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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庙寝通考
宫室恶乎始乎？易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处则复土于地而居之。诗所谓“陶复陶穴”者是也。说文：“，地室也。”当是之时，唯有室而已，而堂与房无有也。初为宫室时亦然。故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堂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后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户、牖以达于堂，有侧户以达于房，有向以启于庭。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备也。故室者，又宫室之主也。明乎室为宫室之始及宫室之主，而古宫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国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贵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断非一室所能容，而堂与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处时，其情状余不敢知。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为四栋之屋，使其堂各向东西南北，于外则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为观美。明堂、辟雍、宗庙、大小寝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扩大之、缘饰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记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数。吕氏春秋 十二纪、小戴记 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个。尚书大传略同。唯改四大庙为正室。大戴记 （盛德）〔明堂〕篇[一]则言“九室”。此三者之说，已不相合。今试由上章所言考之，则吕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实为古制。考工记中“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等语，均与古宫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则显与自说相抵牾。至大戴“九室”之说，实为秦制。隋书 宇文恺传引礼图，并见聂崇义三礼图。恐秦时据考工记“五室”、吕览“四堂”之文，昧古代堂与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书大传以四堂为四正室。是秦汉间人不知堂与室之分之证也。并四与五则为九矣。说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见玉藻、明堂位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后人误羼入大戴记（盛德）〔明堂〕篇[二]中。则又恐据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室而兼数之。所谓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汉以后，或主五室说，或主九室说。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说，而其位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诸堂之中央及四正，艺文类聚 礼部引古三礼图说。或置诸中央及四隅，郑玄考工记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郑驳五经异义。或置诸堂、个之后。汪中明堂通释。孔广林明堂亿说与汪略同。[三]其主四隅说者，或谓四室接太室之四角为之，聂崇义三礼图如此，戴震考工记图、张惠言仪礼图从之，而又参以月令之“四堂”、“八个”。或谓四室不与太室相属，而远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释所图郑说如此。即同主一说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说者，则或接太室之四角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为四室；聂氏三礼图谓为秦制，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从之。或三三相重，房间通街。后魏李冲所造如此。见隋书牛弘及宇文恺传。又主调停说者，则有若贾思伯于太室四角为四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当考工记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魏书 贾思伯传。有若焦循于太室之角接以四室，而又两分四室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群经宫室图。有若唐仲友于一堂中画东、西、南、北以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于四堂之间者矣。帝王经世图谱。有若阮元以考工记虽言一堂而实有四堂，故为广九筵、修七筵之堂四于外，而于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则又合唐氏之说以考工记之度矣。揅经室续集卷一。然太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义云何？魏李谧、隋牛弘之所诤者不可夺也。又据阮氏之说，则中央之地，修广九筵。今五室所占，纵横仅得六筵，则所余三筵之地如何？于是有若陈澧以三筵之地当五室之壁之厚，而谓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论、牛弘明堂议、李觏明堂定制图等，但务剿说而不能以图明之者，其数尚多。盖斯涂之荆棘久矣。自余说言之，则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于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谓之十二堂。堂后四室相对于内，中央有太室，是为五室。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是为重屋。其中除太室为明堂、宗庙特制外，余皆与寻常宫室无异。