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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历代虽有与各国通商互市之事，然在满清道、咸以前，大都锁国独立，其经济之变迁，要皆限于国内。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陬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足者，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语物力之开发，则为远轶于前；论财政之困难，又觉迥殊于古。而国民之思想道德，根于经济之变迁而变迁者，尤为治史者所当深究矣。
经济之变迁无他，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新兴之业与外人相竞争，而卒之仍为外人所操纵，而吾国之巧黠者又袭取其术以操纵吾愚民，而愚民遂日随以颠倒而已。集中之法，第一在通商市埠。商埠之开，始多迫于条约，继则自保利权，轮舶走集，物货填委，其附近各地及与之关连者，罔不仰通商大埠之鼻息。而此通商大埠，又听命于世界各大商场，铜山东崩，洛钟西应，牵连钩贯，而盈亏消息，恒多不能自主。此数十年间经济变迁之主因也。
各省商埠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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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为公司。吾国商业，从来虽有独资合资之别，要皆无大规模。自与西人通商，震于其公司之财力雄厚，知非小商业所能抵制，则集小资本为大资本，而公司之制以兴。同、光之间，李鸿章创办轮船、织布等局，招商集股，尚未名为公司。
《李文忠公奏稿·复陈招商局疏》：“轮船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已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试办织布局折》：“饬据郑观应等拟禀估需成本银四十万两，分招商股足数，议有合同条规，尚属周妥。当经批准，先在上海设局试办。”
其后各省经营铁路，相率仿行公司之制。清廷修订商律，首颁公司法，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分公司、股分有限公司四种。
《公司律》：“第一条，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共分四种：一合资公司，一合资有限公司，一股分公司，一股分有限公司。第四条，合资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公取一名号者。第六条，合资有限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营业，声明以所集资本为限者。第十条，股分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者。第十三条，股分有限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
民国初年，颁行公司条例，又为改定名称，
《公司条例》：“第一条，本条例所称公司，谓以商行为业而设立之团体。第二条，公司共分为四种：一无限公司，二两合公司，三股分有限公司，四股分两合公司。”
并定保息条例，以示提倡大规模商业之意，而公司之数乃日增。
《第三次农商统计表》：“民国二年调查，五年印行。内载全国公司数凡一一一○家，资本金共九○五二二一七二元，公积金共一六七五二八七元。”
然公司法律虽极严密，其权往往操之大股东及经理人之手，小资本之股东，目击其腐败而无可如何，惟有听其浪掷。久之而股分公司之信用堕落，已成者破产倒闭，未成者或积久而不能募集焉。民国十年，颁行《交易所条例》，买卖证券者，尤举国若狂。经济变迁，益趋激烈，因之贫困自杀者，时有所闻。盖经济集中，则影响孔巨，投机之业，尤以引人妄念。诈欺奢侈，相因而生，举凡从前俭勤谨信之德，率缘经济之潮流而变矣。
其次则为银行。吾国昔之操金融权者，惟钱庄与票号。钱庄营业不巨，资本亦微。票号流通全国，为汇兑专业，其资本亦不过数十万两。
