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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就在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时候，埃里克·麦凯上尉下达了从阿纳姆的校舍里撤离的命令，他的部下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现在，60米开外的一辆虎式坦克正把一枚枚炮弹射进大楼南墙。“那幢房子正在燃烧，”麦凯后来回忆说，“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走动的13个人之中，每个人的子弹都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匣。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让部队突围、战斗到底的决定。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方。由B分队的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座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时，迫击炮又开始了新一轮炮击，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突围的话。我朝辛普森喊道，那就投降吧。”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个人都配了一挺“布伦”式轻机枪，一起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军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再尽力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公路，穿过公路对面已经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和伴随坦克行动的五六十名步兵撞了个面对面。6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端着机枪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军士兵扫射。“我们只有各自打掉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秒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军士兵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喊他的小组直奔紧邻的一幢房子时，一名伞兵当场阵亡，另有一人负伤。躲进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众人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全都可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麦凯躲进一座花园，趴在一片玫瑰丛下面。在那里，他取下自己的军衔标志，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会儿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昏昏欲睡，便听见了德军士兵的说话声。我尽力放慢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自己真的很像一具尸体。”突然，他的“肋骨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毫无反应地接受了这一脚，“就像刚刚死去的人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摩擦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去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自己的“柯尔特”手枪。“你用刺刀刺一名英国军官，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军士兵对麦凯的爆发毫无思想准备，向后退了几步，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我就能射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且他们还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样子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军士兵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自己的“柯尔特”手枪扔出了花园围墙，“这样他们就不能拿走充作纪念品了”。
德军士兵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父亲留给他的一个银质的空酒瓶被拿走了，但放在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名军官把酒瓶还给了他，当麦凯想要回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双手举过头顶，被押送到一栋关押英军俘虏的楼房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逃跑就是他们的任务。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军官，麦凯突然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受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名德军中尉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军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审问就此结束”。
临近傍晚时分，战俘们被赶出去登上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德国人在车后面留了一名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下车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离一名哨兵不到1米远的地方。我向他发起了突然袭击，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其他德军士兵赶了过来，他们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战俘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以来，这名年轻的军官首次熟睡了过去。[1]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中校的营部建筑四周和坡道边，大约有100名英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仍然在激烈地战斗着、坚持着。营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依然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数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前后，第2伞兵营负了伤的营长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弗罗斯特听见“一些显然是患有炮弹休克症[2]的伞兵在胡言乱语”。德军仍然在轰击这座建筑物，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酷热难当。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去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现在，弗罗斯特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房子正在燃烧倒塌，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的地下室各处，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气而咳嗽。第2伞兵营的军医主任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身旁跪了下来，他说是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军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能够作战的士兵撤到其他建筑物内继续战斗。我觉得即使大桥丢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房子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安排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自己的军衔标志，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之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闷闷不乐地听到军官们正在制订撤退计划。从逻辑上讲，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基本上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非死即伤，而且建筑物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说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快速地跑出去”。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的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能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他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走出去与德军见面。枪炮声停了下来。“我看见一些德军士兵跑到房子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回忆说，“他们需要用那些车来搬运伤员，我想，该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军靴重重地踏到楼梯上”。地下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自己的‘斯登’冲锋枪，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军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差一点就来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就落到了我们头上”。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神经紧张，无疑随时都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的是英制步枪[3]和‘斯登’冲锋枪”。
在一名患炮弹休克症的伞兵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要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他看到四周的房子都在猛烈燃烧着，德军和英军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整个场面被火焰映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不出几分钟，突然传来了一声轰鸣，房子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B连连长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好吧，道格，这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不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英军伤员既小心又惊讶地注视德国人以异乎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发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军手中的空投补给物资中拿来的。当这些饥渴难耐的人开始进食的时候，德军士兵跪在他们身旁，为这场战斗向他们表示祝贺。西姆斯二等兵盯着一列Ⅳ号坦克，这些坦克沿着道路向后延伸。有名德军士兵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佬，”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那些坦克就会对付你们了。”
但弗罗斯特麾下那些顽强且仍有战斗力的部下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后，战斗又再次爆发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场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到处都是德军————前面、背后，以及两侧。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强大的兵力渗透进这片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差不多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隐蔽起来过夜，他希望黎明时分能把兵力集中到河岸边部分被毁的建筑物里。甚至现在他仍然期盼着天亮后援兵就能抵达，而且“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隐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无线电台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到嘴边说道：“这里是第1伞兵旅，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况危急。请快来，请快来。”
德军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预料的那样，堆积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一条单行道，部队才得以开始过桥。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散开在环形防线里的伞兵从藏身处走了出来。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军有条不紊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伞兵投降。未被发现的幸存者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试图突围，英军最后的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去找厄克特指挥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木头跑去，试图藏进木头下面。他的靴子后跟暴露了出来，一名德军士兵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把双手举在头上，被押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俘虏当中，一名德军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英国军官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回答道。“我想向你和你的部下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勇敢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经验。”高夫盯着这名德军军官。“不，”他说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打巷战，下次我们会好得多。”
在这最后数小时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英国军人用无线电发了出去。不论是厄克特的师部，还是英军第2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这条信息，但在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师部里，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无法回忆起信息的全部内容，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弹药耗尽。天佑吾王。”
在北边几公里处的阿珀尔多伦附近，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躺在一家德军野战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都是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人很安静，都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公里路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是牺牲品。”
[1] 第二天，麦凯和另外3个人从德国的埃默里希（Emmerich）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经率领一个小组从那间校舍里突围。这4个人一路走过乡村，来到莱茵河畔，他们偷了一条船顺流而下，来到了奈梅亨的盟军战线。————原注
[2] 炮弹休克症（shell-shock），亦译“弹震症”，即因战争的可怕经历而精神异常。
[3] 德军士兵用英国枪，这是盟军空投的武器弹药落入德军之手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