其五室、四堂、四旁、两夹、四阿、重屋，皆出于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则虽使巧匠为之，或烦碎而失宜，或宏侈而无当，而其堂与室终不免穷于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阳”之名仅见于尔雅，“总章”之名一见于尸子，而“玄堂”则无闻焉。其名或出后人之缘饰，然其制则古矣。盖此四堂、八个，实与听朔、布政之事相关。听朔之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证之。于文，“王”居“门”中为“闰”。周礼 春官大史：“闰月诏王居门终月。”玉藻：“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先郑注周礼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月无所居，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说文亦云：“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闰，从王在门中。”周礼、玉藻之说，虽有可存疑之处，然文字之证据不可诬也。要之，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未必为听朔、布政而设，而其四堂、八个，适符十二月之数。先王因之而月异其居，以听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势也。然则古者听朔之事，可以“闰”字证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听朔证之。月令之说，固非全无依据矣。且考工记之记明堂，世所视为与月令绝异者也。记但言堂之修广而不言堂数，故自汉以来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两夹”、“四阿”、“重屋”，无不可见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后，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东、西也，夹有东、西也，个有左、右也，而从不闻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则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两夹”亦然。古“夹”、“个”两字，音义皆同。书 顾命及考工记之“夹”，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记此句，自汉以来皆读“四旁两夹窗”为句，孔广森礼学卮言始读“四旁两夹”为句，而以“窗”字属下，读“窗白盛”为句。证以大戴礼之“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其读确不可易。每堂各有两夹，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谓“四旁两夹”也。若“四阿”之释，则或以为四注屋，郑氏考工记“四阿重屋”注。或以“阿”为屋翼，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或以“阿”为楣。程瑶田释宫小记。然郑氏于考工记 匠人“王宫门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礼“当阿”注皆云：“阿，栋也。”盖屋当栋处最高，计屋之高，必自其最高处计之。“门阿之制五雉”，谓自屋之最高处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当之矣。郑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栋，故于“四阿”下解为“四注屋”。然此“四阿”与“王宫门阿”同在匠人一职，不容前后异义，自当从郑君后说。既有四栋，则为四堂无疑。故考工记所言明堂之制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证之而有余。明堂合四堂而为一，故又有“合宫”之称。尸子曰：“黄帝合宫，（殷人）〔有虞氏〕[四]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说不可易也。
四堂之后，各有一室。古者宫室之制，堂后有室，室与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数而别求之于他处者也。则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为四堂后之正室。乃主一堂说者，以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说者，则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说诡僻，不合于古宫室之制。且古之宫室，未有有堂而无室者。有之，则惟习射之榭为然。明堂非习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为堂后之正室，与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当之，可谓舍康庄而行蹊径者矣。
四堂、四室，两两对峙，则其中有广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广袤实与一堂之广相等。左氏传所谓“埋璧于太室之庭”，史记 封禅书载申公之言曰：“黄帝接万灵明庭。”盖均谓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绝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则谓之“太庙太室”。此“太庙”者，非中央别有一庙，即青阳、明堂、总章、玄堂之四太庙也。太庙之“太”，对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对四室而言。又谓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为通用字。故春秋经之“世子”，传作“太子”。论语之“世叔”，左氏传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称“世父”，皆以“大”为义。故书 洛诰、礼 月令、春秋左氏、谷梁传之“太室”，考工记、明堂位、公羊传并称“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为名。嵩高在五岳之中，故古谓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则“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绝大为名。即此一语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略具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殷商卜文中两见“太室”，殷虚书契卷一第三十六页，又卷二第三十六页。此殷宗庙中之太室也。周则各庙皆有之。