《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编）[1]：“第五编，山西票庄篇。票号为支那金融机关中最有势力者，其经营者多山西人，严守秘密，研究至难。”“山西票庄之组织，颇为严密，其取引之习惯规矩极严，故其基础坚固。所雇佣者，决不用他省人，而又赏罚严明，使彼等对于业务不倦不挠，且互守秘密不泄。”“自清初迄今，凡经二百数十年，日益繁荣增长。”“其资本大概，小则十万两，大至五六十万两，惟南邦义善源及源丰润，皆百万两。”
甲午战后，讲求变法，始有倡设银行，以为通商惠工之本者。
《光绪政要》二十二年十一月《总理衙门奏复四品京堂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请开设银行折》：“查原奏谓西人通商惠工之本，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亦宜仿行。及另片所奏，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口岸以次添设，由商董自行经理。”“奉旨，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首设中国通商银行，
《民国元年世界年鉴·经济类》：“中国通商银行，为盛宣怀等发起。资本五百万两，创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为股分有限公司之组织，是普通商业银行性质。”
嗣由政府设立户部银行[2]及交通银行。
《中国泉币沿革》：“光绪三十年正月，财政处户部奏由部试办银行。二月，又奏定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三十一年七月，始奏明在京师、天津、上海等处先行开设，是为户部银行。三十四年正月，度支部奏改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并定则例二十四条。宣统三年，革命军起，上海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民国元年，各处均改为中国银行。二年四月十五日，公布《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定章程三十八条。民国三年三月，公布《交通银行则例》二十三条。”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三年《邮传部奏拟设交通银行绾合轮路电邮四政收回利权折》：“拟由臣部设一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五百万两，招募商股六成，由臣部认股四成，名曰交通银行，将轮路电邮各局存款，改由该行经理。就臣部各项借款，合而统计，以握其经画之权，一切经营，悉照各国普通商业银行办法。”
《世界年鉴》：“中国银行，由中华民国政府设立，资本五千万两，总行在北京，各省均有分行。”“凡政府发行之期票、汇票及公债票等，皆可贴现及抵押借款，具中央银行性质。”“交通银行，资本五百万两，分为五万股。内百万两，由招商局、电报局及盛氏所承买，余招诸各地商人，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总行在北京，其汉口、天津、上海、南京、香港、广东、芝罘、新加坡、卑南等处，均有分行。其内部组织，分为放款、存款、汇兑三课，系仿西制，具殖业银行之性质。”
民国以来，银行猥多，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设之银行，固为全国经济之枢纽，商民合资开设者，亦竞进而与官立银行争利，于是全国经济，又集中于银行或类似银行之银号钱局之类。
《第三次农商统计表》：“银行类，民国三年，全国银行总数凡五十九家，资本金总额五六七一七二○六元，各户存款额共三四一○二八四一元，纸币发行额共一五八三一四六六元。”
民国十一年银行年鉴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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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一连带之事，不可不并述者，即外人在华所设之银行是也。吾国未设银行之先，西商已在各商埠设立银行，经营中外汇兑兼存款放款之业，其力实足操纵吾国金融。
《世界年鉴》：“通商以来，各埠外国银行之设立，日多一日，以补助其母国商人，攫夺远东商权。外商之能操纵金融者，惟银行是赖，且其资本金及公积金之雄厚，迥非我国银行所及。又能发行纸币，吸收我国现金，故一举手间，社会金融已隐在外人掌握。”“外国银行之在我国者，计十有三家：（一）麦加利银行[3]、（二）花旗银行[4]、（三）英国宝信银行[5]、（四）汇丰银行[6]、（五）中华汇理银行[7]、（六）义丰银行[8]、（七）德华银行[9]、（八）华比银行[10]、（九）东方汇理银行[11]、（十）有利银行[12]、（十一）荷兰银行[13]、（十二）华俄道胜银行[14]、（十三）横滨正金银行。”
