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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游市场，于新书摊上得见《孽海花》作者东亚病夫（曾孟朴）父子所主办《真美善》杂志之“女作家专号”。购归读之，乃知今日中国有如许女作家，盛矣！
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像（本书如此），岂其以“一样的眼眉腰，在万千形质中，偏她生得那般软美”（用本书第一页冰心女士语）欤？（然亦有不甚软美者。）抑以女子与著作罕生关系，其或生关系焉，则为难能可贵，而值得特别注意欤？此非作者所能测矣。在昔中国所谓“名士”，每好捧场一二“才女”，或收罗若干“女弟子”以为娱。清之袁枚，其最著之榜样。其流风之被及于后者颇广且远。虽然，在今日正宜提倡严肃之生活以救弊之时代，似不宜扬其颓波也。
自来女作家盖可分为二类。其一，立于著作家之地位而著作，阒然自修，有所见而不得不言，不结纳“名士”以博其揄扬，不假性别以助其作品之吸引力。此类可称为“女子的著作家”。其二，可称为“有著作的女子”。彼等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以著作为装饰，以性别为其作品之商标，若告人曰“子无轻此，是女子之所作也”。读者但观现今女作家于其作品署名（无论真名或笔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便知吾言之不谬。（其用笔名而仍缀“女士”者，是不啻曰“作者之名可隐而作者之为女子亟欲人知”也。昔Mary Aun Evans用男名George Eliot发表其作品，时人初读之，疑为狄更斯所作，以视今日中国之“女士”辈为何如耶？）不然，何以男子之作品，不闻其署名下缀以“先生”或“男士”二字耶？今日翩翩飞舞于中国“文坛”上之“女作家”，大悉皆“有著作的女子”而已。至若“女子的著作家”乎？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其或闻“女子为此，亦可谓难能”之评语而颦蹙而诉怨者，自身即以女士为其作品之商标者也。
自女学重而女子喜以文自炫，自白话行而操翰不复如前之艰难（此自是良好现象），自副刊及小杂志多而出版之机会广，女学校中学生，其国文成绩略优者，积数月便可成册。副刊之类，得之如获异珍，且罗索之以为篇幅之光。如本专号中某女士之《一个同性爱的失恋者》及某女士之《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等等，皆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以充中学国文课卷，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而乃以厕于“作家”之林，则我国之“女作家”安得不多于长江之鲫乎？
本专号首冠以冰心女士之《赞美所见》一诗，末附女士覆该专号编者书有云：
……这“老前辈”已是壮士暮年，不思驰骋。从前戏集龚有“风云材略已消磨，其奈尊前百感何。吟别恩仇心事涌，侧身天地我蹉跎！”其可为今日之我咏也！……我将来若有作品，不必人家，我自己会四散发表的。
余自愧留意现代文坛也晚，未得知女士当年之“风云材略”为何如，幸读本专号中编者所为《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一文，始略闻一二。据编者此文中所引：
……作者（冰心女士）在《繁星》中早唱着：“常人的批评和断定，如像一群瞎子，在云外推测月明。”在《春水》《假如我是个作家》中也说过：“我只愿我的作品……不值得赞扬，更不屑得评驳。（素痴按，屑字如非手民之讹，则此句文法上不通。）……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只我自己忧愁、悦乐，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写。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原引不分行，不知是散文抑新诗。）
余窃疑此必非冰心女士之言，而作者误引他人之言也。何也？女士“若有作品……自己会四散发表的”，世人因以得见女士之“风云材略”，何致反愿其作品“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乎？此可疑者一。“常人”既如“一群瞎子”，然则读女士之著作者只能有两种人：“常人”与“非常人”，“瞎子”与“非瞎子”。依作者所自许，则凡不能认识女士之“风云材略”者皆“瞎子”，凡能认识女士之“风云材略”者皆为“非常人”。女子之自许，竟为判别“常人”与“非常人”、“瞎子”与“非瞎子”之标准，然则女士非超人不可矣。世鲜有以超人自示于众者，此可疑二也。不然，则前所引及之书札，当不出冰心女士之手矣。二者必有一于此焉。谨志吾疑以谂世之考证者。在此疑未决之前吾岂唯吾，凡天下执批评之笔者皆宜然，于女士之著作不敢有所论列，不然，恐贻“瞎子”之讥也。
《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一文中，专段论列之作家凡二十四人，而以雪林女士为殿，所占篇幅特多。作者言：“最后，我们还剩留下一位非常的女作家。伊是如东亚病夫所‘最钦服的于新旧文学都有成功的女作家雪林女士’。（东亚病夫题女士诗集云：‘若向诗坛论王霸，一生低首女青莲。’）我恨这枝枯燥拙劣的文笔，不写出像娄圣德向乔治桑夫人或圣德伴物向莱加米儿夫人那样的讴歌赞颂。”云云，则本专号之所畸重可知矣。据此文所述，知雪林女士即“五六年前……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最著名，号称‘四大金刚’之一之苏梅女士，亦即常以小品文字见于《语丝》及《北新半月刊》之绿漪女士”云。平心论之，绿漪女士之小品文确为近今女作家中之翘楚，惟编者之对雪林女士之“讴歌赞颂”未免过于热烈。如女士之《李义山的恋爱事迹考》完全缺乏史法上及文学批评上之常识，本副刊前已评之矣。而编者乃谓：“其实，《李义山的恋爱事迹考》的价值，不但是在国故学方面或考据方面的一大发现，在文学方面也的确是一件大创作。”云云，则亦异矣。
署名“素痴”，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9期，192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