书 洛诰：“王入太室，祼。”王肃曰：“太室，清庙中央之室。”此东都文王庙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吴彝盖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盖云：“王在周康宫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宫辟太室。”曶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灭，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则成王、康王、穆王诸庙皆有太室，不独文、武庙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庙，亦得于古金文字中证之。克钟云：“王在周康剌宫。”“剌宫”即“烈宫”，古金文皆假“剌”为“烈”。颂鼎颂敦、颂壶、颂盘文同。云：“王在周康卲宫。”“卲”字从召、从卩。“卩”即古“人”字。说文作“佋”，经、传通用“昭”字。寰盘云：“王在周康穆宫。”望敦云：“王在周康宫新宫。”同在宗周之中，又同为康王之庙，而有昭、穆、烈、新四宫。则虽欲不视为一庙中之四堂，不可得也。康宫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当如是。若从先儒所说古宗庙之制，则更无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为五室。宗庙之制亦然。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请举其证。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宫新宫。旦，王格太室。”寰盘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颂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则上所云“王在某宫”者，必谓未旦以前王所寝处之地也。且此事不独见于古金文，虽经、传亦多言之。左传 昭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罗纳诸庄宫”。案：庄宫，庄王之庙。而传文曰“逆”，曰“如”，曰“纳”，皆示居处之意。礼运：“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周语：“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聘礼“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既为居息之地，自不能无室。又所居不恒在一宫，故每宫皆当有之。四宫四室，并太室为五，与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当分属于四堂，又可于此得其确证矣。
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廷，又可由古代册命之礼证之。古天子、诸侯之命群臣也，必于庙中。周礼 春官 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筦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诸侯，则（摈）〔傧〕[五]。”郑注：“王将出命，假祖庙，立依前，南乡。傧者进，当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乡。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前者为天子命诸侯之礼，后者为诸侯命诸臣之礼。然古金文所纪册命之礼，颇与此殊。颂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中略。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章。”寰盘：“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右寰入门，立中廷，北乡。史冓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锡寰。”他器文类此者颇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乡”。就所谓中廷之地，颇有寻绎者焉。案：礼经中言“庭”，皆谓自堂下至门之庭。其言“中庭”者，则谓此庭南北之中。然则上诸器文系“中廷”于入门后，自当为门内之廷。又云“止中廷，北乡”，则又当为南乡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乡”，而王即位于太室，则王必于太室之北设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记，堂修七筵、广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修当如堂九筵之广，则王位与中廷间有太室之修九筵、堂修七筵，又加以庭修之半，前人谓庭修当堂修之三倍。则王与所命者之间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即二百二十二尺。即令堂室之修大减于考工所记，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与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觌，语不得相闻，决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谓此“中廷”当谓太室之廷，但器文于所命者入门后略去升堂、入室诸节耳。盖太室之地，在寻常宫室中本为广廷。太室虽上有重屋，然太室屋与四宫屋之间，四旁通明，汉时犹谓之“通天屋”，隋书牛宏传引蔡邕明堂论。故可谓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谓之“中廷”。此中廷，与礼经所谓“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绝异。太室之修九筵，则所命者立于中廷，距王位不过四筵。故史得受命书于王，所命者得佩命册以出，而册命之礼乃得行焉。且古人于太室本有“廷”称。左传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则，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缘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则不得系之太室。所谓“太室之廷”，犹班固言承明、金马著作之“廷”云尔。故余断言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册命之礼，皆与古宫室之制相关，故不得不详辨之也。然则宗庙之制，有太室，有四宫，而每宫又各有一室。四宫五室，与明堂之制无异。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属四堂，亦于宗庙中始得其最确之证明。而明堂为古宫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然则路寝如何？郑（弘）〔玄〕[六]于毛诗笺、考工记及玉藻注，均谓“明堂、宗庙、路寝同制”，而于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谓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疑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
