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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言小学则二徐之于《说文》，
《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说文解字》三十卷，汉许慎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骑常侍徐铉奉诏校定，以唐李阳冰排斥许氏为臆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南唐校书郎广陵徐锴楚金撰。为通释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论三篇，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篇。锴与兄铉齐名，或且过之。此书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
邢昺之于《尔雅》，
《直斋书录解题》：“《尔雅疏》十卷，邢昺等撰，共其事者，杜镐而下八人。”“陈傅良跋曰：国初诸儒独追古，依郭氏注为之疏，《尔雅》稍稍出。”
吴棫之于古音，
《小学考》（谢启昆）：“吴氏棫《毛诗补音》十卷，佚。棫字才老，本武夷人，后家同安。”
《诗考》：“古音自才老始。”
司马光之于《切韵》，
《小学考》：“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三卷，存。”王行书后曰：“华音之有翻切，未审昉于何时。世所大行，惟陆法言之五卷。至于图列音母，以简御烦，则又自司马公始也。大中祥符初，敕增修《唐韵》为《广韵》，昭陵又敕增为《集韵》，是图之作，实羽翼夫韵书也。”
实开后来汉学家之途径。言史学则温公之《通鉴》，
《文献通考》（马端临）：“《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晁氏曰：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以馆阁书，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同异，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于此书。”
夹漈之《通志》，
《文献通考》：“《通志略》，莆田郑樵渔仲撰，淳熙间经进自序略曰：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中兴四朝艺文志》别史类载《通志》二百卷。其后叙述云：中兴初，郑樵采历代史及他书，自三皇迄隋，为书曰《通志》，仿迁、固为纪传；而改表为谱，志为略。”
袁枢之《纪事本末》，
《文献通考》：“《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陈氏曰：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
马端临之《文献通考》，
《进文献通考表》（王寿衍）：“饶州路乐平州儒人马端临，乃故宋丞相廷鸾之子。尝著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总二十四类。其书与唐杜佑《通典》相为出入。”
并为奕世著作家所宗仰。他若考证金石，群推欧、赵，
《直斋书录解题》：“《集古录跋尾》十卷，欧阳修撰。《集古目录》二十卷，公子礼部郎官棐字叔弼撰。”“《金石录》三十卷，东武赵明诚撰。盖仿欧阳《集古录》，而数则倍之。”
研求目录，尤重晁、陈，
《直斋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昭德晁公武撰。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四库全书提要》：“《直斋书录解题》，宋吴兴陈振孙撰。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且为品题其得失。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借是以资征信。而其校核精详，议论醇正，于考古亦有助焉。”
推之地志、年谱、钟鼎款识、泉货文字之类，皆惟宋人考订述作为多。
而宋人之治经学者派别尤夥。有专主复古者，
《直斋书录解题》：“《古周易》八卷，中书舍人清丰晁说之以道所录。《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说曰：以《彖》《象》《文言》杂八卦中，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彖》《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逐爻。则费氏初变古制时，犹若今乾、坤二卦各存旧本欤？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奈何后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预分《左氏传》于经，宋衷、范望散《太玄》测、赞于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
《日知录》（顾炎武）：“《周易》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
有勇于疑古者，
《易童子问》（欧阳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尚书古文疏证》（阎若璩）：“《书》古文出魏、晋间，距东晋建武元年凡五十三四年，始上献于朝，立学官。建武元年，下到宋南渡初，八百一十有一年，有吴棫字才老者出，始以此书为疑，真可谓天启其衷矣。……其言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一体乎，其亦难言矣。”
《朱子语类》：“问：林少颖说《盘诰》之类，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盖《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
《困学纪闻》（王应麟）：“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本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有各持所见，不为苟同者，
《困学纪闻》：“欧阳公以《河图》《洛书》为怪妄。东坡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南丰云：以非所习见，则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谓过矣。苏、曾皆欧阳公门人，而论议不苟同如此。”
《朱子语类》：“邵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有贯串群书，务极精博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仪礼释宫》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深得经义，非空言说礼者所能也。”“《礼记集说》二百六十卷，宋卫湜撰。其书始作于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继二十余载而后成。……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
故谓宋人空疏不学，较之后世若远不逮者，实目论也。然而宋儒之学，虽已有此种种特色，而犹未足为宋儒之学之主体。其为宋儒之学之主体者，即《宋史》特立一传之道学，而世所称为理学者也。道学之名，不见于古。《宋史》已言之，而其特立此传者，以宋儒讲求此学者独盛也。
《宋史·道学传》：“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道学传》以周、程、张、邵、朱、张为主，程、朱门人亦以类从，
《宋史·道学传》：“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
而吕祖谦、蔡元定、陆九龄、九渊等，则列之《儒林传》，其意盖严于统系，而未能备见宋儒之学派。近代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自胡瑗、孙复至王安石、苏轼等，皆编为学案，标举其学术宗旨，而宋儒之学，囊括无遗。盖周、程诸儒，固擅道学之正统，而自安定、泰山以下，乃至荆、蜀之学，虽有浅深纯驳之差，而其讲求修身为人之道，则同一鹄的。上下千古，求其学者派别孔多，而无不讲求修身为人之道者，殆无过于赵宋一朝。故谓有宋为中国学术最盛之时代，实无不可。今就《宋元学案》所列诸儒之学，胪列其派别之大者于下（见“宋儒学派表”）。