而清季贪墨官吏，惧以赃私获罪者，多存储于外国银行，辛亥以来尤甚。欧战之时，各国经济困难，其银行或倒闭，或停付，清之亲贵大僚，损失至巨。而近年之军阀，仍多以其盗取之金钱，辇致外国银行，外人乃取而贷之吾国政府，盘剥重利，干我主权，要我抵品，是至可痛之事也。民国元年，英、美、法、德四国组织银行团，专营借款，嗣又加入俄、日二国，而美国寻即退出。欧战时，银行团解散，至欧战既终，又组织新银行团以谋我，而共同管理财政之声，日有所闻。
《借款团历史及改组新银行团经过》（《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七号）：“借款团新名，在中国始见于1912年，为英、美、法、德所成立。第一次成立，为借给新中华民国建立共和之行政，及发展经济一切用途之经费。本借款，借款团有监督权，担保品为盐税。”“1913年，俄、日两国始新加入借款团，是年三月，美国退出借款团。”“1913年7月，英国提议，以后借款团不借给中国经济借款，只供给政治借款。”“1914年因大战，借款团机关解散。”“1918年6月，美国首发起组织新借款团，集英、法、日、美四国为团员，美国合三十一家银行，共派一财政家，赴中国专门调查。”“1919年5月12日，协商国各重要银行代表，在巴黎开一大会，拟定组织新借款团草案：（一）新团员为英、法、美、日四强国，借款团为借给中国必需借款；（二）新借款团，非徒供给中国政治借款，亦当供给经济借款；（三）新团员各国，因从前借款在中国所得之特权与优先权，当各放置于新借款团，或统还中国。”
而吾国之业银行者，初不以保护国权为意，发行纸币，既极纷歧，经理借款，尤多弊窦。甚至以储蓄之款，为帝制之用；举赢余之利，供政党之事。其以纸币之兑换，价格之涨落，因之获利巨万者，更不足论矣。
近数十年，物价日益腾贵，生计日益困难，推其原因，则货币之淆杂滥伪及价值低落，实为主因之一。观民国二年泉币司之调查，各省银铜货币之庞杂，已可概见。
《中国泉币沿革》：“现行银铜币统计：据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财政部泉币司所制之调查表，计天津、广东、武昌、四川、江南、奉天、云南、湖南、河南、福建、吉林、江苏、清江、安徽、山东、江西、浙江十七处银铜元局厂，自开办以来，截至是年报告之时为止[15]，其枚数及折合元数[16]，分列表如下。
如表总计，合银元789 971 301.333，约言之可称79 000万元。其中一元银主币约占20 600万余，五角以下银辅币约占28 600万余[17]，铜辅币约占21 700万余[18]。银铜辅币合计约50 300万余，与一元主币之数相较，大约主币居一而辅币几居三。统计局厂十七处，惟津、粤、鄂、川、宁、奉、滇、吉八厂，银铜币并铸，其余湘、豫、闽、苏、皖、鲁、赣、浙、清江九厂，均只铸铜币。现在只留津、粤、鄂、川、宁、奉、滇、湘八厂，余均停撤。”
清季及民国初年，均拟整顿钱币，颁行条例，皆不果行。
《中国泉币沿革》：“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度支部奏厘定币制，酌拟则例，同日明谕内外大臣，遵照则例，切实奉行。”“民国三年二月八日，颁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三月八日，特设币制局，监督进行，议借外债，克期办理。秋间欧战忽起，借款无望，年杪总裁辞职，撤局。”
近年币制日益紊乱，发行兑换券之银行，既日出不穷，已经停铸之铜元局，又重行开铸，虽经人民之呼吁，而在位者竟无术以剂其敝焉。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三号）：“改革币制之条陈，裒然成帙，然民国币制破坏扰乱，甚于前清。即就兑换券一端言之，民国四年十月，政府曾拟订取缔条例，凡已经发行纸币之银钱行号，有特别规定者，于营业年限后，应即全数收回；无特别规定者，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陆续收回；未发行者，概不得发行。乃三年来，凡称中外合办银行，无不特许发行纸币，即一二与政府当局有关系之银行，亦享此特权，致令市面纸币驳杂，商民疑惧……流弊所至，必至相率滥发，扰乱金融。一旦有停兑之事，全国将蒙其殃……至于停铸铜元，中国商民之吁请，外国商会之要求，至再至三，政府已允饬令各厂一律停铸。乃昨年以来，因筹款无法，向外商赊购生铜，密令南京、武昌等厂铸铜元，变售银元，以铸余利充行政经费。于是各省效尤，纷纷加铸。安庆、开封已奉部令裁撤之铜元局，均已开铸铜元。近闻天津总厂，至有以全厂押借外款，专铸铜元，并发行铜元券之说……图目前之少利，坏国家之大法，势必至以整理弊制之权，授之外人而后已。”