至燕寝之四屋相对，则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寝，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南宫之有室谓之“适室”，士以下无正寝，即以燕寝之南宫为正寝。北宫之室谓之“下室”，东、西宫之室则谓之“侧室”。四宫相背于外，四室相对于内，与明堂、宗庙同制。其所异者，唯无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 僖二十年传：“西宫灾。西宫者，小寝也。小寝则曷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何休注：“礼，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然丧服传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宫。传曰：“昆弟之义无分，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诸侯三宫，每宫当有相对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宫，当即此相对之四屋之名。内则所谓“自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殆谓是也。士丧礼云：“死于适室。”又云：“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丧大记：“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此“适室”、“下室”，两两对举，则适室、下室为南、北相对之室矣。适室、下室苟为南、北相对之室，则侧室当为东、西相对之室。内则“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是也。又云：“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群室，当谓门塾之室。则或以东、西宫之室为昆弟所居，或以仅有南乡一屋而已。
然则燕寝南、北、东、西四宫，何以知其非各为一宫，而必为相对之四屋乎？曰：以古宫室之有中溜知之也。“中溜”一语，自来注家皆失其解。释名：“室中央曰中溜。古者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郑注月令亦曰：“中〔溜〕[七]，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云。”正义引庾蔚之云：“复穴皆开其上取明，故雨溜之，是以后因名室为中溜。”郑又云：“祀中溜之礼，主设于牖下。”正义以此为郑引逸中溜礼文。正义申之曰：“开牖象溜，故设主于牖下也。”余谓复穴两溜，其理难通；开牖象溜，义尤迂曲。其实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而非四屋相对之宫室，不能兼有东、西、南、北四溜及中溜也。案燕礼：“设洗，当东溜。”郑注：“当东溜者，人君为殿屋也。”正义云：“汉时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汉以况周。”乡饮酒礼：“磬阶间缩溜，北面鼓之。”此南溜也。凡四注屋有东、西、南、北四溜，两下屋有南、北二溜，而皆不能有中溜。今若四屋相对如明堂之制，则无论其为四注屋或两下屋，凡在东者，皆可谓之“东溜”；在西者，均可谓之“西溜”；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溜”，北屋之“南溜”，东屋之“西溜”，西屋之“东溜”，将何以名之哉？虽欲不谓之“中溜”，不可得也。其地在宫室之中，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然则此说于古有征乎？曰：有。檀弓曰：“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殷道也。学者行之。”案士丧礼：浴时，“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巾、柶、鬊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阶间，则殷人所掘之“中溜”，必在室外而不在室内矣。说文 广部：“廇，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后世加“广”作“庭”，义则无异。由说文之例，“庭”字当为“廷”下重文。然说文收“廷”字于（彳）〔廴〕部[八]，“庭”字于广部，而释之曰：“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则许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释，辞虽微异而义则无殊。段氏说文注乃谓：“无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郑君“中溜犹中室”之言，乱许君“廇，中庭”之古义。不知许君释“庭”为宫中，正指无屋之处。证之本书：“闱，宫中之门也”，“壸，宫中道也”，皆指无屋之处言。若在屋下，则有户无门，又恶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宫中也”，其义一也。然则许君所云“廇，中庭也”，亦指中央无屋之处，与上文所言中溜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创说矣。故“中庭”者，对东、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溜”者，对东、西、南、北四溜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溜为之界，故曰“廇，中庭也”。然非发见古宫室之通制，亦无以定中溜之地位。而由中溜之地位，又足以证四屋相对之为古宫室之通制矣。
说斝
