修则。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宋书·徐湛之传》：父达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休之遣鲁轨击破之，于陈见害。元嘉二十八年（451），轨子爽兄弟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此皆有合于义。梁武帝之宥成景儁，则实失刑也。《周书·杜叔毗传》：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达奚武围循于南郑。循令叔毗诣阙请和。使未反，循中直兵参军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策等忌之，惧不同己，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循寻讨策等，擒之，斩晓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复仇，恐违朝宪，坐及其母，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曰：“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感厉。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就戮。大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夫自北朝言之，则策为首谋归降之人，虽天下之恶一，而叔毗报仇亦过当，周文亦失刑也。若黄瑶起见获，而魏孝文以付王肃，听其私报，则更不俟论矣。徐达之，《南史》作逵之。伏法受诛者，亦不能免。《晋书·忠义传》：沈劲父充，与王敦搆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充传》云：劲竟灭吴氏。劲后虽立忠义，此事则犯法之大者，晋人宥之，失刑甚矣。沈林子祖父警，累世事道。敬事杜子恭。其父穆夫，孙恩作乱，以为余姚令。恩为刘牢之所破，逃藏得免矣，宗人沈预，与警不协，以告官。警及穆夫，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林子与兄渊子、云子、田子、弟虔子，逃伏草泽。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乃自归宋高祖。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祖父墓。事见《宋书·自序》及《南史·沈约传》。林子兄弟，才或可用，亦诚有功，然宋武纵其报仇，亦非法也。甚或仇视官长，《梁书·刘季连传》：季连既降，出建阳门，为蜀人蔺道恭所杀。季连在蜀杀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报复焉。道恭，《南史》作相如。云季连杀其父，变名走建业。既杀道恭，乃面缚归罪。武帝壮而赦之。此犹在去官后，且季连本曾叛逆也。若《南史·孝义传》云：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大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聚党至社树，咒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处树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余。人间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旁邑。将至成都十余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此直是犯上作乱。恐其兄亦本系乱党，乃至族诛，不尽由于文茂之贪求也。此更不足厕于报仇之列矣。并及大君，《晋书·孝友传》：王裒父仪，为文帝司马，斩之。裒未尝西乡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官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卒，葬洛阳。裒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结好之本意哉？”此虽力不能报，仍守不共戴天之义也。诸葛诞之死，子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乡朝廷而坐。此虽不如王裒之姊妹断绝，亦犹裒之志也。苻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则竟公然欲报复矣。行于亲族之间。宋时，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应徙赵二千里外。临川王义庆及传隆并谓律无仇祖之文，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从之，然可见当时法家，有谓为母可以报王母者也。585傅竖眼父灵越，有兄灵庆、灵根。萧斌、王玄谟攻碻磝，引灵庆为军主。灵庆遁还。而其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诱呼灵庆，密令壮健者随之。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既至，对坐未久，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后灵越以母在南南走，卒毒杀乾爱，为兄复仇。事见《魏书·竖眼传》。王敬则为谢朓所告而死。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北齐崔暹子达拏，显祖以亡兄女乐安公主降之。尝问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惟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皆可见当时报仇，不以亲族而释也。且有因此而投敌国者。如王慧龙、王肃、王颁等是。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于寿阳，宪兄弟与温潜通，真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报复之际，或必求剚刃于其身，《魏书·列女传》：平原鄃县女子孙男玉。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杀之，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特恕之。或则食其所仇者之肉。孙恩入寇，谢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堕地。二子俱被害。后刘裕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见《晋书·谢安传》。殷仲堪子简之，随义军蹑桓玄。玄败，简之食其肉。王廙将朱轨、赵诱为杜曾所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其将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轨息昌，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昌胤脔其肉而啖之。梁邵陵王纶遣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杀何智通。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围纶第，禽瓜、撒、智英。智通了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顾百姓食，一脔赏钱一千。张弘策为东昏余党孙文明等所害。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脔食之。魏道武见弑，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王肃得黄瑶起，亦脔食之。李彦刺秦州，为城民所杀。萧宝夤西讨，彦子充为行台郎，募众而征。战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见《北史·自序》。其不能报，则以变礼终其身。《南史·循吏传》：沈瑀为萧颖达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509），因入谘事，辞又激厉。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颖达害之。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怨仇之门，累世不通。《晋书·元四王传》：武陵威王悕，为桓温奏徙新安，卒。子忠敬王遵。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诸宪司弹人，事虽不坐，而以教义见辱者，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能和解者殊鲜。《魏书·李冲传》：冲兄佐，与河南大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臧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臧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又《术艺传》：王早。大宗时，有东莞郑氏，为同县赵氏所杀。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又克明晨会宗族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壮士十人，令一人为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平旦，当有十人跟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五男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两家，赵氏竟免。此皆怨仇之克和解者，然能如是者恐甚少也。甚者毁坏坟墓，亦视同相杀之仇，而报复者亦毒及枯骨。桓阆杀昙落道人，朱谦之杀朱幼方，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世祖虑相报复，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宽纵如此，宜乎相报者之无已也。乃如李充，父墓中柏树，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则并未伤及其坟墓也。羊鸦仁为荀晷所害，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咎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报怨如此，信野番之所不为也。风气所趋，虽妇人、《晋书·列女传》：王广女。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此与第七章第八节所述秃发傉檀之女同烈矣。王敬则女欲报谢朓，杜叔毗母激厉其子，亦斯志也。《宋书·乐志》：魏陈思王《鼙舞歌精微篇》曰：“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亦必有其本事也。孺子，《晋书·孝友传》、王谈，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日夜伺度。至年十八，乃杀之。归罪有司。大守孔严嘉其义勇，列上宥之。《梁书·孝行传》：荀匠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南史·孝义传》：闻人夐，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魏书·淳于诞传》：父兴宗，萧赜南安大守。诞生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由是州里叹异之。《孝感传》：孙益德，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大后特免之。亦能自奋。司宪者不必皆平，舆论亦不必能抑强扶弱，不以名分制一人，其说诚有深意。然行之大过，得毋有借复仇之名，以报他怨，要称誉者乎？失仁后义，是非已极难言，况乎失义与礼，而徒矜懻以为信？风俗之弊，随举一端，病原皆极深远，固非就事论事，所能期其无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