宋儒学派表
秦以降，学术衰。汉以降，世风敝。乘其隙而入者，惟佛学。发人天之秘，拯盗杀之迷。而吾国思想高尚之人，遂多入于彼教。披六朝、隋、唐历史，凡墨守儒教者，殆无大思想家，以此也。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皇纲一坠，藩镇朋兴，悍将骄兵，宦官盗贼，充塞于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群棼乱极矣。物极则反，有宋诸帝，崇尚文治，而研穷心性，笃于践履之诸儒，乃勃兴于是时。推诸儒所以勃兴之原，约有数端：（一）则鉴于已往之社会之堕落，而思以道义矫之也[1]；（二）则鉴于从来之学者专治训诂词章，不足以淑人群也；（三）则韩、李之学已开其绪，至宋而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见道也[2]；（四）则书籍之流通盛于前代，其传授鼓吹，极易广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则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虽其中有力求与佛说异者，要皆先尝涉猎，而后专治儒书，是固不必为之讳也。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时怎生地。后见某僧与伊川帖，乃载《山谷集》中，其差谬类如此。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
按此可见洛学之近于禅。朱子虽辨之，而谓其就身上做工夫与六祖相同，此可以见唐以降，佛学惟禅宗最盛，及儒学惟理学家最盛之消息矣。就身上做工夫一语最妙，文、周、孔、孟皆是在身上做工夫者。自汉以来，惟解释其文学，考订其制度，转忽略其根本，其高者亦不过谨于言行，自勉为善，于原理无大发明。至宋儒始相率从身上做工夫，实证出一种道理。不知者则以是为虚诞空疏之学，反以考据训诂为实学。不知腹中虽贮书万卷，而不能实行一句，仍是虚而不实也。
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殚述。有讲术数者[3]，有务事功者[4]，有以礼制为主者[5]，有兼治乐律者[6]。而朱、陆之分，尤为灼然共见。故泛称宋学，必无一定义以赅之也。吾观于诸儒之学，择其可以表示文化之进步轶于前代，而为后人所祖述者，大要有四：
（一）修养之法之毕备也。躬行实践，不专事空谈，此宋儒之共同之点。虽其途术各有不同，要皆以实行有得。人人能确指修养之法，以示学者。如周子之主一，
《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张子之变化气质，
《横渠理窟》曰：“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不尔，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
明道之识仁，
《识仁篇》曰：“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伊川之用敬致知，
《伊川语录》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上蔡之去矜，
《近思录》曰：“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得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
延平之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
《延平问答》曰：“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方，兼得养心之要。”
南轩之辨义利，
《张南轩行状后述》（朱熹）曰：“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7]
晦庵之格物致知，
《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朱熹）曰：“《大学》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象山之先立乎大，
《象山语录》曰：“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论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还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方可谓之学问。”
皆诸儒以其生平得力之处，示学者以正鹄。学者可由之以证入之法也。
（二）教育之复兴也。自汉以后，学校教育，皆利禄之途，无所谓人格教育也。宋仁宗时，胡瑗倡教于苏州、湖州及太学，以经义、治事分斋，而以身教人之风始盛。周、张、二程，皆于私家讲学，而师道大兴。濂洛之学，遂成统系。朱、陆诸子，亦随在讲学，或设书院，或于家塾，虽为世所诋毁，而师生相从，讲习不倦[8]。观诸儒之教人，或随事指示，
《近思录》（朱熹）：“程明道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多，所乐何事。”“又曰：吾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见茂叔，则自谓已无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复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宋元学案》：“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明道见谢子记问甚博，曰：‘贤却记得许多？’谢子不觉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陆九渊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先生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一生饭次交足，饭既，先生谓之口：‘汝适有过，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规矩之严又如此。”
或订为教条学则，
《白鹿洞书院教条》（朱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禄利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9]！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
《程董学则》[10]：“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11]
其所感化，自门弟子以至乡人异端，皆有征验。
《宋史》：“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周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司马光兄事邵雍，而二人纯德，尤为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为司马端明、邵先生知。”
《宋元学案》：“尹彦明先生穷居讲论，不肯少自贬屈。拱手敛足，即醉后未尝别移一处。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毕置架上，凡百严整有常。一僧见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谓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
第取《朱子语类》观之，当时学子对于其师之一话一言，皆谨录之，以为世法。录者九十九人，成书至一百四十卷，亦自古所未有也。所惜者，古代教育必兼礼乐，庄敬和乐，内外兼之。宋时礼乐均失传，故惟恃教者之躬行，示之模范，而以口语辅之，学者或有执滞于语言，
《宋元学案》：“上蔡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语。’伯淳曰：‘与贤说话，却是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着一边。’”