说文解字：“斝，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罗参事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云：“案斝从吅，不见与爵同意之状。从冂亦不能象斝形。卜辞‘斝’字作，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腹加硕，甚得斝状。知许书从作者，乃由而讹。卜辞从，象手持之。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转讹者也。又古彝文有字，与此正同，但省耳。其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无流与尾，与传世古斝形状吻合，可为卜辞字之证。又古‘散’字作，与字形颇相近，故后人误认‘斝’为‘散’。韩诗说诸饮器有散无斝，今传世古酒器有斝无散；大于角者，惟斝而已。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云云。余案：参事说是也。浭阳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备列诸酒器，其饮器中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与特牲馈食礼之“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数虽不同，而器则相若。其证一也。礼言饮器之大者，皆“散”“角”或“斝”“角”连文。礼器：“礼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则云：“举斝角，诏妥尸。”皆与“角”连文。言“散”则不言“斝”，言“斝”则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证二也。斝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独以为饮器，又以为灌尊。周礼 司尊彝：“秋尝、冬蒸，祼用斝彝、黄彝。”余见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斝，其器至大，殆与壶、尊之大者所受略同，盖即古之灌尊。则“斝彝”者，其器即以斝为之。郑君“彝画禾稼”之说，决不然矣。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左氏 昭十七年传：“若我用瓘斝、玉瓒。”案：“瓘”当作“灌”。“灌斝”即灌尊。斝所以盛鬯，瓒所用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斝为之。而周礼 鬯人职则云：“凡疈事用散。”“散”既为饮器，又为灌尊，明系“斝”字之讹。其证三也。诗 邶风：“赫如渥赭，公言锡爵。”毛传云：“祭有畀辉、胞、翟、阍者，惠下之道，见惠不过一散。”经言“爵”，而传言“散”。虽以礼诂诗为毛传通例，然疑经文“爵”字本作“斝”，转讹为“散”。后人因“散”字不得其韵，故改为“爵”。实则“散”乃“斝”之讹字。赭、斝为韵，不与上文籥、翟为韵。其证四也。礼有“散爵”，乃杂爵之意。燕礼与大射仪，公与诸臣异尊：公尊谓之“膳尊”，诸臣之尊谓之“散”。酌于公尊，谓之“酌膳”；酌于诸臣之尊，谓之“酌散”。公爵谓之“膳爵”，诸臣之爵谓之“散爵”。是“散”者对“膳”言之。祭统“以散爵献士”，亦对献卿之“玉爵”、献大夫之“瑶爵”言之。散爵，犹言杂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证五也。比而书之，知小学上之所得，有证之古制而悉合者，盖如斯也。
说觥
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若国朝人所命名，则颇有可议者。如阮文达元所藏器有子燮兕觥，其器今在吴县潘氏，不可得见。据文达所记，则云：“器制似爵而高大，盖作犠首形，有两角。”文达名之曰“兕觥”。又为之说曰：“毛诗 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传云：‘角爵也。’毛说盖以‘兕觥’为似角之爵。其制无双柱，无流，同于角；有三足，同于爵。诂训甚明，非谓以兕角为之也”云云。案：阮释毛传非是。[九]然由其所说，足知此器无双柱而有三足，又比爵为高大，与宋以来所名为“角”者无一不合。惟盖作牛首形，与他角盖异。余谓此亦角也。其盖作牛首者，亦犹浭阳端氏所藏飞燕角，其盖作燕张两翅形。皆古人随意象物，未足为“兕觥”之明证也。潍县陈氏有妇兕觥。未见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与阮氏器同。然则传世古器中无“兕觥”乎？曰：有。兕觥之为物，自宋以来冒他器之名，而国朝以后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矣。案：自宋以来，所谓“匜”者有二种：其一，器浅而巨，有足而无盖，其流狭而长；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图之文姬匜有之，他器则否。或无足，而皆有盖，其无盖者，乃出土时失之。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估人谓之“虎头匜”，实则牛首也。博古图十四匜中之启匜、凤匜、三夔匜、父癸匜、文姬匜、遍地雷纹匜、凤夔匜七器，西清古鉴三十匜中之司寇匜、祖匜、伯和匜、女匜、山匜、般匜、利匜、举匜、二牺匜、饕餮匜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诸女匜、弘匜、甫人匜三器，皆属此种。余如积古斋著录之父辛匜、父癸匜盖，筠清馆著录之奉册匜、父辛匜、册父乙匜，攈古录著录之亚匜盖、匜、文父丁匜、诸女匜，并予所见拓本中之析子孙父乙匜、父戊匜、作父乙匜，虽未见原器，然观其铭文，属乙类无疑。中有二匜盖，尤其证也。余以为此非匜也。何以明之？甲类之匜，其铭皆云“某作宝匜”，或云“作旅匜”，或云“作媵匜”，皆有“匜”字。而乙类三十余器中，绝无“匜”字。惟端氏之甫人匜铭云“甫人父作旅匜，其万人用”。然其铭后刻，乃摹吴县曹氏之甫人匜为之者。曹匜有图，乃甲类，非乙类也。此一证也。匜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类之器，其铭多云“作父某宝尊彝”。如父辛匜乃与吴县曹氏、诸城刘氏之父辛尊同文，诸女匜亦与浭阳端氏之诸女方爵同文，皆祭器之证。其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证也。古者，盥水盛于盘，洗匜惟于沃盥时一用之，无须有盖，而乙类皆有之。此三证也。然则既非匜矣，果何物乎？曰：所谓“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类二十余器中，其有盖者居五分之四。其盖端皆作牛首，绝无他形，非如阮氏“兕觥”仅有一器也。其证一。诗小雅、周颂皆云：“兕觥其觩。”毛于“觩”字无训，郑惟云“觩然陈设”而已。案：“觩”，说文作“觓”，当与“朻木”今诗作“樛木”。之“朻”音义相同。觓者，曲也。从“丩”得声之字，如“句”、“”、“纠”等，皆有“曲”意。今诗作“觩”，又假借作“捄”。以诗证之，则大东云“有捄棘匕”，又云“有捄天毕”，良耜云“有捄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觩”。凡匕与角与弓，其形无不曲者。毕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则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类匜器与盖，皆前昂而后低，当流之处，必高于当柄处若干。此由使饮酒时酒不外溢而设。故器、盖二者均觩然有曲意，与小雅、周颂合。其证二。诗疏引五经异义述毛说并礼图皆云“觥大七升”，是于饮器中为最大。今乙类匜比受五升、韩诗说。若六升说文引或说。之斝尤大，其为觥无疑。斝者，假也；觥者，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证三。觥有至大者，所容与尊、壶同。诗 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与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为尊，则兕觥亦尊也。七月“称彼兕觥”则为饮器。盖觥兼盛酒与饮酒二用，与斝同也。立此六证，乙类匜之为兕觥甚明。然此说虽定于余，亦自宋人发之。宋无名氏续考古图有“兕觥”二，其器皆属匜之乙类。此书伪器错出，定名亦多误，独名乙类匜为“兕觥”，乃至当不可易。今特为疏通证明之。然则古礼器之名，虽谓之全定自宋人，无不可也。
