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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文帝开皇九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为中世史第一次统一之时（中间虽有隋末群雄之乱，不过十年），肃、代以后，遂成藩镇割据之局，唐祚虽仍延至百五十余年，其实不得谓之统一也。然隋、唐统一之时，亦不过一百六十七年，比之汉室则远不逮。此亦可见幅员既广，则破裂易而整理难，非有特殊之才德及适当之法制，而又值群众心理厌乱思治，能以向心力集中于一政府者，未易统治此泱泱大国也。吾国疆域至秦、汉时已极廓大，然三国、两晋以降，未始不继续开拓，如吴平山越，蜀定南蛮，
《蜀志·诸葛亮传》：“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李恢传》：先主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裴松之注：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恢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氐杨之辟仇池，
《魏书·氐传》：“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腾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孙名飞龙，渐强盛。……养外甥令狐茂搜为子。晋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主。关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
鲜卑之开青海，
《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何涉归子也。……涉归死……吐谷浑与弟若洛廆不协，遂西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其后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当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
爨氏之居曲靖、龙和，
《文献通考》：“西爨蛮，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宋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召诣荆州，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玩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
麹氏之王高昌、焉耆，
《隋书·高昌传》：“高昌国者，汉车师前王庭也……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初蠕蠕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又为高车阿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儒为王，以巩顾、麹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后魏，请内属。内属人皆恋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属焉耆为挹怛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为国人所服。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
或前代所未经营，或昔时未隶疆索者，皆由华人或他族分途竞进，以为后来统一之预备。于是隋若唐袭累世之成劳，集合其地，又加之以恢廓，而造成空前之版图焉。据隋、唐二《志》之言，以较之汉地有过有不及。
《隋书·地理志》：“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新唐书·地理志》：“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县六。其后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然高宗时，高丽、百济皆属唐。开元中，始以萨水以南地界新罗，则其东界亦轶于汉矣。
中国南北之分，以江、河为最大之界限。故欲通南北，必先通江、淮以为之枢。春秋时吴将伐齐，先城邗沟，通江、淮。
《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春秋大事表》（顾栋高）：“春秋列国地形口号：连属江、淮、沂、济波，积成今日转漕河。夫差争长黄池岁，却已功成半又过。”（《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注：“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又《哀公十三年》，“会于黄池”。杜注：“在封丘县南，近济水。”《国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案：邗沟，今日漕河。起于扬州府城东南二里，历邵伯、高邮、宝应诸湖。北至黄浦，接淮安界。其合淮处曰末口，在淮安府北五里。自江达淮，南北共长三百余里。又十三年既沟通江、淮，遂帅舟师，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复穿鲁、宋之境。连属水道有不通者，凿而通之，以达于封丘之济，即杜氏所云近济水也。盖吴人沟通之路，由今考城过杞县北境，历兰阳而至于封丘。今日漕河由淮而北，连合沂、泗、汶、洸及山东诸泉，以济运都，放其遗法。《漕河沿革考》曰：“漕河之北段，即元人之会通河；其南段，春秋吴子所开之邗沟也。”）
历秦、汉至南北朝，其道渐湮而迹犹存，故隋世屡开之。
《隋书·文帝纪》：“开皇七年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胡身之曰：“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炀帝开邗沟详下。）
而通济、永济二渠，江南之河，皆与邗沟衔接。
《通鉴》：“大业元年，营建东京，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杜佑曰：陈留郡城西有通济渠，炀帝开以通江、淮漕运，兼引汴水，即莨荡渠也。）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于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大业四年，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
于是南至余杭，北至涿郡，西至洛阳，胥可以舟航直达。此隋、唐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之一大主因也。
《通鉴》：“大业七年，讨高丽，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此皆可见南北交通之便。
汉都长安，旧有运渠与渭并行，东抵潼关。隋时修之，名为广通渠。
《通鉴》：“陈至德二年（开皇五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
唐天宝初，韦坚为水陆运使，又开广运潭与通渠。而四方之舟，遂可毕萃于长安城下。