清代国用，岁不过数千万两。
《清财政考略》：“顺治七年以前，每岁入数14 859 000余两，出数15 734 000余两。”“康熙六十年，地丁银2 800余万两，盐课银370万两，关税杂税300万有奇，米麦690万担各有奇。”“雍正元年，岁入计共4 000余万。”“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 359万，岁出3 177万，而漕粮兵粮不与。”“嘉庆十七年，岁入银4 013万有奇，岁出银3 510有奇。”“道光二十二年，岁入地丁盐课关税共银3 714万，岁出3 150余万。”“同治末年，岁入6 000余万，岁出在7 000万上下。”
宣统之末，增至三亿数千万元。
《宣统四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银350 859 982元”，“岁出总计银356 361 607元”，“出入相抵，共亏银5 501 625元”。
至民国八年，增至五亿元。
《民国八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490 419 786元”，“岁出总计495 762 888元。”
其支出之最巨者，厥惟军费，以光绪甲午以前额军饷干及勇饷之数，较之民国海陆军费之数，真有天壤之别。
光绪会计表 出项总表
民国元年及八年军费表
盖民国一年中所用于陆海军之费，可以供同、光以前政府全部之经费三四倍而有余。即比之宣统末年之国用，亦已占其三分之二，而其他独立省份所用之军费，尚不在北京政府预算之内，此岂国民所能担负乎！
国用增加，则恃内外债以救目前之急，而外资遂源源输入，一方则患其贫，一方则见其富。债款集中，而使用此债款者，任意挥霍，奢侈无艺。畸形之发达，乃以此十数年中为骤。居必洋房，行必汽车，赌博冶游，日支千万无吝色，问其来源，皆国债也。前清国债，自庚子赔款外，仅以中日战役之后所借七次外债为最巨[19]。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甲午以后，连借外债七次，统计债额银1 000万两。法金4万佛郎，英金3 700万镑。”
其清末币制借款，仅付四十万镑，余未及交而革命事起。
《国债辑要》：“1911年一千万镑之大借款，两方交涉，正在困难之中，忽辛亥之乱起，四国银行团仅交付四十万镑之前付金，其余均一时终止。”
民国以来，政纲瓦解，中央政府不能节制地方，举凡到期之外债，急需之军费政费，举恃外债以应之。于是逐年以债累债，积至十二万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外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102 90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0 040万元，合计约122 940余万元。）而各省单独所负之债及交通部之债额，尚不在内。
《国债辑要》：“铁道外资总额，合计30 989 000镑。”
此民国政府所以为世所诟病也。清季尝募昭信股票及爱国公债，是为内债之滥觞。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我国内债，滥觞于前清光绪甲午年昭信股票之发行，定额10 000万两，年息五厘，二十年还清。然其时人民鲜知运用公债之利，当道办理多未得法，以致购买无人，率归失败。辛亥事起，清政府复发行爱国公债，定额3 000万元，年息六厘，通共收数不满1 200万元。”
民国以来，以外债之不能应手，累年发行国内公债，积至民国十一年，凡欠内债四亿五千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内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20 84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4 900余万元，合计约45 740余万元。）论者谓国民之实力即此可觇。然以人民有限之财，供当局无厌之欲，要亦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耳。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民国发行内债，计元年公债12 000余万元，三年公债2 400万元，四年公债2 400万元，五年公债1 500余万元，七年长短期公债70余万元，八年公债1 900余万元，八厘军需公债570余万元。整理金融公债，截至最近止，已发行4 700余万元，共计票面30 000万余元。其间市价高低不一，以目下市价计之，约计现洋20 000万元左右，此皆募自民间者……年来变乱相乘，公私交困，而能吸收内债如此之巨，孰谓吾国民无实力乎。”