说盉
盉见于宋人书中为最早。欧阳公集古录已著录一器。其铭曰：“伯玉子作宝盉。”然古未尝知有是器，亦未尝有是名也。说文：“盉，调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后知其为器名，然皆依傍许氏之说，以为调味之器也。余观浭阳端氏所藏殷时斯禁上列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谓“尊”也。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一、斝一，皆饮酒之器，古之所谓“爵”也。有勺二，则自尊挹酒于爵者也。诸酒器外，惟有一盉，不杂他器。使盉为调味之器，则宜与鼎、鬲同列。今厕于酒器中，是何说也？余谓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设尊也，必有玄酒，故用两壶。其无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谓之“侧尊”，乃礼之简且古者。惟冠礼父之醴子，昏礼赞之醴妇酳媵，及聘礼礼宾等用之。其余嘉礼、宾礼、吉礼，其尊也，无不有玄酒。此玄酒者，岂真虚设而但贵其质乎哉？盖古者，宾主献酢无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恒至数升。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于酒而已矣。昏礼记“妇入寝门，赞者彻尊幂，酌玄酒，三属于尊”，此和之于尊者也。周礼 春官 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郁齐献酌，醴齐缩酌，盎齐涚酌，凡酒修酌”。郑注：“凡酒谓三酒也。‘修’读如‘涤濯’之‘涤’。涤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齐人命浩酒曰‘涤’。”是修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涚齐，贵新也。”是涚酌亦用水也。此皆和之于酌时者也。和水于尊者，挹彼注兹而已。至于酌酒时以水和而泲之，于尊则已巨，于爵则已细。此盉者，盖即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其有梁或銴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于爵也。然则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故端氏铜禁所列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为调味之器，则失之远矣。
说彝
尊、彝皆礼器之总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宝尊彝”，或云“作宝尊”，或云“作宝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礼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壶、卣、罍等总称。又有专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彝”则为共名，而非专名。吕与叔考古图虽列“彝”目，其中诸器，有无足方鼎，有甗，有尊，有卣，有博古图以降所谓“彝”。则吕氏亦未尝以“彝”为一专名也。博古图始以似敦而小者为“彝”，谓为古代盛明水及郁鬯之器，即以周礼 司尊彝之“六彝”当之。嗣后，金文家及图录家均从其说。曩窃疑诸家所谓“彝”之形制，与尊、壶、卣等绝不类，当为盛黍稷之器，而非盛酒之器，苦不得其证。后见潍县陈氏所藏陈侯彝，铭曰：“用作孝武桓公祭器。即‘敦’字异文。”浭阳端氏所藏彝，陶斋吉金录作“□彝”。其铭曰：“作厥敦两，其万年用乡宾。”上虞罗氏所藏一彝，其铭曰：“白作宝敦。”其器皆世之所谓“彝”，而其铭皆作“敦”。可知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谓“彝”以商器为多，而敦则大半周器。盖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异名耳。此说亦非余始发之。陈氏簠齐藏器目有“敦”无“彝”。其所藏陈侯彝，著录家名之为“彝”，而陈目作“敦”。吴县潘文勤攀古楼彝器款识中有伯矩彝等四器，然其家拓本流传者，亦有“敦”无“彝”。伯矩彝四器拓本上皆有“敦”字朱记。盖簠斋晚年已确知“彝”之为敦，故毅然去“彝”目，文勤闻其说而从之。然陈、潘皆无说。故特记之，以正博古图以来千载之误耳。
说俎上
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磬，煮器如鼎、鬲、甗，脯醢器如豆，黍稷器如敦与簠、簋，酒器如尊、壶、卣、罍、勺、爵、觚、觯、角、斝、盉，洗器如盘、匜，兵器如戈、戟、矛、剑，世皆有之。惟俎用木为之，岁久腐朽，是以形制无传焉。案说文：“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诗 鲁颂：“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郑笺则云：“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少牢馈食礼：“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郑注：“‘拒’读为‘介距’之‘距’。俎距，胫中当横节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注：“梡，断木为四足而已。嶡之言蹙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总郑君诗、礼三注，则俎之为物，下有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距，所谓“横”说文：“横，阑木也。”也。横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足当横以下谓之“跗”，同“柎”。说文：“柎，阑足也。”亦谓之“房”。与毛说大异，然有不可通者。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飨宴，则有肴烝。”韦注：“全烝，全其牲体而升之。房，大俎也，谓半解其体升之房也。肴烝，升体解节折之俎也。”则“房烝”者对“全烝”言之，盖升半体之俎，当有两房，半体各置其一，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体之俎。”许君云：“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也。既有两房，则中必有以隔之者。少牢馈食礼之“俎拒”，即谓此隔之之物。盖肠胃皆升于俎，其长短当以俎之大小为节，不容取俎足以为节也。更[一〇]由文字上证之，则“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殷虚卜文及貉子卣则作，作。具见两房、一拒、两肉之形。[一一]由是言之，则“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体之俎，以其似宫室之有左、右房，故谓之“房俎”。若足跗，则不具房形。郑君“堂房”之说，殊为迂远矣。