《旧唐书·韦坚传》：“天宝元年，为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水，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
有唐一代财赋，悉仰给于东南。使非累世经营，通达江、淮、河、渭之路，何能使舟航无阻乎？
《新唐书·食货志》：“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刘晏为盐铁使，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
国内统一，则其力足以外竞，隋、唐其明证也。炀帝之伐高丽，世多讥之，而发见流求，
《隋书·东夷传》：“大业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访求异俗……因到流求国。”“明年，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
通使倭国，
《隋书·东夷传》：“大业三年，倭王思利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明年，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
南招赤土，
《隋书·南蛮传》：“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至赤土国。其王以船来迎至王宫，骏等宣诏讫，王诏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
西达波斯，
《隋书·西域传》：“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皆其时之可纪者也。裴矩之撰《西域图记》，虽亦出于逢君之恶，然周知四国、招徕远人，亦贤哲所当为，正不可以闭关自守之见斥之也。
《隋书·裴矩传》：“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栅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唐太宗、高宗时，国威之隆，尤无伦比，
《东洋史要》（桑原骘藏）：“唐太宗、高宗两朝，国势之盛，旷古无两。虽力征经营，专属东西北三面，于南徼或未暇及，而威声所播，南方诸小国先后朝贡称藩。如占城（今交趾）、真腊（今柬埔寨）、扶南（今暹罗）、婆利（今婆罗洲）、阇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苏门答剌）诸国，以及东谢（今四川涪陵县）、西赵（今云南凤仪县）、牂柯（今贵州思南县）诸蛮，皆于其时来廷。于是唐威令所行，东综辽海，北跨大碛，西被达曷水（今低格里河），南极天竺，暨海洋洲中诸小国。既拥此广土，欲筹所以统理之者，乃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其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凡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别部及奚（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据今内蒙喀喇沁部地）、契丹、靺鞨、降胡、百济、高丽隶河北道者，凡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隶陇右道者，凡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道者，凡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道者，凡州五十一；隶岭南道者，凡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都督府为数较多，又分并置罢不常，兹不具载。都护府例置大都护一、副大都护各二，皆由唐廷特简。其治所及所统如下：（一）安西都护府，统西域天山南路至波斯以东，治西州（今吐鲁番），后徙龟兹（今库车）；（二）燕然都护府，统漠北，治天德军（今吴喇忒西北黄河北岸）；（三）单于都护府，统阴山之阳黄河之北，治振武军（今托克托西北）；（四）瀚海都护府，统漠南，治云中（今大同）；（五）昆陵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咄陆部落，治碎叶川东；（六）濛池都护府，统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治碎叶川西；（七）安东都护府，统高丽、百济、降户，治平壤，后徙新城；（八）北庭都护府，统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治庭州（今乌鲁木齐）；（九）安南都护府，统诸蛮，治交州（今安南东京）；（十）峰州都护府，统蜀爨蛮，治嘉宁（今安南太原）。”
突厥、回纥之酋长，并列于朝，
《旧唐书·突厥传》：“太宗用温彦博计，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回纥传》：“显庆元年，程知节等大破贺鲁于阴山，尽收所据之地，执贺鲁送洛阳。以贺鲁种落分置州县，西尽波斯。加婆闰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婆闰，故回纥酋长吐迷度之子，初官右屯卫大将军翊左郎将。）
新罗、日本之生徒，骈罗于学，
《旧唐书·新罗传》：“贞观二十二年，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开元十六年，其王兴光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黄遵宪《日本国志》载唐高祖、太宗时，并有日本学生，详东亚史。）
碑版照耀于绝域，
《语石·平百济碑》（叶昌炽）：“显庆五年，贺遂亮文，权怀素书，厂估王某渡海精拓，并拓得刘仁愿《纪功碑》。亦初唐之佳构，此二碑皆在忠清道扶余县。”
《金石萃编·姜行本纪功碑》（王昶）：“今在哈密城北，天山之麓，土人名阔石图，汉之碑岭也。考《唐书·姜行本传》，高昌之役，磨去古刻，更刊颂陈国威灵，即此碑也。案唐代纪功碑，东西相望，至今尚存，实为国光。其尤可宝贵者，蒙古突厥故庭，亦有唐碑。叶昌炽《语石》曰：俄人于娑陵水上，访得回鹘故宫。又于鄂勒昆河，访得突厥旧庭。又访得唐碑三，一为《苾伽可汗碑》，开元廿三年李融文；一为《阙特勤碑》，开元廿年御制；一为《九姓回鹘可汗碑》，断为五石，亦唐刻。此三碑虽非太宗、高宗时所立，然亦可证唐代文教之远。”
诏书震动于殊方。
《旧唐书·天竺传》：“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佗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
观太宗自夸之词，
《通鉴》：“太宗尝谓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及其时蕃将之盛，
《陔余丛考》（赵翼）：“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本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高丽盖苏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长之后，论弓仁本吐蕃族，尉迟胜本于阗国王，尚可孤本鲜卑别种。他如李光弼、浑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
知唐时初非专恃强大，黩武开边，其于抚绥夷落，怀柔远人，实有一视同仁之概，故视隋为尤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