经济之变迁，全视人口与物质之关系。清代人口，虽无精确之统计，然当道光中已达四百兆之数。太平军之后，人口锐减。同、光以来，生息又复其故。稽其约数，最近之人口，殆不下四亿三千余万。而近人之欲望与需要，远轶于前数十年，供求不相应，则时时现恐慌之状。道德之堕落因之，思想之激烈因之，是亦自然之趋势也。
近数十年人口约数表
[20][21]
人口增加，而土地初未增拓，则生计自然日形困难。以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观之，全国农田园圃凡十五万万余亩，以四百兆人分之，一人不足四亩，即以所列荒田合计，亦不过人得五亩，而常年灾歉之地，又占三分之一强，此所以常悬民食不足之问题也。
《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各省田圃面积，1 578 347 925亩。荒地面积，578 867 296亩。灾歉田地面积，653 475 445亩。”
吾国北方人民多食豆麦杂粮，南方人民则全食米，米价腾贵，则百物之价值随之而长。各地米价虽不一致，以上海近年米价腾贵推之，即可得其梗概。
《民食问题》（《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五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担约五元。到去年十二月[22]已经涨到七元二角；今年四五月间，到了八元五角；六月初间，到了十一元；二十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
吾国号称农业立国，然每年尚须购入食米数百万担或数十万担。列食米出入口表如后。
民国元年至八年食米出入口统计表
故遇大荒，或邻国荒歉，需购吾米之时，则食料不敷分配，而贫民有因以断炊者矣。
近年世界各国，因经济之变迁，而致工人罢工者，所在皆是。吾国受其影响，以及国内经济之变迁，亦时有罢工之举，而劳工问题遂为社会最重要之一事。虽都会及商埠与内地情形迥殊，不可一概而论，然牵联钩贯，各地之工价随时增长，亦如潮流之澎渤。试就清末汉口工厂之工价与近年广州劳工之工价相较，即知其增长之趋势矣：
《汉口》[23]：
武昌织布厂工2 000人，工钱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日一人200文，中等150文，下等100文。执业之时间，午前自六时至十二时，午后自一时至六时，夜晚七时至十一时……纺纱局职工一千五六百人，工钱分三等：上等400文，中等300文，下等100文以上。执业之时间，午前六时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至六时，目下虽不为夜业，若有夜业时，则给以一日分之工钱……官丝局职工470人，皆系女工，工钱上等180文，中等120文，下等90文。执业时间，午前自六时半至十一时半，正午自十二时至六时半……第一工场职工453人，男工一日最高15仙，最低7仙；女工最高13仙，最低6仙。执业时间，每日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汉阳铁政局职工，男工400余人，女工1 000人以上。炉子房男工，月薪6元，押板房6元，脱板房4元，上药房6元，轧刀房6元，装盒房女工每日5仙，抽斗业5仙，成包房7仙。
《广州劳工状况调查表》[24]（郑筹伯）：
织布工厂内漂纱及上机用男工，月薪十余元。织布则多女工，每织布一丈，得工值5分，每日约得2——3角。织毛巾者多女工，每织一打，得工值3角，日可获4——5角。机器工人月薪可得20——30元。造木船工人月薪不过7——8元，造汽船者恒至20——30元。电灯工人，分修路线与厂内司机二种。厂内司机者，月薪数十元，工作时间分日夜班；每班约八时至十时；修理路线者，月薪仅8——10元耳。建筑工人，分泥水、造木两种，所业虽各不同，而工作必须互相联络。工值从前每日3角，近日已涨至7角。店主得1角，工人得6角。工作时间，如每日由六时开工，则至九时必休息一时或二时，至十一时后开工，至一时又必暂停，下午五时，则一日之工作完矣。人力车夫，日夜二人交替，合租一车。如遇旺时，日夜可得1元8角余，除车租外，实得一元二三角。二人均分，每人得6——7角。