说俎下
方言、广雅皆云：“俎，几也。”此盖古训。说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古文以为且，又以为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无。则篆文“俎”从且，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盖古时，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说有征乎？曰：有。许书篆文“几”字与古文字皆作从正面视形。然金文作、，或、二形，皆作从侧面视形。案：殷礼器铭屡有语，其异文或作，祖丁卣。或作，父癸爵。或作。齐妇鬲。殷虚书契卷七第二页亦有此字。自宋以来，均释为“析子孙”三字。余谓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子者，尸也。曲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为父尸。曾子问：“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是古之为尸者，其年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两旁之，则周礼所谓“左右玉几”也。周礼 司几筵：“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一二]，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席。然下言诸侯祭祀席“右雕几”；昨席“左彤几”。则天子祭祀席，左右玉几可知。冢宰职：“享先王”，“赞玉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书 顾命牖间、西序、东序、西夹神席皆有几，则“左右几”者，天子尸之几也。其但作者，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其正面，则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其侧面矣。此、二形象几之证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字象匕肉于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载于俎。又匕载之时，匕在鼎左，俎在鼎右。今“”字之左从匕，则其右之象俎明矣。俎作形者，象其西缩有司彻。也。据礼经，俎或西肆，或西缩，而独象其西缩者，从文字结构之便也。此又古以并象俎之证也。字变纵为横，则为字。说文：“，下基也。荐物之，象形，读若箕同。”其所以与、异形者，荐物之时，加诸其上而已。作形而义已见，又文字之结构亦当如是，其与、固非有二字、有二义也。说文所载古文字，亦丌字“丌”亦古文，金文中“其”“典”等均从之。之变。自丌行而、废，遂以为“片”字，为“爿”字，义别而音亦大变，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则俎、几二物，始象以，继象以，其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阑而界为二，“几”乃无之。余则无不同也。秦、汉之俎，与几全同，故直名“几”为“俎”。史记 项羽本纪：“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名切肉之器为“俎”。项羽本纪：“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今传世汉画象所图切肉之器，正作形。汉之俎、几形制如此，则三代俎、几之形盖可知矣。要之，古文字与篆文“且”字，象自上观下之形；、乃自其侧观之；丌与“几”自其正面观之。合此三形，俎之形制略具矣。
说环玦
尔雅 释器：“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环与璧、瑗之异，但以肉之大小别之，意其制度殆与璧同。顾余读春秋左氏传：“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知环非一玉所成。岁在己未，见上虞罗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敛，合三而成规。片之两边各有一孔，古盖以物系之。余谓此即古之环也。环者，完也，对玦而言。阙其一则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谓之“”。环缺其一，故谓之“玦”矣。以此读左氏，乃得其解。后世日趋简易，环与玦皆以一玉为之，遂失其制。而又知古环之非一玉，于是有连环。庄子 天下篇：“连环可解也。”齐策：“秦始皇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知，而解此环者不？’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不知古之环制，如罗氏所藏者，固无不可解也。
说玨朋
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 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于文，“宝”字从玉、从贝，缶声。殷虚卜辞有字殷虚书契前编卷六第三十一页。及字，同上后编卷下第十八页。皆从宀、从玉、从贝，而阙其声，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玨”字，殷虚卜辞作，后编卷上第二十六页。作，前编卷六第六十五页。或作。后编卷下第二十及第四十三页。金文亦作。乙亥敦云：“玉十。”皆古“玨”字也。说文：“玉，象三画之连。，其贯也。”丰意正同。其作、作者，、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也。古系贝之法，与系玉同，故谓之“朋”。其字，卜辞作，前编卷一第三十页。作，卷五第十页。金文作，遽伯寰敦。作，愙鼎。作，庚罴卣。作。且子鼎。又公中彝之“贝五朋”作，抚叔敦盖之“贝十朋”作，戊午爵乃作，甚似“玨”字。而“朋友”之“朋”，卜辞作，前编卷四第三十页。金文或作，杜伯簋。或作。丰姞敦。或从，或从“玨”，知“玨”、“朋”本是一字。此可由字形证之者也。更以字音证之。“玨”自来读古岳反。