及病其拘苦者。
《宋元学案》：“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重，人不敢近也。”
《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胡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士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及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
要之，人师之多，人格之高，蔑有过于宋者也。
（三）哲学之大昌也。宋儒之哲学，大抵本于《周易》《洪范》，而各加以推阐之功。司马光作《潜虚》，立原荧本卝基之名象；邵雍作《皇极经世》，立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太刚、太柔、少刚、少柔之名象。盖一则出于五行，一则出于八卦也。周敦颐作《太极图》及《说》，首曰“无极而太极”，其说更进于《系辞》。而儒家为此龂龂争辩，累世不休。
《与朱熹书》（陆象山）曰：“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
朱熹《答书》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计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今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若于此看得破，方见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前书所谓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为当时若不如此两下说破，则读者错认语意，必有偏见之病。”“《老子》：‘复归于无极。’无极乃无穷之义，如庄生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云尔。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其实“无极”二字，即出于道家，亦无碍于学理。太极之先，自必有无极，周、朱皆见及此，而陆似执着于学派家法，而未求之于太极之先也。然诸儒公认太极以下诸说，而力争太极以上有无无极之义，其不囿于人生观，而必欲穷宇宙之原理，亦为前此儒家所未有矣。张子及二程子，虽不言无极、太极之理，而张载推本于太和。
《正蒙》（张载）：“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12]
明道推本于乾元一气，
《二程全书》：“凡人类禽兽草木，莫非乾元一气所生。”[13]
亦皆有意说明人物之本源。而程子谓“冲穆无朕，万象森然已具”，尤有契于此旨。
《二程全书》：“冲穆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是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来，教入涂辙。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
盖宋之大儒，皆尝从静养中作工夫。故其所见所证，确然有以见万物一体，而有无朕无形、万化自具之妙。故或说性即理，
《二程全书》：“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朱熹《中庸注》：“性即理也。”
或说天即理，
《论语注》（朱熹）：“天即理也。”
其名义尽自分立，其理性无不贯澈。大抵周、秦经子之书，已蕴其端，至宋始发挥透辟。世或斥其说为古人所未有，或谓其涉于异端，如戴震曰：“《大学》开卷说虚灵不昧，便涉异学。以具众理而应万事，非心字之旨。《论语》开卷说可以明善而复其初，出《庄严》，全非《孟子》扩充言学之意， 《中庸》开卷说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要皆未尝亲证宋儒所造之境，惟就文字训诂测之耳。
（四）本末之一贯也。自宋以前，儒者之学，仅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而不甚讲求玄远高深之原理。道、释二氏，则又外于伦纪，而为绝人出世之想。惟宋之诸儒，言心言性，务极其精微；而于人事，复各求其至当，所谓明体达用，本末兼赅，此尤宋儒之特色也。虽其中亦有偏于虚寂，颇近禅学者，而程、朱诸儒，则皆一天人，合内外，而无所不备。
《宋元学案》：“唐一庵曰：明道之学，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内外，立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伦，务于穷神知化而能开物成务。”伊川曰：“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人恶多事，或人悯之；世事虽多，尽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责谁做。”朱熹曰：“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闭户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事物。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貌言视听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征，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得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研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
即象山之学，亦以宇宙内事为己分内事，
《宋元学案》：“陆九渊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故其服官治政，治效卓然，亦非徒事玄虚、不务人事也。近人病宋学者，往往以为宋学虚而不实，或病其无用，或病其迂腐，要皆未知宋儒之实际也。观张载《西铭》，
《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及《论语说》，
《论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心量之广远，迥非区区囿于一个人、一家族、一社会、一国家、一时代者所可及。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此其所以独成为中国唐、五代以后勃兴之学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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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司马光、欧阳修等，皆熟习唐、五代之史事，且深痛其时之人不知礼义廉耻，以致亡国。
[2] 唐韩愈作《原道》排佛、老，李翱作《复性书》述《大学》《中庸》之说，皆宋儒之先声。近人谓程子始提倡《学》《庸》之说，不知本出于翱。
[3] 如邵康节之《皇极经世》、司马光之《潜虚》之类。
[4] 如薛季宣、陈傅良、叶適、陈亮之类，世所称永嘉、永康学派者是也。
[5] 如张横渠之类。
[6] 如蔡元定之类。
[7] 《象山语录》亦曰：“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8] 《宋史·朱熹传》：“刘德秀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学日急，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9] 此可见宋儒教人，专望人之自觉自动，并不取干涉主义。
[10] 程端蒙、董铢，皆朱熹弟子。二人所定学则，世称《程董学则》。
[11] 此与《白鹿洞教条》，似有初学与成人之分。《白鹿洞教条》示成人也，《程董学则》示初学也。两者皆从积极方面言，不专事消极也。
[12] 此所谓太和，当即《易》所谓太极。
[13] 此义亦是本于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