国内之地，不足以养其人，则必求食于国外。华人之移殖海外者，远起宋元，至明代而渐盛。清代严海禁，而冒禁出洋者殊夥，大抵皆闽、广人也。清季华工之出洋者益多，往往受外人之排斥，而政府初不保护之，任其自为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同治十二年，古巴之夏湾拿（Havana）有虐待华工事，政府与日斯巴尼亚交涉，至光绪三年始议结。废同治三年招工之约，听华侨之自为谋。”“光绪六年《中美续约》，中国承认美国得有限定在美华工人数及华工居美年数之权。”“是后十余年，美国对于华工之取缔，逐渐加严。而欧工之中之爱尔兰人，仇视华工亦日以加厉。中国既承认美国之有权限制，则惟有听其所为而已。”“二十年，驻美公使杨儒与之订《中美保工条约》，中国允自禁华工之前往。”“从此，在美华工有减无增。”
间思吸取华侨之金钱，则派员一巡视，而名为爱护侨民，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四年，命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历经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腊之汶岛，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
而于外人之苛待，固无术以抵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英荷所属之马来半岛及东印度群岛，华商颇占势力，而侨民之数亦特多。英属各大埠，我国早设置领事，而荷兰属地则否，华侨深以为苦。光绪三十年以后，荷人对于华侨更设种种之苛例，侨民大窘，屡告急于政府。宣统三年，始设立领事条约。”
论者谓吾国通商口岸输入恒超过输出，而其所恃以抵补者，在海外工商能以其工资及商业所得，输入祖国，然其数虽不能确定，大致亦甚微也。
吾国之对外贸易总额，年有增加，自表面观之，亦可谓为经济之进步。
《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三号《三十年来之经济进展观》：“国际贸易之有统计，始于光绪三年之海关册。全国进出口总数，自光绪三年以至十三年，均在20 000万两以内，其后历年增加。光绪三十四年增至60 000万两左右，宣统年间增至80 000万两左右，民国五年增至90 000万两左右，迨及民国十年，则历年增进，竟达于150 000万两。”“在光绪十九年间，全国贸易进出口总数，共为27 000千余万两。今则十年度，上海一埠之贸易总额数，已有63 000千余万两之巨，殆两倍于当年之全国总数。苟就贸易统计以观察之，则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之趋势，固不能谓为无进展也。”
然自通商以来，仅有光绪二年，出口之数超过入口，余均有绌无赢。
《四十年来中国贸易统计》：“输出超过输入，仅最初光绪二年，计赢1 000余万两。自光绪三年起，无岁不绌。光绪六年，绌数最少，为140万余两。民国九年，绌数最多，为22 061万余两。民国三年，欧战发生，各国军事倥偬，无暇扩张商业，我国正宜利用时机，大兴实业，发展对外贸易，以求输出之增加。乃当民国四年欧战正烈之时，虽输入顿减，尚绌至3 561万余两之巨。”“此四十五年中共绌2 921 997 339两。除光绪二年，赢10 580 938两，实绌2 911 416 461两，平均每年约绌6 470万两。”
故吾谓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新兴之业，与外人相竞争，而卒之仍为外人所操纵也。
* * *
[1] 按此书有宣统二年经济学会编译本，改名《中国经济全书》。
[2] 后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改为中国银行。
[3] 1853年立。
[4] 1901年立。
[5] 1902年立。
[6] 1867年立。
[7] 1891年立。
[8] 未详。
[9] 欧战中停办。
[10] 1903年立。
[11] 1875年立。
[12] 1892年立。
[13] 1844年立。
[14] 1896年立，欧战中停办。
[15] 除川厂所铸藏元不计。
[16] 折合元数，以十角或千文合一元。
[17] 二角者约占24 600余万。
[18] 十文者实占28 500余万。
[19] 同、光间借款，在甲午前后陆续还清。
[20] 以上均据民国元年《世界年鉴》。
[21] 以上据海关册。
[22] 民国八年。
[23] 日本水野幸吉著，光绪三十四年刘鸿枢译。
[24] 《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