说文亦以“瑴”字为“玨”之重文，是当从声。然窃意“玨”与“瑴”义同音异。古“玨”字当与“”同读。说文：“，读与‘服’同。”诗与士丧礼作“服”。古文作。古“服”、“”同音。“玨”亦同之，故“”字以之为声。古者玉亦以“備”计，即“玨”之假借。齐侯壶云：“璧二備。”即“二玨”也。古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阴阳对转，故音变为“朋”。音既屡变，形亦小殊。后世遂以“玨”专属之玉，以“朋”专属之贝，而不知其本一字也。又旧说“二玉为玨，五贝为朋”。诗 小雅 菁菁者莪笺。然以“玨”、“”诸字形观之，则一玨之玉、一朋之贝，至少当有六枚。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玨，若一朋。释器：“玉十谓之区。”“区”、“瑴”双声，且同在侯部，知“区”即“瑴”矣。知“区”之即“瑴”，则知“区”之即为“玨”矣。贝制虽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确象二系。康成云：“五贝为朋。”五贝不能分为二系，盖缘古者五贝一系，二系一朋；后失其传，遂误以为五贝一朋耳。观“玨”、“”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数，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许君所谓“指之列不过三”也。余目验古贝，其长不过寸许。必如余说，五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学足以考证古制者如此。
女字说
曲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是古女子有字。然古书所以称女子者，名与？字与？今不可得而知也。说文解字 女部于“嬿”至“奺”十三字皆注曰“女字”，其中除“媭”“婤”、“姶”三字外，皆于经典无征。其所说者，古制与，抑汉制与？亦不可得而知也。余读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六[一三]焉。苏冶妊鼎曰：“苏冶妊作（为）〔虢〕[一四]妀鱼母剩鼎。”“鼎”字原夺，以他器例之，当有此字。“妀”者，苏国之姓。“妀”，器作“妃”，从己，不从巳。古文己姓之“己”作“妃”，“匹”字作“”，区别甚严。郑语曰：“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旧释为“”，非是。“鱼母”，其字也。陈侯鼎曰：“陈侯作□妫囧母媵鼎。”[一五]“妫”者，陈姓；“囧母”[一六]，其字也。又王作鬲曰：“王作姬□母尊鬲。”戏伯鬲曰：“戏白作姬大母尊鬲。”应侯敦曰：“应侯作姬邍母尊敦。”铸公簠曰：“铸公作孟妊车母媵簠。”伯侯父盘曰：“白侯父媵叔□此字从女，亦女姓。猆母凿鎜。”干氏叔子盘曰：“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盘。”陈子匜曰：“陈子作孟妫母剩匜。”[一七]凡此九器，皆母氏为其女作器，而称之曰“某母”者也。齐侯匜曰：“齐侯作虢孟姬良母宝匜。”此夫氏为其妇作器，而称之曰“某母”者也[一八]。京姜鬲曰：“京姜庚母作尊鬲。”姬母鬲曰：“姬母作尊鬲。”姬母鬲曰：“姬母作尊鬲。”郳鬲曰：“郳此字从女，亦女姓。□母铸其羞鬲。”南旁敦曰：“即诗“美孟弋矣”之“弋”，亦女姓。狸母作南旁宝敦。”仲姞匜曰：“中姞义母作旅匜。”此皆女子自作器，或为他人作器，而自称曰“某母”者也。余谓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礼“记”：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当。”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称。”说文“甫”字注亦云：“男子美称也。”然经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则皆作“父”，无作“甫”者，知“父”为本字也。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盖男子之美称莫过于“父”，女子之美称莫过于“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汉人以“某甫”之“甫”为且字，颜氏家训并讥北人读“某父”之“父”与“父母”之“父”无别，胥失之矣。
校勘记
[一]底本及遗书本俱作“盛德”，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改为“明堂”。
[二]底本及遗书本同，今据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改。
[三]遗书本作“汪中明堂通释与孔广森明堂臆说略同”。
[四]底本及遗书本俱作“殷人”，据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版汪继培辑尸子卷下改。
[五]底本及遗书本俱作“摈”，据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改作“傧”。
[六]“郑弘”，王国维后自作正误，作“郑玄”，遗书本从之。
[七]“中”，王国维后自增“溜”字，遗书本同。
[八]“彳”，据说文及遗书本改作“廴”。
[九]王国维于此段文字上自加眉批，遗书本将其补入后文“未足为兕觥之明证也”下小字注中，在“潍县陈氏”之前，并于文末加一“又”字，如下：揅经室四集七赋得周兕觥诗注云：“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盖，盖作牺首。”其诗云：“兕觥高似爵，有盖制特强。盖流作牺首，斛然额角长。盖叶亦如叶，相合诚相当。左右各有缺，双柱居其旁。”则又有流有柱，与积古斋款识跋中所记互异。去岁见贝子溥伦延鸿阁所藏父丙角，盖亦作牺首形，有流无柱。端氏飞燕角则并无流。不知阮氏器究何如也。
[一〇]“少牢馈食礼”以下至“由文字”以上，王国维自批校改为（遗书本同）：案公食大夫礼：“肠、胃、肤皆横诸俎，垂之。”既垂于俎外，则郑注“俎足”之说是也。
[一一]“两房、一拒、两肉之形”，王国维后自删“一拒”二字，并于“之形”以下增下列文字：而其中之横画，即所以隔之之物也。遗书本同。
[一二]“设黼依”，据周礼注疏及遗书本补。周礼注疏其间尚有“依前南乡，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等文字。
[一三]“六”，王国维自批校改为“七”，遗书本同。
[一四]“作虢”，底本原作“作为”，据王国维自批校及遗书本改。
[一五]“鼎”字以下，王国维自增补下列文字：陈侯匜曰：“子作孟妫母媵匜。”遗书本同。
[一六]“囧母”下，王国维自增补“母”二字，遗书本同。
[一七]“陈子匜”至“凡此九器”以上十四字，遗书本无。
[一八]“者也”以下，王国维后自增入下列文字：辛仲姬鼎曰：“辛中姬皇母作尊鼎。”遗书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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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三·艺林三），此标题为编者拟。